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制在我国已存在近八百年,从一个历史的偶然变成历史的必然,在这近八百年中它不断地发生着演变,数量不断增多,单位面积有所减少,除了因战争或政治事件而急剧变化的少数省制外,总体来说省制是在稳定的演化。
元代以前,我国的一级政区边界划分大多遵循“山川形便”的原则,将天然的山脉、河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线,“州郡有时而更,山川千古不易”表明山川等自然地理分界线对于政区的重要标志作用。“山川形便”的内涵不仅仅体现在它对地理分区的遵循,同时也是对于因大川、大河分开而形成的不同类型的农业经济区和社会文化地域单元的考虑。
唐朝统治者就看到了这一点,它根据“山川形便”的原则将全国分为十道,这十道便是十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今天的一些省份如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就是依据唐朝的方镇边界线而逐步形成的。
元朝统一全国后,元朝统治者为了满足中央集权统治和防止军阀割据的客观需要,将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分割为若干个行省,突破了以前按山川自然地形划分政区的传统做法,形成犬牙交错的现实状况,以后各代虽对省制进行过多次重大变革,但犬牙交错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反而有所加剧。
正如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言,元代“合河南河北为一,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钱塘之险失。”
据统计:我国省级行政区域界线长度为52800余公里(不含国界线、海岸线),由法定线、习惯线、争议线三部分组成。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共有67条省界线(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除外),只有一条(广东省与海南省)省界经过勘定属法定线,其余66条,大约有77%(400000公里)均从未全面勘定过,属历史沿袭下来的习惯线,还有约18%((93600公里)存有省界争议。
从争议面积的分布看,西部地带最多,约达130000多平方公里,中部地带次之,约17000多平方公里,东部地带较少,约为700多平方公里。这种边界状况会造成一系列后果,它使得我国容易发生边界纠纷,特别是在争议地区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情况下。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资源的瓶颈制约越来越严重,省界上争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水域等自然资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突出。
在资源主要由政府控制的条件下,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刚性约束,而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控难以奏效,因此行政边界就成了行政壁垒,割裂了不同行政区之间经济上的联系,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中央的控制往往鞭长莫及,从而导致统一的市场秩序很难形成。
边界纠纷不但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它将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省级边界争议高达800多起,涉及29个省,是我国历史上边界争议较多的历史时期。
由于一国各地区人口密度的不均衡性、自然的地域性差异以及民族分布、历史传统等因素,更因为省区划分没有明确的标准,随意性大,致使省区在人口、面积、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规模过分悬殊。
我国31个省区中(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除外),面积最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60万平方公里,最小的上海市仅5800平方公里,相差276倍,人口最多的河南省9768万人,最少的西藏自治区仅259万人,相差38倍。经济总量较高的广东、江苏等GDP超过1.5万亿元,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仅200亿元,相差75倍以上。
我们知道,政区规模是构成政区的最基本要素,面积是政区规模的主要标准之一,同级政区规模大小及合理与否关系到行政管理的效率以及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省级政区规模过大,管理难度加大,使得政府不能充分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政区规模过小,管理效率低,浪费管理资源,使管理成本加大。行政区在面积上应当适中,我国过于悬殊的省区规模使得我国的地区行政效率差距很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间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影响则是不利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间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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