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认为:“教育应该是一种探索,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这种精神上正确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所有人共有的东西。”汤因比博士告诉我们:这种正确的生活方式,是精神上的,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所以,教育就是要使人学会“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精神的东西。我们的教育就是需要培养这种精神的东西。这是根本,是基础。可是,我们目前的教育,恰恰把这最为重要的东西给简单化了。不论是从学生角度来说,还是从一所所学校来说,抑或是从整个教育来说,精神的东西都基本上被简单化了,剩下的,仅仅是那些非常具体的、操作性强的、眼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因素。
经常看到许多故事因为被简单化而荒谬地在神州各地上演着。在基础教育阶段,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真经”正在被“歪嘴和尚”因为简单化而念歪着。
对许多本应以教书育人为天职的教师们来说,教育的对像─学生是太复杂了,要尊重个性而因材施教也确实太难了,于是就不约而同地把学生简单化成“知识的容器”。把复杂的、具有个性的学生简单化成“知识的容器”,教师们就可以不用尊重其身心发展的年龄特点、个别差异和时代特点,进行简单高效的“一刀切”和“一锅煮”。在教育内容上,复杂东西简单化就更明显。那些有利于人的精神培育,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有利于性情陶冶的复杂内容,统统被抽掉了,被“化”掉了。剩下来的,就是那些非常具体的、易于操作的因素,像知识的灌输、技能的训练就通常成为各门学科教学的最为主要的内容。教师们习惯着把教材当课程而不去努力开发课程资源,只需要将一个个完整的知识内容割裂制造成一点点零星的相关习题,对学生进行一次又一次地训练与强化来实现简单有效灌注。在许多学校里,文科教师实现“文科理教”,理科老师则进行“理科题教”。于是,学校因为简单化而异变成了解题训练工厂,学生到学校学习就异变成了到学校学解题。
舒尔曼认为,教师的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的专业”,一种复杂的智慧性工作。我们许多人对于教育情景中的各种因果交叉、亦因亦果的非线型关系,懒得去用心观察与思考,许多人都只停留于最表面、最肤浅层次轻率地作出所谓的事实和价值判断。我们平时教育的许多行为都并没有顾及问题的普遍性、整体性、复杂性、深刻性和严重性。因为自己认识肤浅、说不清楚,所以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用一种表面的潇洒来掩盖自己内心对“因果关系的无知”。我想,这也是处于推动期的新课程实施举步维艰的最重要的师源性因素。
我们常常哀叹自己的平庸和无能为力:是谁扼杀了我们学生的创造力?是什么窒息了我们学生的进取心?是什么使我们学生的学校生活变得如此苍白、平淡和无趣?是什么使我们学生的精神世界变得如此单调、昏暗和贫瘠?我们认真深思当下的教育现况会发现,从思维方式角度看“简单化”“模式化”思潮就是“帮凶”之一。“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当整个基础教育的战车上装满了人们所渴望的简单分数,写满了悲壮的誓言和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简单口号,即使一小批高考精英的成绩也绝对掩盖不了教育整体的苍白。
“钱学森之问”,振聋发聩,捅到了当代教育的痛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试想我们的学校和老师都用一种模式化、简单化批量生产的方式,能培养出性格、能力迥异,思维方式创新的杰出人才吗?
教育是个严肃的事情,是有其基本内在规律可循的科学,而不是任何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搞花样翻新的玩意儿。王蒙曾这样说:“不要太相信简单化: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凡把解决复杂问题说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确实,世界也好,教育也好,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简单,这需要我们更审慎地思考。如此说来,凡把自己的教育理论、方案和谋略说得天花乱坠者,皆不可信;凡动辄言称“学习的革命”,“教育的革命”,“……的革命”者,皆不可信;凡动辄宣称教育的真理把握,非如此不可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奥义说得伸手可及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改革说得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那言称教育改革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者,也许乃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改革利益的最大受益者(刘铁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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