我在东新二中上小学

刘源森

1960年春节后，父亲将母亲及4个妹妹接去云南，叔父把祖母及我接到了古蔺。从此，我们一家又脱离了富顺老家的农村生活。我开始了在古蔺长达十二年的人生旅途。

叔父刘玉才是二中教师，是党支部成员兼组织人事干事。因参加泸州专区群英会和县里的会议，很快3月1日又要开学了，只好把我托付给张淑函老师先带到二中。去二中的路途遥远，又坐车又走路，好不容易到了东新二中，吃住虽然有人安排，只有11岁的我举目无亲，倍感孤独和凄凉。慢慢地认识了二中老师们的子女后才渐渐开朗起来。记忆中有魏辅伦的子女魏娜、菲莎，江济才老师之子江克伦、江克宇，张应辉老师之妹张应聪、女儿张宇，聂老师之子聂勋明，杨老师之女杨秋等。因地方发音不同语言交流开始有点不明白，渐渐能懂了。他们把弟弟叫“根儿”，南瓜叫“荒瓜”，核桃叫“哈桃”。

我是五年级春季开始上东新小学的祁承远，关忠云当过班主任，教导主任叫唐顺厚。在一次作文时我用了“有气无力”来描写庄稼干旱，得到了老师的大力表扬。关老师讲三年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慷慨激昂，眉飞色舞，至今难忘。当年正好出了少年英雄刘文学，我仍记得那首赞歌：“渠江水呀弯又长，有颗红心放光芒，模范队员刘文学，英雄事迹传四方。” 

那时是三年饥荒时期，因吃不饱营养不良，不少人得了肿病，甚至饿死。二中除教学外，每个教研组分了地，种植蔬菜，轮流作庄办蔬菜宴。教师子女们也每人一小块地钟菜。江克宇二弟兄种得最好，南瓜土上足底肥，长出的瓜秧很粗壮；而我种的又瘦又黄比不上他们的。

暑假全县中学老师集中到东新二中学习，一是比县城凉爽，二是二中的蔬菜可解除饥饿。放了学后，我与班上代其洲同学跑去龙圹小河沟里钓鱼，用大头针或缝衣针作钓钩，用麦杆或高粮杆当浮漂，缝衣线作钓鱼线，选一小竹竿或黄荆棍作钓竿，一次能钓二、三十条小鲫鱼。有一天鱼口好，天黑了还舍不得回家，叔父只好买了包子来找我。退休后至今仍把垂钓当作爱好，就是在东新那时培养的。为改善生活，我们还喂了不少兔子，放学后就提上筐子去摘兔草。二中61级的同学李玉珍、侯文芬常常帮助我打扫卫生。

当时老师勉励我们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初中，不讲大道理，提出了很现实又实惠的口号：为32斤而奋斗！居民定量每人每月25斤，考上中学可计划供应32斤。我们考初中是集体到大村去统一考试。老师带着61年毕业的同学从东新步行到大村。当晚住大村小学教室书桌上。许多同学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很是兴奋，因步行几十里山路，感觉疲倦的同学先入睡，而兴奋过余的同学就开玩笑，把睡着的同学弄醒或拖下地，你打我一下，我摸你一下，弄得大家都没休息好。第二天考试，我把题做完后，头靠书桌想检查一下试卷，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监考老师见我做完所有试题，也没叫醒我，继续让我睡。

不久录取通知书到了，东新小学只有范其文、程永霞和我三位考上初中。六一级初中班中的冯永宽、李玉珍、丁仿伦、曾武强等人也考上了高中，来二中与大家告别，打算去古蔺中学读高中，我听了也赶忙收拾衣服被盖，跟着他们步行前往古蔺县城。那时交通落后，东新不通汽车，往外走都得步行，收个挂号信还得跑几十里山路去大村领取。

到了蔺中报名，将录取通知书递上，报名的老师翻了好久花名册都找不到我的名字，又看通知书没问题，正好朱联元校长经过，老师忙向朱校长汇报，朱校长在二中任校长处认识我，他说：“加个名字不就成了？”这样，我就于61年9月正式成了蔺中初六四级（一）班的学生。当年，因三年困难时期，古蔺东新二中、摩尼三中、白沙初中都停办了，按区域划分我应到皇华四中读初中，就这样阴差阳错与四中擦肩而过。后来四中考上蔺中高中的同学说：“刘源森，你这个名字太熟了，一直没见面，今天终于见到了。”

我从61年至70年初中、高中、文革都住在蔺中，70年下乡上山到玉田当知青，当年高中班主任罗荣汉老师仍在他寝室里为我铺了床位，他后来调回珙县当了校长、部长、政协副主任等职，我与罗老师的师生情谊一直未曾断过。

刘源森于成都

201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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