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儿的童年

刘燕鸥

那一年，我四岁。

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古蔺也不甘示弱的顺应着大潮流。那些自诩为“最革命”的人分成了两派，即当时掌权的“红旗”派和被“红旗”派称为“麻匪”的“六二七”派。家父是“麻匪”头头，所以当外婆带着我去幼儿园报名读书时，那位胖胖的胡老师听说我是刘继屿的女儿，就说：“‘麻匪’的女儿也想读书？”。就这样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

01

“麻匪”通信员

那时，“红旗”派占据着古蔺，家父和他的“战友”们驻扎在泸州小市，妈妈带着我和两岁的妹妹，肚子里还怀着弟弟，我们留在了古蔺。为了让父亲知道古蔺的情况，为了不引人注目，由我担起了古蔺到泸州的情报传送任务。

妈妈把古蔺的一切情况写好后缝在我的小棉袄背上，天未亮之前由外公把我送到古蔺城外大石坝通往泸州的公路边，等着开往泸州的货车。当时，泸州汽车三十三队有几位驾驶员是父亲的好友，尽管他们也是“红旗”派的，因为同情“麻匪”，所以也就帮着做了一些事，只是他们不知道，送到泸州的不只是一个想爸爸的小女孩，而是送走了“麻匪”们的情报。还记得那时的天好冷，大石坝周围没有住户，一片荒凉，漆黑寒冷的路边就只有外公和我。

到了泸州，父亲从我棉袄里取出妈妈的信，让我在泸州玩两天后，把泸州的情况写好缝在我的棉袄背上，又搭上货车回到古蔺。就这样不足五岁的我，担负着泸州古蔺的通信任务。那些送过我的叔叔伯伯们，竟不知道他们送的是“麻匪”的信使，“红旗”派更不会想到“麻匪”的信息如此灵通竟源于一个小女孩。后来，送过我的叔叔伯伯们都成了父亲的挚友，直到现在我们几家早已成为世交。

最后一次妈妈把写好的信缝好送我走后，就被“红旗”派的人抓去批斗、游街、毒打、剪掉妈妈的头发，将怀着弟弟的妈妈和两岁的妹妹关进了设在古蔺文化馆地下室的“监牢”里。妈妈在“监牢”里受尽了“红旗”派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以至后来出生不久的弟弟在“监牢”里被开水烫伤并发着高烧也得不到医治，为了不让我回到古蔺也被关进“监牢”，父亲把我留在了他身边。

02

流浪儿

照片上原有的“流浪儿”三个字，早已褪色。

在泸州，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要与泸州的“红旗”派抗衡，有时白天要武斗，要真刀真枪的打，晚上要举着火把游行。记得那时泸州的街好宽，游行的队伍好长，浩浩荡荡的火把很是壮观。为了不伤及我，父亲派了一个班的人保护我，武斗时有人专职负责我的安全，上街游行时，就把我留在驻地。有时担心游行去了，“红旗”派会袭击“麻匪”大本营，怕会伤着我，所以就由负责安全的叔叔们轮流背着我参加游行。我成了游行队伍里最小的“麻匪”。

在泸州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倾心爱护着我，尽一切可能让我快乐，即使是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那怕是我吵着要吃冰棍和皮蛋，父亲也会极尽可能满足我。

就这样我和父亲及他的“战友”们辗转“战斗”在泸州的大街小巷。

为了更确保我的安全，经父亲的“战友”介绍，把我寄养到了高坝二五厂姓扈的人家。我叫扈伯扈妈的是二五厂的工人，他们家已有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记得到了他们家，两位老人对我很是爱，把我当做他们的小女儿养，哥哥姐姐们常常背着我，带着我玩，姐姐放学回家就在一个小木箱上教我写字。那时还没有烧天然气，煮饭烧火都是用柴和干枯的树叶，姐姐常带着我背着小背篓，手里拿着一根铁丝，去树下穿干树叶，带回家当柴烧。还记得邻居有个婆婆的脚是三寸金莲，很是好看。在那样艰苦岁月里，扈伯扈妈一家给了我这个“流浪儿”一个温暖而充满着爱的家，让我不受“监牢”之苦，让我在阴霾的天，沐浴着一丝温馨的光亮。

作者 | 刘燕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