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人文地理大纲[1]（上）
同志们：
这次我讲的题目是：泸州人文地理大纲。既云大纲，也就只是大要，主要围绕自然环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展开。限于时间，今天先讲泸州的自然环境、政治和古代经济地理。政治地理，课前已经印发讲义，只讲几个要点，主要讲经济地理。
泸州是长江上游除去重庆以外最大的港埠。一江水运，把她与全国相连。历史上,川南、黔北、滇东北的大宗物资，年年在这里中转集散。早在宋代，这里就已是每年征收商税10万贯以上的全国26个商业城市之一。险要的地理位置与发达的经济和交通，使泸州成为历代兵家必争的形胜之地；泸州老窖特曲和郎酒名扬中外，使泸州成为中国的名酒之城。公元1916年，蔡锷指挥护国军在这里浴血奋战，推翻袁世凯，再造共和；1926年，刘伯承指挥“泸州起义”,被确认为“八一南昌起义的预演”；1935年，毛泽东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1949年12月3日，泸州解放,1950年8月15日，泸州市人民政府成立。1983年，改建为设区的地级市；1994年，经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5年，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卫生城市”。
新世纪 新泸州（周永叙摄）
一、 自然地理
泸州坐落四川盆地南缘，地当东经105度8分41秒～106度28分，北纬27度39分～29度20分。东邻重庆，南接滇黔，西连宜宾、自贡，北与内江相通。与江安、富顺、隆昌、荣昌、永川、江津、赤水、习水、仁怀、镇雄、毕节市七星岗区、大方、金沙诸县（市、区）接壤。全市幅员面积12242．9平方公里，下辖江阳、龙马潭、纳溪三区和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2012年末人口520万。
泸州地势南高北低，处于四川盆地南部丘陵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境内76条江河纵横交错，长江自西南向东北方向穿境而过；沱江自西向东流来，在泸州城下汇入长江；永宁河、赤水河从云南境内流来，穿过古蔺、叙永，分别在合江和纳溪城下与长江汇合，构成以长江河谷为最低点，两侧地势向河谷倾斜的高梯降地貌，海拔高度最低203米，最高1900米。
境内气候温和，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冬无严寒，常年平均温度18．2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1041．2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1140．1小时，无霜期330天以上，适宜农业耕作。长江河谷相对湿度大，夏季闷热，杨升庵说：“天下三伏，泸州六伏。”
泸州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境内陆下天然气储存量407亿立方米，占川渝两省（市）总储存量的三分之一；古蔺叙永二县的“古叙煤田”原煤储存量在52亿吨以上，是四川尚未开发的最后一块大煤田；中国是贫硫国，泸州硫铁矿的蕴藏量却非常丰富，有35亿吨之多，占全国总蕴藏量的13%。
二、政治地理
所谓政治地理，主要是历史上的建置沿革与政权变迁。关于这个问题，课前已经印发讲义，今天只讲几个作为地方报纸记者必须了解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野猫洞等地出土的古猿和原始人类化石证明，至迟是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泸州这块土地上，就已有人类活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的大军里，有包括今日泸州地区人民在内的巴族八姓，载歌载舞，为王前驱，冲锋陷阵。当时，今日泸州地区这块土地上的土著居民，主要是古老的濮人、僰人和彝人（当时总称之为巴人）。周代，以江州（今重庆）为中心的巴国建立起来，泸州这块土地，当时就在巴国境内。
泸州古名江阳。水北为阳。江阳县枕带双流，据江洛之会，坐落大江北岸，所以得名江阳。汉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因为在平定吴楚之乱中立下军功，赵国丞相苏嘉受封为江阳侯，建立江阳侯国。泸州地方史的确切纪年，也就从这一年开始。
江阳与苻（今合江）并为先秦古县。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公元前314年，在巴国故地上建置巴郡。接着，又在蜀国故地上建置蜀郡和汉中郡，郡下设县。今日泸州，当时分别建置了江阳县和苻县（今合江）。这一事实，《史记》、《汉书》皆无记载，凭什么说江阳与苻为先秦古县？任乃强先生论证说：
秦世巴蜀工商、矿冶与农牧都相当发达，水运极为重要，故大河会口建郡县较早，江州（今重庆市）、垫江（今重庆合川区）、枳（今重庆涪陵区）、僰道（今宜宾）、南安（今乐山）、武阳（今彭山）皆是。‘江洛水会’（长、沱两江汇合口）的江阳，‘安乐水会’（赤水河与长江汇合口）的苻，皆不可能无秦县。
《华阳国志》：“天下既定，（汉）高帝（刘邦）乃分巴（郡）置广汉郡，孝武帝又两割，置犍为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广也。”广汉郡和犍为郡是汉割巴、蜀两郡辖县设置的。广汉郡中，郪与广汉皆可判为巴郡故地，余皆蜀郡辖县。犍为郡的武阳、南安、资中、僰道皆蜀郡故县，只有江阳与苻才可能为巴郡故县。如果说秦尚未设置此二县，那么，汉初‘分巴割蜀以成犍、广’这句话就不能够成立了。
任先生的这一论断，当代史家已然接受，认定江阳、苻县为秦县，还提出新的论据说：“《蜀王本纪》卷8：江阳，秦为巴郡。汉为犍为郡之江阳、苻二县。苻：同上。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前，已有苻关。为秦旧关，汉初闭关。(见《史记·西南夷列传》)。”[2]
从逻辑推论的角度，作为任先生这一论断的补充，还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点、周赧王三十八年（前277），秦昭襄王遣蜀守张若自蜀郡顺流浮舟伐楚，遂取黔中，分置郡县。秦军所经的僰道、江州（今重庆）、枳（今涪陵）、朐忍（今云阳）、鱼复（今奉节）等两江合流处所，分别皆为秦县。江、洛水会的江阳和长江与安乐水会的苻，即使此前未曾置县，这次军事行动经过其地，也必然建置为县。
第二点、后世史家之所以不言江阳、苻为秦县，爰史籍失载。何以知其为失载？《汉书》云：“汉王（刘邦）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今属陕西省）”，《华阳国志》亦言“巴、蜀、汉中四十一县。”而其县名见于《史》、《汉》者，只19县。江阳和苻县，应是在此失载的22县之中。
第三点、作为考古学证据，2004年湖北省江陵县（今荆州市荆州区）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吕后二年（前186）《二年律令·秩律》竹简中的第453号竹简：“□□□陵、江阳、临江（今重庆忠县）、涪陵……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这就是说，还在公元前186年以前，“江阳”就已建置为县。汉高祖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击破项羽以后，才当上皇帝的。其时，距离《二年律令》颁布才16年。其时的县,就是汉初的县。“汉承秦制”，郡县设置相沿不改（只有其中一些郡县被封赐给诸侯、王为“国”）。这就从考古学材料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任先生关于江阳和苻皆为秦县的判断。
江阳侯国。汉景帝六年（前151年），封苏嘉为江阳侯。人口2157户[3]。元鼎五年（前136年），在汉迁廷老吏为加强中央集权而精心炮制的“酎金失侯”事件中。江阳侯苏雕因为向皇帝祝寿的黄金成色不足，侯国被撤销（国除），重新建置为江阳县，以后又改置为“枝江都尉”。
当时的江阳，虽然是一座城市，但与汉代其他大多数内陆城市一样，还没有能力修筑城墙，只是依靠三面临水、背后靠山的天然险阻，构成自己的防御体系。江阳侯是“关内侯”，按照汉家制度，不得亲临领地，只能住在长安城里，通过汉廷派去治理他侯国的“相”，收取侯国的租税。
江阳郡。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割据四川的刘璋接受汉安人（今内江市附近）程谦和石征的建议，把江阳从犍为郡里划出来，建置为江阳郡。就地升任枝江都尉成存为太守，下领汉安、江阳和苻县3县[4]，幅员包括今日沱江流域中下游的乐山市东部、资阳、内江和自贡诸市；长江流域的今江安、纳溪、泸县和合江；赤水河流域的今合江、习水、赤水、仁怀、叙永、古蔺和大方等县的大片土地。
江阳郡奠定了今日地级泸州市的规模和格局。在这以后的近两千年里，一直是相当于今日地区级的行政机构。
川南人民行政公署和泸州专区。1949年12月3日，泸州解放。城内建置川南人民行政公署、泸县、泸州市和作为川南行署派出机构的事实上的一级政权关泸县专员行政公署，下辖泸州市、泸县、富顺、隆昌、合江、纳溪、古蔺、古宋、叙永八县一市。1951年，专署迁驻隆昌，更名隆昌专署。
1952年，蜀中东、南、西、北四个行署合并，改建为四川省。川南行署撤销，专署自隆昌迁回，更名泸州专署。
大跃进与宜泸合并。19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政策失误，虚假胡夸瞎指挥，经济备受摧残，粮食严重减产，人民大量死亡。时任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抵制这种错误作法，1959年，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撤职下放纳溪劳动。1960年，泸州专区撤销，并入宜宾专区。
地级泸州市。1983年，国务院调整区划，把原来的泸州专区从宜宾专区划出来，建置为地级泸州市。原县级泸州市改建为市中区（今江阳区）。其时，古宋县已经并入叙永。古蔺、叙永二县，1985年正式划回泸州。
1996年，泸州行政区划再次调整，改建为现在的三区四县。
三、经济地理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水运交通，特别是“蜀麻吴盐自古通”的万里长江黄金水道，使泸州很早就成为全国性的商业城市。今天我们只讲历史上的有关情况，今日泸州的经济地理，留待下次再讲。
商业与交通。早在唐代以前，泸州地区的商业贸易便已有所发展。当时，在城乡市场上交换的，主要是班布、茶叶、家禽牲畜之类的农、副、畜产品。进入宋代，由于稻米、盐、茶、马、酒、布帛、铁器和其它生活用品日趋丰富，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宋神宗下令批准泸州乡间设置草市，[5]乡民定期前去那里进行生产生活用品交换，互通有无。这些早期的草市，南宋以后，相继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圩场集镇。这些草市的名字，有些一直叫到现在，比如泸县的胡市、曹市，合江县的先市，等等，今日叙永县县城内，还有一条“草市街”。根据《永乐大典》转引《江阳谱》的记载，南宋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泸州已有草市67个，其中泸川县（今泸县、江阳区、龙马潭区一带）人户24800户，村庄71处，市镇37个，平均每607户、两村有市镇1个；合江县12370户，村庄48处，市镇18个，平均每项687户、三村有市镇1个；江安县（其管辖范围远及今日古蔺、叙永诸县一带）境内，虽然自然与交通条件较差，也有人家11896户，村寨186处，市镇12个，平均每998户、15村有市镇1个[6]。其发达之程度，仅次于成都大省。
宋代“设互市之法，以羁縻远人。[7]”地处“汉夷门户”之地的泸州，自然也就成为泸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通商互市的重要场所。官府在泸州城里设场买马，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他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记载，从北宋末年开始到南宋，今日叙永、筠连、兴文、长宁、古蔺一带的少数民族。在与泸州官府一年一度的茶马贸易中，每年都要组织一个2000人左右的大商队，浮筏而下泸州，与官府进行牵连众多军、州地方财政的巨额贸易，同时，还在市场上与市民连日开展更大规模的物资交流，城内城外，“人语侏离逢侗僚，棹歌霭乃下吴舟”。[8]
进入宋代，泸州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修起了四面周遭，“雄壮甲两蜀”的城墙，开设6道城门，“周城之基，得六里三百三十八步，城屋一千五百七十四楹。[9]”成为“控制（泸州长江以南滇黔）边面二千余里”[10]的重镇。泸州城内，商贾云集，官府设置6个“务”征收商税，每年征税10万贯以上，在四川与成都、重庆鼎足而三。根据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记载，这样年征商税10万贯以上的城市，当时全国只有26个。[11]
《宋史》记载，北宋泸州已有“腊酿蒸鬻，候夏而出”[12]的“大酒”。这是我国官修正史书中正式记载的最早的蒸馏酒[13]。这种大酒，就是今日“泸州老窖大曲”的前身。
酒的贸易，是古代泸州商业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唐代“蜀中士子莫不酤酒。”[14]泸州的情况，大体上也差不多，民户人家普遍酿酒出卖。宋代酒禁森严，规定只由官府专卖，叫做“榷酤”，但在泸戎地区，由于“地连夷界”，政策上较为宽松，特别是在赵开行隔槽法于四川以后，酒业得到了大的发展。《宋史·食货志》记载，当时泸州城内，市场上有26个档次的“小酒”，每斤的价格从（制钱）5文到30文；还有28个档次的“大酒”，每斤的价格从8文到43文。官府设置两个“酒务”在城内征收酒税，每年收取酒税1万贯左右，约占泸州全部商税收入的10%。城内城外，有众多大大小小的酒楼，其中最大的是罗城上的南定楼和“东门外五十步”的泸江亭（会江楼）。南定楼是官府召集僚佐议事的会议大厅，平时，也供游人登临览胜；泸江亭是过往船舶舣舟系缆与行人饯别的地方。此外，还有骑鲸馆、皇华馆、通津馆、留春馆等“四大酒家”。这些大酒楼，由官府直接经营，主要接待过往官员、商人与其它豪富。陆游、范成大、虞允文等人出入四川从此路过，都曾经在这些酒楼上宴饮。私人经营的酒楼，规模要小一些，一般是酒户人家自酿自卖，“前店后厂”，分散设立在全城大大小小的坊街里巷里，“万户赤酒流霞[15]”。
食盐生产运销特别繁荣兴旺，是宋代泸州商业贸易大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宋代盐制规定：大为监，小为井。监由官府经营，井则土民斡鬻，按照规定交纳课税。当时泸州境内，有富顺监、淯井监和南井监（今江安县南井场）3个全川最大的官营盐场。此外，在“万山之间”还有数以百计的民营小井，“公家百需皆仰淯井盐利。”[16]
宋室南渡以后，租赋和粮食等战略物资主要仰给于长江上游。四川[17]每年向朝廷运送军粮150万石，其中泸州地方交纳输将2万石。[18]由于地理区位适中，泸南地区和沱江流域的这些粮食与其它物资，都要先运到泸州集中，驳转装上吨位巨大、专门航行下江的大船，然后再沿长江水路转运荆湖江浙，这就促进了泸州港埠与航运业的繁荣。进入明代以后，随着永宁河与赤水河的开凿通航，以及经由永宁绕道黔边而去云南的川黔古道的重新开通，滇黔两省的大宗山货土产物资，更多地运到泸州集散。黔北地区需要的粮食、食盐和布帛等等，主要通过川黔古道和这两条水路运去。沱江流域金堂、内江一带的大宗粮食、烟叶和糖，自流贡井的盐，也绝大部份从泸州水路中转。清代，这种物资交流随着赤水河航道的再次疏凿而进一步扩大。今日泸州长江岸边的铜店街和铅店街，就是当年转运滇铜、黔铅以去下游方向的专业货栈。长江下游的工业品百货等物资，也主要从重庆运到泸州后再转运滇黔。这种千百年自然形成的传统经济流向，使泸州成为长江上游除去重庆以外最大的港埠，泸州的商业和其它相关产业，也一天比一天繁荣起来。
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泸州设置四川省盐运总局，统一办理川盐发运、中转事务。官家“计口授盐”的“计岸”销售本省，边岸运销滇、黔，主要运销贵州，分为永、仁、綦、涪四岸。部分川盐，还经由万州（今重庆万州区）运销宜昌，称为“楚岸”。城下长江岸边，自然形成三个港湾作业区：从罗汉场上方的水淹土地、洞宾亭到沱江江口北岸的小市王爷庙码头8华里江岸，是自流井盐在泸州中转作业区，江面上樯桅如林，泊满了进行港湾作业和待载的大盐船；从管驿嘴到东门口一线，是糖、米、烟叶中转作业区，每天都有上百艘沱江上游驶来的烟船、粮船和糖船，在这里驳转卸载；铜码头一带，是滇铜、黔铅中转作业区，从云、贵两省分别运到宜宾和叙永，再转运到泸州来的铜、铅，年年在这里中转。仅在本港登记注册的大小货运船舶，即有1000余艘 ，职业船工船户2万余人。至于过境船舶，则主要是在澄溪口码头一带舣泊。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泸州出现民办轮船运输业，东门口一带，渐次发展成为客货轮船的装卸作业码头。通过泸州港中转集散的各种物资，每年都在在200万吨以上。这在当时，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数字。
这种历史形成的千百年传统经济流向所带来的巨大规模的水陆转口贸易，给泸州城市和商业带来了极大的繁荣，泸州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地位，也因此进一步提高，地方财税收入大幅度增长，其中仅征收过境盐税一项，每年就是白银十几万两。
1890年重庆开埠以后，泸州进一步成为重庆在长江上游的重要贸易伙伴。从下游方向运入四川的“洋货”和各种各样的工业品，大批量地经由水路运到泸州，再由这里转贩川南和黔北、滇东北。全国各地商人，纷纷到泸州开店设号经商，经营运销布匹、绸缎、百货、土酒（包括香花酒、果酒、大曲酒、白酒、黄酒和郎酒）、粮食和云贵山货土产，出现了“江西帮”、“黄州帮”、“陕西帮”和“贵州帮”等大的商团。其中，江西帮在泸州的经营额“光绪初年（19世纪70年代），约销银十余万两。20年后，增至30余万两[19]”，“有的商人资本达到白银数万两，有的达到数十万两。刘玉京之万顺行，连万镒之万镒茂，罗步远之罗信义等，资本达到近百万两，在当时号称连百万、刘百万”。[20]
农业·土产和方物。泸州农业开发较早，唐代，名在官府的编户，已由西晋年间的“人户五千”[21]增加到16594户，65711人。[22]北部诸县，普遍栽插稻谷，出现了若干豪强地主庄园。这些庄园里，一般都有几十户依附农民为他们劳作。唐代后期，泸州刺史洗宗礼推广中原的种麦技术，发放麦种，教民深耕，改变耕作习惯。[23]小麦种植从此普及开来，一般穷苦民众的主食，也由原来的“芋”渐次改为以麦、稻、高梁为主。而在南部山区，则大多仍然年年放火烧山，刀耕火种。
荔枝和龙眼是泸州最有名的土产，早在秦汉年间，江阳荔枝就已有名，载在《华阳国志》。“唐代蜀中荔枝，泸戎之品为上”；[24]生长泸南地区今日古蔺、叙永一带，采摘和焙制方法都很特殊的“泸茶”，也被陆羽作为茶叶中的名品，写进了他那部享誉千古的《茶经》。
同志们：今天，我就只讲到这里。下次，我们讲泸州的军事地理和人文地理，亦即军事、战争和人物、科学、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情况。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1] 2013年9月29日，《酒城新报》报社记者培训。本文的“下篇”，讲学时只做了PPT播放，没有形成讲稿。
[2] 贾大泉、陈世松主编，罗开玉著《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第5页《秦巴郡辖县简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史记》卷19，《惠景间侯者年表》。
[4] 《华阳国志》：江阳郡下领“江阳、汉安、苻县、新乐四县。”今从《汉书·地理志》。
[5] 见傅宗文《宋代的草市镇》，《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1 期。
[6] 当时的江安县地广人稀，境内人户，多为少数民族村寨，所以草市比它县为稀。
[7]《宋会要辑稿·兵》23之3 。
[8] 陆游《泸州南定楼遇急雨》，《剑南诗稿》卷10。
[9] 《永乐大典》泸字韵卷2217引《江阳谱》。
[10] 《宋史·魏了翁传》。
[11]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征榷》。
[12]《宋史》卷81《食货志》。
[13] 有关这个问题的考证，详见赵永康执笔的《泸州老窖史话》第二章，巴蜀书社1987年版和赵永康《泸
州老窖源流》，《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14]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3。
[15] 宋·唐庚《题泸川县城楼壁》诗。
[16]《宋史·高定子传》。
[17] 南宋时的“四川”，指益、利、梓、夔四路，包括今日四川、重庆和陕西南部的汉中地区一带。
[18] 宋· 魏了翁《鹤山先生全集》卷45《壁津楼记》；卷48《泸州瞻军田记》。
[19] 民国《泸县志》。
[20] 易润生《抗日战争时期中泸州工商业见闻》，泸州市工商联、泸州市民主建国会《泸州工商史料》第3期，1987年内部印行本。
[21] 《晋书·地理志·泸州》。
[22] 《新唐书·地理志·泸州》。
[23]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3《泸州·风俗》引唐·李商隐《请留泸州刺史状》。
[24]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8《物产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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