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以下省略书引号)是1947年至1949年间，我们几个古蔺同乡间户在重庆织的火星社出版的综合性月利，这个刊物只谈古蔺地方的事，只以古蔺人为读者。刊物由我们在重庆编辑出版，寄往古蔺及散处各地的古蔺人。一、二期为油印，其后为石印，中间有一，二期为铅印，多数为16开装钉本，有几期报纸型对开版，发行数：油印仅百余份，石印及铅印为三、四百份至五百份，从1947年10月至1949年11月重庆解放，除暑假停刊外，大致出了十五、六期。現残存的第十四期为1949年7月15日出版。
火星的矛头重点指向古蔺地方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枪提刀当街咒骂、恫吓，有的则派人来渝劝说答利诱。这自然引起古蔺社会的广泛关注。建国后古蔺地方党史办出版的党史资料汇编有文介绍火星社，把它列为进步组织，火星列为进步刊物。
火星社成员有：何中林，重大中文系50学生；李天琼，国民政府国防部航测队队员；思雄，四川省教育学院农系学生；我是考生，即等待高的学生，后入重大先修班学习，住重大学生宿含。中途加入的有何周东，亦系省教院学生。此外，我们还有选择地在亲戚朋友同学中发展了十几名社员，有的仅有口头或书信的约定，有的确认真做了工作。在川大学习的许济邦，我们要他负责成都地区刊物的分发与信息收集，他要求给个头衔便于工作，我们即封他为成都办事处主任，他履行了职责。川南师范学生何世鸿任通讯员，负责古蔺地区信息收集，干得很好
社内分工：李天琼任社长，其余为编辑，轮流任主编。起核心骨干作用，总编作用的是何中林，他的思想认识写作能力都比我们强。大致在1948年他即加入了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社。他极有文学天才，当时已有作品在名作家艾芜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1951年他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成了烈士。重庆市文联主席邓均吾(古蔺人)闻讯后惋惜地说“他是一颗过早顾落的星”是很恰当的评价
我们以重大和省教院的校园为活动基地，月刊上写的火星社地址：重庆磁器口斧头岩五号是省教院侧门的门牌号。
火星社的组成和它的活动，当然有那时的革命形势和思潮的影响，我们几人都曾亲历在沙坪坝发生的，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对立。”虽然，我们几人的醒悟有差异，但青年学生的正义感、责任感，促使我们组织起来，办刊物，发议论，并坚持了近两年，也是不容易的事。特剧是那种纯正好义，疾恶如愁的思想意识，积极向邪恶势力斗争的行为，和朋友间的真挚友谊与活跃生活留下的记忆，板其深刻。我今年已入十有五，那时的一些场面情景，仍历历在目，没齿不忘。
创办火星的念头和策划是在茶馆聚会中产生的。我们这批人大致每个假日都要在茶馆聚会。几个人或十来人泡上茶，坐在凉椅上海阔天空的闲聊。国事是禁忌话题，不能谈。茶馆里都有莫谈国事的招贴。我们只聊学生生活和古蔺地方新闻。而常常集中议论的是古蔺地方的封闭落后，以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祸害和救治办法。许多救治办法都提出过，但自己是学生无能为力，有的只是幻想。后来不知是谁提出办刊物的倡议，认为办个刊物可以揭露坏人坏事，伸张正义，教育群众。得到大家的认同，刊物命名，先征集建议，集体决定。何中林提出命名火星，他说：十月革命列宁办火星报，命名火星有革命意义；古蔺城边有火星山，命名火星有地方意义，而且反动派也抓不着。这样语义双关，大家都同意，同时议定，刊物只讲古蔺地方的事，只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谈全国的事，不会授人以柄。并约定无论反到谁的亲戚的头上，都不能袒护，说二话。何中林还指着李天琼说，如果反到你当议长的伯父头上怎么办？李天琼答复，反就反，那有什么！后来确惹到了他的伯父和几个堂兄弟，掀起一场风波，他兑现了诺言，坚定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样经过几次商议，就开始筹办了。筹办的具体事务委托我办理。我写了一封募捐办刊经费和征稿的信，寄给了古蔺在渝同乡。接着购置油印用的钢板、铁笔、蜡纸。稿子编出后，我们自己刻制。有个同乡李仲昌在小龙坎树仁学校当收发，我们就在那里借用油印机印刷。第一期创刊号就这样出刊了。时间应是1947年11月。创刊号没有写创刊词，用编者的话表示办刊宗旨。李天琼在1985年写的回忆资料，从他保存的原件中摘录了这样几句话：我们的故乡，很有点污糟、黑暗，许多的所谓先生们，执政的没有执政的，多半爱依承旧习，做些不愿让人知道的事，我们却愿意公正的、客观的帮他们公开，使多数人知道…”“在这个到处是欺骗，栽诬、造谣的国度里，真话也许还是可爱的，也许还有大多数善良的人们高兴听。这个想法也鼓舞了我们的勇气......”“敢哭、敢笑，敢说、敢骂、敢怒，敢诅咒，才是活生生的人......”第一期出版后，接着就按月出刊。第二期自己购置了油印机，在重大文字斋时任重大图书馆编目的同乡游天爵处印制的。此后我们在沙坪坝后街小沙坪找到一家仅有一台石印机的小店，老板同意我们自己写药纸，他制版印刷，可节省经费。这样，从第三期起改石印，除中间两期铅印外，都为石印。刊物全数赠阅，由于我们都是学生，家庭都不富裕，经费只能向同乡募集，有许多赞同我们主张的热情捐助者。他们仅凭一封信，或募集者的当面陈述即慷慨解囊，在新疆工作的王良卿捐了五十万，南京工作的刘仕伦捐了四十万，一般的捐几万至一、二十万。同时我们也作了很大努力，一次何中林、颜思雄暑假返校，特地从古蔺出太平渡到合江，步行数百里，找到古蔺在当地的大木材商雷绍清，募得十个银元。我同何中林从古蔺县城经锅厂坝到养马嘶附近，步行百余里，找到一个同学募得几个银元。李天琼是唯一有收入的社员，他除自己捐二十万外，还筹资囤积纸张。它的堂兄李天璐从国民党部队退役，路过重庆，带了些药品。李天琼动员他捐给火星，并委托在药店工作的同乡变卖，尚未成交，重庆就解放了。“三、五反”中这个人检举李天琼贪污军用物资。当时李天琼已调北京工作，这一冤案就落到他的妻子小学教师罗淑先头上。她被当作“老虎”打了几个月。为了呜谢捐款人，并驳斥那些说火星受某地方势力资助操纵的谣言，火星先后两次公布了捐助人名单和捐款数额。火星每期载字一万伍仟左右，容量虽小，但内容还是比较丰富。设置了“编者的话”、“大众论台”、“故乡风雨”、“人物素描”、“老乡剪影”、“通讯”、“漫画”、“蔺草”、“歌曲选”......等栏目。凸现乡情乡声，力主战斗性、教育性、沟通外地与古蔺的情况。凡在外地工作的同乡都作剪影登载。代表性人如创造社、浅草诗社诗人，地下党员邓均吾则作专访，人物简介。歌曲选介绍了“山那边有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古怪歌”.......等进步歌曲。对古蔺地方的情况则登载了大量的有关贪官污吏的新闻。从现尚残存的两期半残卷中，就有“一本万利，王县长做生意，”“两个审判官，两个鸦片鬼”“某居宅就是买卖乡长场所”等消息。还有一篇“许xx这个参议员”，介绍当过乡长作恶多端解放后被镇压的人物。古蔺地处四川边陲，与云、贵交界，县城座落在群山之中，人口不足一万，对外不通舟车，十分闭塞。火星刊载的消息，在城内极易传播。地方党政局及诸多被抨击者当然不满。他们采取了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封口。这些活动从火星发刊三、四期后就开始了。其间，意外地又发生了我们同在川大读书的同乡颜怒涛之间的纠葛。1948年2月，颜怒涛寄来了一封二、三千字的长信，认为：一、火星刊载的一篇批评古蔺某某中学校长的文章，有违本刊宗旨，含有嫉妒和私人攻击；二、在“老乡剪影”中，说他由青年军编入川大和爱好文艺，好交往等损伤了他。初次遇到这种事，我们不得不慎重处理，中林、思雄我们三人研究后，决定关于他个人方面的责问由我在编者话中说明。我经反复斟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确实很抱歉，没有想到一个编字和爱好文艺，亦好交往等字句会损伤了他。现在把他的来信照实摘录在后，作为它的申明。而我们所刊出的，亦属实情，并未捏造，所以不置答覆”。算是照顾了双方的面子我们以为可以了结了，谁知他不依不挠，自己办了个《蔺潮》月刊，似要与火星对着干的架势。不幸的是《蔺潮》仅出版二、三期就停刊了。为此，火星还发表了何中林写的《哀蔺潮》一文。这场纠纷不完全是青年学生的意气之争。由于青年军学生曾有的与国民党军队的关联，并由此而形成青年军学生这一敏感身份，所以这纠纷才在一个“编”字上引爆。这显然有当年国民党动派与进步学生尖锐对立的影响。接下来发生的事，则是地方反动势力对火星的利诱、威胁与阻挠行为。首个出面的人是李天璋，公开身份是小学校长。他的亲伯父是县参议长，议长的女婿许孝和是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亦即他的堂姊夫，他们关系密切。在火星这边，他是李天琼的堂兄，颜思雄的未婚亲姊夫，亦属至亲关系。他先写信给李天琼进行劝说，并承诺，如火星改变方向愿出资支持，企图收买。我当时曾问李天琼，李天璋为什么要过问火星的事。答称，他和许孝和是一伙的。李天琼知道他的背景和意图，没有以社长身份个人表态。于是，李天璋决定亲临重庆，约见火星社全体成员，进行游说。李天璋如此下大力气肯定衔有许孝和等人的使命，决不是他个人行为。李天琼从城内到沙坪坝告诉我们这一消息，都认为是一件大事，遂开会商讨对策，一致决定不出卖，不屈服，并推何中林主讲。同李天璋会见是在一个晚上，在沙坪坝同德茶园内，我们四个人都参加了。会谈是各说各的，没有针锋相对的争吵。谈话细节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散会时，李天琼率先起坐，举步就走，表情异常。我追上去问他为什么？只听他咕噜着不满的话，大意是何中林发言软弱了，没有他希望听到的慷慨激昂，严词驳斥的话。此后，火星仍我行我素，没有改变。过了数月，又是他们李家人出面，闹得刀光闪烁，场面就大不相同了。那是1948年的暑假，我们都回到了古蔺，一天，我听说李天琼设宴请客就不请自来地去凑热闹，刚坐下不久，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叫骂火星。我出外一看是李天琼的堂弟李天琦。他站在院坝中，手提一长刀，一边叫骂，一边不断将刀在身旁的凳子上拍打。李天琼则一脚踏在门坎上，袖手侧身倚门而立，满脸愠色，注视着他的堂弟。我见状不妙，同几个朋友从后门离开。事后得知当时同院居住的李天璋也在宴请颜思雄。李天琦借酒装疯，故作威吓表演。促使他作此表演的，据说还有火星登载了他议长伯父与一乡绅当街叫骂的报导，伤了他家的面子。当时在场的火星人物，除我不计外，一是他堂兄，一是他另一堂兄的未婚妻弟，为何竟能撕破脸皮，出如此下策，作如许大动作？个中缘由，就不得而知了。与此同时，还继续有来自县自卫队几个头目的威胁。因为火星曾报导揭露他们的胡作非为。自卫队长杨银臣、胡元兴都先后在街上提着手枪咒骂火星，并指名道姓的放出许多恫吓的话。自卫队另一位从成都军校毕业回去的新任队长胡克纯，曾以保证安全为条件，邀约何中林在古蔺见面会谈，也没有起到调和作用。1949年上半年，火星拟在暑假中组织一个还乡工作团，邀约成渝两地同学参加，在古蔺办暑期补习班，收高、初中学生用自学、讨论、辅导的形式学习语数理化，灌输进步思想。何中林、颜思雄主持策划经办。临行时还邀约了省教院的两个外籍同学，一个叫姜甫，英语系的，一个叫吴万全长于物理的去辅导。我没有回去。我堂兄许华垣在家里接待了他们。火星筹办期间他在重庆参与了讨论，同他们几个人都很熟识。但古蔺当局以种种借口作梗，并派特务到我家，借故鸣枪，以示警告。他们被迫离蔺反渝，原本设想得很美好的一项活动，也就付之东流了经历了上述遭遇，火星没有被吓倒，也没有放弃的打算。1949年夏天，重庆已面临即将解放的形势，学生们已在谈论应变的问题。火星还是按照自己设想的去办。从这年6月7月出版的第十三、十四期的编者话中，可以印证，第十三期的编者的话说：“我们时常反省，火星创办将两年了曾得到些什么效果？虽然就近者如王天府之被赶出女中，远者如刘宗岳之交出救济药品；王天择停止派民夫运煤；黄维熹花大批的钱到成都活动，都是火星的影响。但那些脸皮厚的无耻之徒，偕是行之若素，安然自得。因此，我们觉得收到的效果太小，甚至补偿不着帮助火星的人的一切耗费损失。有时就联想到，为什么不做好好先生像某些刊物，不说谁的好坏，不讨人恨，偕要获得所谓老成稳重的好评。而事情竟就不然。青年人总是有血性的......所以我们实在做不出不善善，不恶恶，丧失了人性的好好先生的作为。我们不灰心，而且皆在努力和古蔺青年合作，希塑将来有那么一天，把一切毒蛇、猛兽、泥虫、蚂蚁驱走赶掉，使古蔺清洁而光明。”第十四期编者的话说：“古蔺出版的刊物，先有雪山关，次有古蔺春秋，火星第三，其后有蔺风、蔺潮、古蔺新闻。现在倒下去五个，唯火星尚存。他们虽有产中死的，幼年天折的，中年早死的，总是归一了。我们总希望他们复活，或者新成长些起来，大家锣鼓齐鸣，刀枪并举，浩浩荡荡，杀奔前去，定会击退敌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地痞流氓。”古蔺于1949年12月解放，1950年3月又被土匪占领。前面提到的胡克纯、杨银臣、胡元兴等人都成了土匪头目，李天璋亦参与其中。我堂兄华垣及家人因为火星牵连而惊吓不安，下乡躲避，有几次夜宿麦田，以避迫害。1950年7月古第二次解放。上述那些人物，包括之前提到的许孝和、李天琦，及大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经清匪反霸、土改、镇反，一被镇压，真正实现了光明而清洁的古蔺。火星社成员之间关系协调，彼此关照，感情真挚，生活活跃。工作上都尽责尽力，相互扶持，没有偷奸耍滑、小心眼的念头。我和何中林是叙永高中同班同学。颜思雄、何中周比我们高两班，是先后同学。李天琼同他们几个人都是古蔺初中同学。我没有进蔺中，同他是在重庆认识的。我们之间习惯呼叫诨名。李天琼叫冬二，是他的小名。他比我们长几岁，且已经工作却仍保持青年人的纯真品格，同我们亲密无间。他工作的航测队属军队建制，如分得美军赠送的在华剩余物资香肠罐头，则带到沙坪坝与我们分享。虽然洋香肠不如我们家乡的香肠味美，但对学生总是美食，且也表达了他的深切情意。他住凯旋门国民政府行辕内集体宿舍，我们进城常到他那里去。他讲义气，重乡情，富正义感，是非分明。在前述火星与他堂兄弟的矛盾中，他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颜思雄叫金狗。我到重庆初听到这一称呼，还怪其不雅。经仔细观察似也名符其实。他身材修长，脸色红润，眼大微鼓，长相英俊，且装束得体，确有金狗之美。水浒好汉，不也有称锦毛犬的！不谓不雅。那时学生中以身披旧棉军上装，内穿白衬衫，甚或打上领带，下着料子西裤为时髦。思雄有时也弄件旧棉军上装披起，颇有时髦之感。他待人和善，善诙谐作趣能画，写一手好字，特别长于仿宋小楷。火星石印版大多由他撰写。他主编的漫画，歌曲选，影响颇大。他曾从某月刊上选载一幅名“非礼匆视”的画，画一妇人洗澡，一男子在旁双手蒙着双眼，却稀开指缝窥视，很幽默传神。我同他议论过，留下深刻印象。意外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我从2008年出版的一刊物上，又见此画。这说明它的选择，颇有见地。我和何中林的诨名，都是在火星社叫起来的。他叫何赖毛，我叫许玄。称我为玄，可能是由于我受国学的影响较深，取玄学夫子之意。何赖毛这一称号原本属于一叙永籍同学何乐贵，不知怎么弄的，竟移植到他头上。赖毛有无发可抓，赖皮之意。而他的性格外温和而内刚毅，重承诺，重友情，乐助人，不善开玩笑。他在我们几个人中年龄最小而最成熟老练。火星的大政方针都是他的点子。虽说轮流主编，实际上都是他筹划提调，大量文章出自他的手笔。经费也是他在管理。所以说他是火星的总编和核心。叫他赖毛全是搞笑。他也乐意接受，并以赖毛、赖谟作笔名，在报刊发表文章。1947年底，我们相约在重庆度寒假，过春节，集中居住，自己开伙。思雄在省教院他们系的实习工厂找了两间房子作宿舍。这个所谓工厂只是一排抗日时期修建的木柱夹泥墙平房。房前有一大片花园，院墙外为一人行道，道侧斜坡下去是一条小溪。顺着人行道走过去有一石桥。过了桥，穿过一小巷就是磁器口正街，购物很方便。那时重庆居家烧岚碳和木柴，每天必须升火。我们自己做饭，也是这样升火，买菜、煮饭、炒菜必不可少。这操作过程常是搞笑、发议论的时机，常常是笑语连珠。有一次，天琼与中林买菜回来，报告说他们发现了豆腐西施，美貌无比，可惜他丈夫其貌不扬，难与配，引发大家的议论，并相约去看。原是一个已带着几岁孩子的豆腐店老板娘，虽确有姿色，但也只能归之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之流了。有一个晚上，皓月当空，寂静无人。思雄邀我搬两把椅子坐在花园内腊梅旁，赏月闲聊。谈起同乡王良卿从新疆寄来的长信。这封信讲述乌鲁木齐和天山的景色，以及他的思乡之情。火星决定刊出。我二人就思索为它拟两句有诗意的标题。我出上句“雪顶蓝天抬望眼”，思雄则对出下句“沧桑羁旅念家园”。现在那一期火星已散失了，但我仍记得这两个句子和那浪漫场景。现存火星第十三期上有我写的一篇《梦梦记》中，有一段记述我们集聚的另一种场景：
“六月十日早餐后，A和K从教院来了。A的身材修长，但却有些胖子的架把，尤其他的向外突出的肚子，有胖子的第一特征。再加以他走进寝室照例手足向左右侧张开，摊在床上行动。他们拢来照例讲些笑话，然后摆到正经龙门阵。慢慢又谈到还家的问题有人建议还乡办学校，大家有工作做，又不致分散，决不会无聊。有人又提议办学校要吃的好一点，营养一下身体。有的说早晨两个鸡蛋，中午三样肉，礼拜天找当校长的打牙祭。大家就集中心力向吃得好的方向想。到各人的话都说完了，情绪到了登峰造极，才又冷静下来。午餐A和K都在我们这边吃，晚餐也是这样。大家不断地谈，话题就不断地转变。到了晚上，只等今天做了一场大梦，谈话的热烈情绪和那种香味又为现实的景况所消灭了。”当时我们正在醋酿组织还乡工作团的问题，故有上述议论。参加者有中林、思雄、中周和我。我们的最后一次聚会，在一九五零年的七、八月当时，火星早已停刊。我在化龙桥西南革大学习，中林在二野军大，驻合川。思雄已毕业，在校等待分配。中周在市公安局编公安报。天琼仍在测量队，已迁居李子坝。一天中林来找我，他说，部队要出川，去东北，可能入朝抗美，故特地请假从合川回来处理一些事，并同大家见面告别。其他几个人已逐一通知了，今晚在沙坪坝聚会。他忘不掉这个集体。那天晚上，在重大宿舍，中林准备了酒食，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彻夜长谈。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西南尚在清匪反霸，知识分子正在思想改造。在新社会，新思想，新风尚的热浪中，我们既有许多新的感受，新的期望，也有旧的回忆，所以，都有说不完的话。直到天亮了我才匆匆回到革大。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也是同中林的最后一次见面。谁也未料到，他的告别，竟成了永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故尔，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天寿：
现寄来《回忆》一稿，请阅。
退休后即想写篇回忆火星的文章，几次动笔，都中途夭逝。去年六月再次开头，决心把它写完。其间，写写、停停，写的时间少，停的时间多。写时也仅日得三、五十字，或三、五百字到今年七月，终于脱稿，算了却一心愿。
写此类文章，全是抒发一种感情，一种对过去的美好怀念。因此对火星的那些事，我是本着个人的实际感受和真实情况去说，不需要去高攀、溢美，更没有必要虚构。1948年李真曾邀我参加地下党，他说:全国解放大局己定，党实行隐蔽政策，入党已无大危险，你如愿意，我介绍你入党。我说，我对马列主义不懂，找机会到你们大村来学习后加入。我的思想认识就是这样。所以，我说办火星是出于青年学生的正义感、责任感。我们几个人的具体状况虽有差异，中林在思想认识上比我们清楚进步一些，但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他在火星的表现，是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制造的不平事的极端愤恨。
由于我写的是个人的认识感受，因此在某些问题看法上可能与他们不同，如李天璋的事，冬二写的资料就没有提。他可能认为不是什么问题，而从李天璋的思想立场看，他大老远从古蔺跑到重庆来游说，不能不说是有政治目的的行为。关于许孝和，我查县志，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名单中没有他。他以什么反动身份被镇压，未了解到。但是他肯定是国民党反动组织中的人，所以，我就按你说的写了。
现在有兴味读此文的人，已没有几个了，你算一个。此外思雄、中周及何世鸿尚需寻找联系。
祝 健康长寿
华锟
2010年8月31日
许华锟，男，1925年生。古蔺玉田乡人。共产党员，副教授。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员、教研室主任。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纪委办公室主任、处长等职。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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