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退兵后，夫差一蹶不振，沦为庸常之君，再也不复霸主风采。而他这样的表现，等于是在对勾践发出再次伐吴的“热烈邀请”。
勾践一直在高度关注吴国的情况。
如果夫差励精图治，立志重振吴国国威，勾践是不敢再次贸然兴兵的。越国虽然趁着吴国主力远征，靠偷袭占到了不少便宜，但吴越之间的实力对比依然是吴强越弱。而从复仇的角度来说，夫差的父亲和儿子都已经死在了勾践的手上，富丽堂皇的姑苏台也被他一把火烧了，勾践能够从亡国边缘兴起，以弱克强，做到这样的程度也就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幸运再一次降临在勾践头上。夫差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却偏偏选择了一条对吴国最不利，却对越国最有利的绝路——萎靡不振，沉溺酒色，似乎根本不理会越国的虎视眈眈。
人不自助天不佑，当夫差自我放弃之后，老天爷也不再照顾他了。两年来，吴国天灾不断，饥荒横行，百姓苦不聊生。
勾践怎么会放过这样的大好良机呢？吴国的颓废不振，不但再度激发了勾践的复仇之念，也激发了勾践的觊觎之心。就算吴越之间毫无恩怨，面对这样的一个邻国，勾践也想将其并而吞之。
勾践决定，大举向吴国进攻，发起最后一击！
出师之前，勾践按照惯例，一连斩了十数名有罪之人，严明军令，整肃士气。越国军士，无不凛然。但勾践总觉得全军的士气还没有完全达到要毕其功于一役的那种慷慨豪迈、锐气勃发。
勾践一时别无良法，只好下令大军开拔。
刚刚一出城郊，勾践抬眼望去，只见路边正好有一只大青蛙，眼睛睁得老大，肚子鼓鼓胀胀，仿佛怒气充溢的样子。
正有所思的勾践，如获至宝，立即从战车上起身，手扶轼木，对着这只青蛙折腰致敬！
范蠡文种正在勾践左右，见勾践竟然对一只青蛙致以最高的敬礼，大感讶异。
让文种范蠡深感震动的原因有二：
第一，勾践是越国第一人，无须对国内的任何人折腰敬礼，更何况是一只青蛙？
第二，根据当时的礼仪规则，乘坐战车时无须扶轼行礼。《礼记·曲礼》上说，“兵车不式”。《周礼注疏》解释说，“兵车尚威猛，宜无推让，故不为式敬也”。兵书《司马法》上也说：“登车不式，遭丧不服。”（上述引文中“式”，即“轼”的通假字）
可见，勾践的举动着实有点惊世骇俗。文种范蠡两人急忙追问究竟。
勾践说：“我见这只愤怒的青蛙，就像是一个斗志勃发的勇士，所以向它致敬！”
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观点、态度、兴趣、需求和利益等来解读外界的客观信息。这就是选择性知觉。勾践对这只青蛙的认知就是典型的选择性知觉。
任何一只青蛙，本来都是目睁腹胀的，哪里谈得上愤怒不愤怒？勾践只是把他自己内心强烈的情绪与意愿投注到了这只正好出现在路边的青蛙身上，这只纯属自然的青蛙，因着机缘巧合就变成了一只怒蛙。
勾践觉得，这一次对吴作战，越国全军必须拿出十成十的愤怒气概，才能一击成功。而当前士卒们的整体精神状态还不能让他满意，所以，他才会将自己强烈的期盼投注到青蛙身上，有感而发！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经过长期的进化，发展出了共情的能力，可以导致情绪在不同的人之间传染。
在人类的大脑中，存在着一类独特的神经元。这就是专职注意观察其他人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感觉如何的“镜像神经元”。 在“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下，人们能够在思维中以身相代，深入他人所处的情境，细细体味他人的内心感受。
比如，球迷在观看足球赛时，看到进攻球员将球带到对方的球门前时，会不由自主地在大脑中“模拟”与进攻队员几乎一致的射门动作。人们在观看电视剧时，也会情不自禁地进入剧本情境，与主人公同欢共悲。如果你的家人不小心被刀割破了手，你也能体会到那种刀锋入肉的惊悚感。
大脑的这种对他人的“情绪镜像感应”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本能，几乎不受意识的控制。在一项关于情绪传染的实验中，参与实验的被试要听一些没有文字对白，但却能明确传递出情绪反应（积极的欢呼或害怕的尖叫等）的录音带。
实验者要求被试不要对听到的声音做出任何反应。从表面上看，被试很好地遵从了实验者的要求，没有做出任何肢体和表情上的反应。但是，与他们的大脑相连接的核磁共振成像设备却“出卖”了他们。大脑中与相关情绪对应的部位，明显表现出了活跃的状态。这说明，在“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下，共情反应无可抑制地发生了。
这只偶然出现的愤怒青蛙，偶然地被勾践看见，尽管勾践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镜像神经元，但是整个越国军队的“共情反应”，就像现代的心理实验室里所确证的那样，自然而然地蓬勃而发、茁壮而生！
范蠡文种首先“镜像感知”到了勾践的愤怒与斗志，随之又传导给全军将士。军卒们纷纷感言道：“这只怒蛙赢得了大王的致敬，我们受了这么多年的训练，难道还不如一只青蛙？！”一只愤怒的青蛙，激发出了一群愤怒的青年。一时间，全体越国军卒们相互勉励，群情激奋，士气高涨，远远超过了勾践最初的期望！
作为情绪反应的深化形式，目标也具有传染性。人们很容易被别人的目标感染，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比如，在一项心理学研究中，参与的学生们得知他们的一个同学在假期打工的事情后，大家就都把赚钱当做了自己的目标，从而在实验中表现得更努力、更勤快，以便多赚一点钱。
而如果作为目标源的人物是一个地位名望很高的权威人士时，目标传染效应就会更加明显、强烈。
勾践是越国的国君，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他的目标就是要彻底覆灭吴国。随着大规模情绪传染的爆发，勾践的这个目标也随之传染给了每一个越国士卒。士卒们齐声大呼：“此行不灭吴国，誓不回国！”
上下同欲，战无不胜！
勾践通过向青蛙致敬，向青蛙学习，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振奋了全军的士气，统一了全军的目标。这样的一支军队，试问天下谁能敌？
勾践的无意识实践告诉我们，对于领导者来说，利用“共情效应”，将自己的目标传染给整个团队，从而强化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有效！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传染是双向互动的。勾践当然也“共情”到了全军士卒的激情澎湃。振奋之余，勾践又接连下了几道命令：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有父母无兄弟者，归养；有疾病不能胜兵者，给医药糜粥！
越国的兵力一直比不上吴国，这次勾践又要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将国内能够服兵役的人都集拢了来。但勾践这几道意在邀买人心的命令一下，等于是自损兵力，看起来对实现既定目标大为不利。
但是，一支部队的战斗力，从来不是简单由数量多寡决定的。在数量相差不甚悬殊的时候，决定战斗力强弱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士气。青蛙激励本来已经让越军群情激奋，勾践的仁德之举则更加让士卒们欢声雷动，个个在内心暗自发誓，必要为越王尽死效忠！
再说吴王夫差，得知越兵再次来犯，只能强打精神，尽起士卒，前往江边迎战。
越兵屯扎于钱塘江的南岸，吴兵屯扎于钱塘江的北岸，两军隔岸相望，从兵力对比来看，还是吴多越寡。兵力主要来源于人口繁殖。勾践回国之后，虽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增殖人口，但至今才不过十一二年，新生人口还没有达到能够补充兵源的年纪，所以，越兵的数量增长非常有限，在整体规模上依然不敌吴国。
再从双方主将的军事指挥能力来看，勾践打赢过的吴越榫李之战，胜在侥幸，而姑苏之战，则赢在偷袭。这两场胜利，并不足以证明勾践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相反，夫差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非常优秀的军事统帅，在对越夫椒之战和对齐艾陵之战中，均展露过他卓越的军事才华。
而且，越国主攻，吴国主守。自古交战，一般都是攻难守易。
如此看来，吴越交兵，越国的胜算并不大。
但是，吴国的主帅夫差明显不在状态。他根本就没有处于正常的生活状态，更不用说是对于智略反应要求十分苛刻的作战状态了。一个慵懒浪荡的主帅，怎么可能运筹帷幄、令行禁止呢？一个心神不定的主帅，怎么可能指挥若定、出奇制胜呢？
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情绪是会传染的。不但正面积极的情绪会在群体内传染，负面消极的情绪同样也会在群体内传染。身为越国之主的勾践，雄心勃发，斗志昂扬，极大地鼓舞了全体越兵的士气。而身为吴国之君的夫差，萎靡不振，不思进取，那么，全体吴国军卒又会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迎接越国这一次倾尽全力的进攻呢？
﹙未完待续，相约下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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