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湾记忆
作者 胡良伟
01
由古蔺老县城往西约10华里，站在叙蔺公路所经之地“山包上”或“穿山洞”隔河眺望，有一片耕地面积方圆不到两百亩的地盘，那就是杨家湾，原古蔺镇建国村二组的小地名。那里是杨家湾祖祖辈辈人生活了不知多少代的故土，那里也是我的故乡，我的衣胞之地。随着城市化滚滚潮流的冲激，自2009年起，政府大楼所在的“天成名都”，取代了这个古老的地名。
杨家湾坐北向南，三面环山，一面傍水。东面，隔一条小溪“五童沟”和一道观音岩，与同属建国村的马落坝接壤；南面，跟联合村的小官营、山包上、后槽弯子隔河相望；西面，以窑子沟为界，隔着一道“观音岭”和同村的关帝咀紧邻；北（背）面，是被茂密苍翠的柏香树整个覆盖的屏障般高峻耸立的大山“鸡啄嘴”。老远看去，杨家湾活像倚靠在一把两边有扶手的绿色交椅里。背后的“鸡啄嘴”，仿佛那把椅子高高的靠背；椅子的左侧的扶手，是“五童沟”西侧的一道山梁——“梁梁上”；椅子的右侧，是一直延伸的“观音岭”，与关帝咀（古蔺镇建国村五组）交界。前面，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发源自袁家沟，汇合至太平渡的古蔺河。这条曾经湍急澎湃的河流，在汹涌奔腾到杨家湾的地界上，从杨家湾前面经过时，宛若一位脉脉含羞的处子，平静、温情的自西向东缓缓流淌；过了杨家湾的地界，流至五桐沟和观音岩交界，陡然来一个九十度急转弯，折而俯冲向南，流经马鹿坝（原古蔺镇建国村一组）地界，又折而自西向东，一路呼啸奔涌而去。杨家湾的人对这条温情的河流的珍视程度，只有杨家湾人知道。杨家湾没有一口水井，数以百计的人畜全靠它饮用；没有一口池塘，约两百亩农作物全赖它灌溉。古蔺河用它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浇灌这片古老的土地，滋养了这片土地上勤劳善良的杨家湾人。杨家湾原住民，千百年来，一直倚靠在这把巨大的“交椅”中，耕耘劳作和繁衍生息。杨家湾，有如一位安详的老人，靠在这把绿色的巨形椅子里，那么悠闲自得的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和人世间的温情；又俨然一位冷眼看世界的智者，用他那深邃冷峻的目光，阅尽世间冷暖人间春色；又仿佛一位至高无上的圣者，巍巍然坐在他的太师椅上，接受着人们虔诚的膜拜。
昔时“杨家湾”并非因杨氏为的存在而名之。杨家湾确实有杨氏人家居住，自民国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却只有杨寿廷、杨小廷两家，且皆为老实巴交农人，人丁极少。寿廷无子嗣，至20世纪60年代初，唯存“杨寿廷屋基”可鉴；唯小廷遗下一男丁孤儿，后从军转业在环保部门工作至退休，至今健在。原住民还有郑氏两家和邓氏两家，以胡氏为望族，人口居多。据老人的老人们说，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杨家湾”称“阳春湾”。当时居住该地的一个叫“胡阳春”的人，因为在当地有些影响，人们便习惯称此地为“阳春湾”。这一称法，即如以其郡望称韩愈为“韩昌黎”类似。胡阳春去世后，不知何年何月，“阳春湾”慢慢演化为“杨家湾”，一直沿用到2009年该村民小组拆迁时，“杨家湾”这一地名成为了历史。至今，当地老年人称“天成名都”仍习称以“杨家湾”，从该地走出去的人，以其地为衣胞之籍，仍称以“杨家湾”，我也是。
在经过设计院专家以及高鼻子洋人运用罗盘和风水地理学理论多次论证后，杨家湾成为了古蔺县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块风水宝地和古蔺县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的政治中心。
02
杨家湾是个有着人物故事的地方。方圆土地不过数百亩，原住人胡、杨、郑、邓共十多户（至拆迁时不过三十余户一百多号人），却有着诸多人物故事，有的是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
在清代，胡登桓字斗南，生于清道光末年，入清光绪年间武庠（武秀才），是远近闻名的武术教头。胡大醲，远近人称“黄胡子”，生于清同治年间，曾任地方大团总（地主武装团防头目），维持着地方政权和一方平安，据说有宰杀自由权，即使当时县官也要畏惧三分，新任县官到了箭竹坪就要下轿步行。民国年间，有民间人士胡廷灼字孔之，胡廷励字东明，以高明的医术，为一方乡民解除了不少病患之忧。
解放战争时期，有胡廷励字东明。受地下党革命思想影响，以民主人士身份，暗中支持地下党活动。受古蔺西区地下党委派，参加乡政权民选，出任乡民代表和治安委员，参与接管彰德乡政权，暗中保护中共古蔺西区地下党员的革命活动，配合西区地下党开展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抗丁”“抗粮”斗争。一天晚上，本地村民王润安被地方势力头子骆骏荪派来抓壮丁的人抓住，为防止逃脱还遭五花大绑。胡东明听到后，一手提着一盏马灯，一手拿着马鞭子，跑到抓壮丁处，厉声说：“王润安，给我提马灯照亮，送我回家去！”抓壮丁的人一声不敢吭，眼睁睁看着抓到手的“壮丁”从眼皮底下走掉。其间，国民政府及反动势力在彰德乡再没抓到过壮丁。遗憾的是，在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的大清洗背景下，胡东明未能躲过劫难，淹没在清洗大会上不明真相的口号声中，倒在错误镇压的枪口之下。直到20世纪80年代，胡东明才得以平反昭雪，人民政府为其修墓树碑立传。
郑光明，一个在那个年代杨家湾最富革命内涵和最充满诗意的名字，一个姓名与人生相伴相应的人，一个在人生旅途上不懈追求的人，在迎接新中国成立和古蔺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成为了中共古蔺西区地下党的重要一员。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一名廉洁奉公的领导干部，官至宜宾地区副厅级离休，年过九十，至今健在。几年前，自费召集西区地下党健在党员，在原西区地下党活动中心——原彰德建国小学所在地——相聚，印制分发西区地下党珍贵资料文本，并在原彰德小学建立“古蔺西区地下党陈列室”，成为了西区地下党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郑华舟，郑光明的胞弟，一位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在20世纪50年代初，怀着一腔热血加入抗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以血肉之躯保家卫国，有幸成为了千千万万捐躯者中活着回来的人。战争结束后回到杨家湾，任中共建国村支部书记，直至花甲之年。带领杨家湾和建国村人战天斗地，建设家园。廉洁奉公，一如其名。
03
杨家湾不乏古建筑。够得上品位上得了档次的房屋建筑有四幢：
一幢名为“老房子”，建于清代咸丰年间，为杨家湾建筑时间较早的建筑物。为胡氏武秀才登桓时期所建，其子胡大醲及其孙胡廷俊字俊清家所有。房子为三合院，向外延伸数十米建有“朝门”，可见敞坝之大，大概当年为了习武所用。土筑套砖墙体，所有土筑墙体均用斧头密夯，正面外墙体及“燕子口”用烧制砖头垒砌。墙体坚固，久不变形。所有地面用三合土铺成，地面光洁可鉴如水泥铺就，据说是用胆水收浆抛光而成。檐坎用条状石砌成，刻有细条形錾纹，院坝（敞坝）为形状大小几乎一致的石板铺成。因土改时胡廷俊字俊清家划为地主，房产成了“胜利果实”，正房子堂屋及以东房屋分给了外来的李姓（该户主长时间任生产队长至其寿终），原房主即地主一大家（四子四家）则蜗居于堂屋西面几间偏屋。另一幢名为“村上”，为胡大醲于清末至民国初年所建，后来为胡廷励字东明所承。墙体土筑，但结实牢固不走形。土改时因其划为地主成分，房产成了“胜利果实”：堂屋及正房子三间为李氏、东面偏房三间为王氏、西面偏房三间为郑氏三姓人家共居。一幢名为“杨家湾”，位置居于前面两幢，建筑用料、形制，居于杨家湾建筑之首。建成于清乾隆年间，为杨家湾遗留的最早建筑。为胡大醒之下胡廷栋字子明、胡廷灼字孔之以及外来的胡有章居住。全木结构，立柱板壁房，穿斗架式结构，斜面屋顶。构架以立柱承檩，檩上架椽（瓦桷）。按房屋进深方向依檩数立一排柱头，每柱头上架一檩，每一檩上布椽。所有柱子檩子粗大，两头粗细均匀。建筑用了穿枋斗枋，每根柱子靠穿枋横向贯穿，形成榀形构架；每两榀构架之间以斗枋连接，形成一个稳定的空间构架。正房长三间，即三个进深，每个进深两间，立柱9根，空间二丈四尺八。正房两厕各有“环房”三间（每一进深为两间），构成“三合头”。檐坎、敞坝全为条石铺成，细錾勾缝。围墙以青条石为基础，双扇朝门延伸至正门前方10米开外。大跃进时期，拆掉所有板壁，成为“公共食堂”，杨家湾全体社员集中到这里吃饭。另有一幢名为“柏香坪”，建于光绪年间，为胡大鸿及其子胡廷刚、胡廷翼字全辉居住，建筑用料及规制较“杨家湾”稍逊。
04
20世纪50年代，在“大战钢铁”的背景下，杨家湾背后山上的树木被砍伐以用于土筑高炉的“大炼钢铁”；当然，树木不仅仅是建筑材料，在不出产煤的杨家湾和买不起煤的时代，树木也成了唯一的民用燃料，森林损毁程度可想而知。“大办农业”成了大跃进年代最响亮的口号，那时没有化肥，人畜粪、草木灰、以植物嫩苔为原料沤成的绿肥，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连同房前屋后、田埂山坡的草皮成了肥料——生态噩梦始于此间；后来，不知谁想到了一个得不偿失、荒唐至极的馊主意——墙泥做肥料。杨家湾茅草房、泥瓦结构的土坯房子被拆毁推倒了一部分，将墙泥背挑进农田以增强肥效——当然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的墙泥，难免有上中农和中中农们的茅草屋以及破瓦屋墙泥；贫顾农原本就简陋和拥挤不堪的住房，一般不在考虑之列。就住房而言，难以想象，那些饱历这种馊主意举措折腾的住民，其时经历了多少尴尬和难堪。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那是到处写满标语的年代。在一些显眼的地方，能看到许多醒目的如当今广告牌一般时髦的“农业学大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的大幅标语。树，砍光了，树根也刨光了。只剩下山，光秃秃的。家家户户在农闲季节拼命准备柴禾，以应燃料之需。谁家柴草堆得越多，似乎就成了财富的象征。那时人们每个劳动日只有两三毛钱，买不起煤，砍树被视为理所当然，更不存在办理砍伐手续之类的麻烦事儿。我们家乡称树根叫“疙蔸”，树砍了之后，连疙蔸也要挖尽，以防它再生。疙蔸挖完后，放上一把火，这就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农田基本建设——开荒。然后，大春种玉米，红薯，地边还要种上南瓜，豇豆；小春种大麦麦，油菜之类。那是一幅真正意义上草木不生的荒凉图景。炎炎烈日之下，山民们头顶烈日劳作，休息时连个遮荫的地方也没有。额头上的汗水直往眼睛里钻，村民们只是习惯性的用食指一刮，甩掉就行，因为用毛巾之类对付那流不尽的汗水是无济于事的。茅草也割光了。那是没法开荒的地方。家家户户住草房，每年得翻盖一次以应夏季大雨的来临。因此，房前屋后，除了堆柴禾，还有茅草。至于安全隐患，那是题外话——那时好像真的还没产生这字眼。即使房子烧了，到远处砍些木料重新搭起，盖上茅草不就成了；墙壁不用担心，泥巴墙总是耐火的。飞禽走兽再也没有藏身之地。有的偶尔光顾一次，也被山民们的火药枪和贪婪无比的胃口以及流出的涎水吞没消化。这种背景和环境的最大贡献就是，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般造就出了一批数量不小的偷鸡摸狗的，乱砍滥伐的，疯狂捕猎的，骂街的以及张家长李家短搬弄是非的人，的事；当然，睁只眼闭只眼的，装眼睛瞎的，装耳朵聋的也不在少数。
特殊政治气候下的宣传与教化却驱使和感召着杨家湾人在革命道路上循规蹈矩。尽管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以近乎原始的方式耕作，吃红苕稀饭还得最大限度的勒紧裤腰带。连过春节也提倡“革命化”，大年初二，杨家湾人就扛着锄头出门了。每逢年初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掏山水沟，因为在春季雨水到来之前，必须在地边上把山水沟疏通；否则大雨一来，麻烦事就更多。待到春天来临，草木萌发，杨家湾人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赶紧跑到到远处山上，把刚长出的幼嫩植物砍到田里作沤肥。当然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铲草皮。因为村民穷，没有钱买化肥，何况化肥又是定量供应的，那供应的数量可以精确到以“两”为单位，上边政策又不准养家禽家畜，他们深深懂得，集体牲畜房的那点猪屎牛屎对于庄稼的需求来说，简直无济于事；农闲时候就要把所有长草的地方，连同“肥泥”也铲个精光，然后堆积起来放到田里，成为优质肥料。到了夏天，只须一场大雨，雨水裹着泥石，从“鸡啄嘴”山顶齐刷刷冲下来，冲下山坡，越过房舍，漫过田野，一路狂吼，一路呼啸，一路奔涌。顿时，满河的浑水，满河的泥沙，淹没庄稼，冲毁农田，捣毁房舍。现在想起来仍心悸不已。
那时我不明白，为啥这般糟蹋植被，为啥如此痛恨生灵？幼时所见象征吉祥的喜鹊，招人讨厌的乌鸦，双腿跳跃前进专吃粮食的麻雀，也不知远遁何方了。那时，杨家湾生活水平虽不高，政治觉悟可是数一数二，长期成为县委书记蹲点的样板队——我曾看到时任县委书记杨世勋背肥泥巴下田。高中毕业后，我回到杨家湾，在“广阔天地”锻炼成长，谓之“回乡青年”。一次，生产队分派我和另一位青年写标语。标语要在“鸡啄嘴”下面半山腰很醒目的地方铲开一片空地写，每个字要一丈见方，用石灰糊上去，要让远近的人知道杨家湾样板队的与众不同。我们在那坡度不下70度的半山腰铲开一块十多丈见方的空地，挑了好多石灰，又下到河里挑水（如前所述，整个生产队是没有一口井的，人畜饮水全靠古蔺河），“写”下了“实现大地园林化”几个赫然醒目的大字。在那四面光秃秃的山上，显得不只是醒目，简直是格外耀眼！至今，我仍我说不清那时是哪来的灵感，不知是什么力量的驱使，也没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更没想过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只知道我是特别需要挣工分，挣表现，被推荐上大学的回乡青年。我也知道，在那蒙昧得连生存都难以维持的年代，在那些看似纯朴无知，终日只知道干活的耕作者群体中，定然潜存着对生态、对大自然的珍惜、珍爱和珍重，却又无奈于生存危机，受迫于政治气候，为了养命，也为了苟全大局，不得不违背意愿，割舍良心，去糟踏在他们看来跟生命同样宝贵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写完标语，只觉得完成了一桩大事似的，心里感到坦然。
如今所见“鸡啄嘴”下的“杨家湾”-“天成名都”后面那片茂密苍翠的柏香林，是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向世行贷款实施的人工造林项目，经杨家湾人共同守护近30年的结果，如今成为了一个难得的天然氧吧和一道靓丽的城市风景。也是从那时开始，杨家湾的年轻男女走出杨家湾，卷入打工潮，走近“农民工”行列，筑起了城市一座座的高楼大厦，也将杨家湾的草屋瓦房搬进钢筋混凝土。杨家湾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良田百亩，水秀山青的新农村。
面对随城市化狂潮的荡涤而永远消逝、由城市化拆迁而深感无奈而又不得不永远离开的杨家湾，她的名字，将永远成为一段历史。纵使笔卷惊涛倾尽四海水，无以表达杨家湾人对这片钟灵毓秀的古老热土，这片人杰地灵的衣胞之地的深深眷恋。
如今在“彩蝶园”附近有一个公交站叫“杨家湾”，其实距离杨家湾不知有“几帽子”远，那也许是公交站命名者们一个张冠李戴的臆造；唯“杨家湾大桥”聊以作为维系历史地名仅存的一个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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