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在戊戌年，山东遭遇了一次大的黄河泛滥。李鸿章仿佛忽然被慈禧记起了一样，被指派去了山东。
想来选择李鸿章办这个差使，也有一定的道理。李鸿章对治河已有相当的经验。在他执掌直隶总督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常规政务，就是治理永定河。昔日幕僚吴汝纶在为其编奏议时，就表示洋务和直隶河工赈务是李鸿章“定力所注，他人有办不到者”。
对李鸿章这么一个爱做事的人，哪怕就这么一个吃力没好处的勘河的差事，也要保证两件事:一个是把事情办得漂亮，一个是要有足够的排场。
除了幕友、文案，还带了西医、电报生、巡捕、护卫侍从等一行人。11月29日请训，出北京，经天津，过德州，抵济南，水陆兼备，前后用了12天。一时之间，所到之处，灾区“钦使、随员、测量生、武弁、洋人几于到处布满，考察成效尚不知如何，但由于要多安排这些人员的食宿，已给正在进行的山东赈务带来一定的干扰。当时惠民县的知县邱柳堂在送走了查河官员后，作了一首《大官来诗》一舒愤懑:
大官来，小官去，东奔西驰知何处。……行辕预备十数处，夫马足用酒席不论数。哪知差来到底误，伺候月余只一顾(过夏家桥公馆门未入)，靡费千金向谁诉(传言余办差费七千金禀明抚台)。
仅仅是下面的查河官员，就受足厚待，顾指气使，那就不难想象李鸿章所受到的待遇了。
这期间，找李“效力”的人也络绎不绝，还不乏洋员，李不得不强调，此行只是“查勘而非办工”，没有什么油水好捞。
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相比于京津，济南的冬天要暖和得多。夏秋之间阴雨连绵，入冬后反而滴水不下，济南盼着一场雪。1899年2月10日，正是己亥年的大年初一，周、吴发来电报，称山东黄河已查勘完毕，将要拟定“大治”和“救急”两个办法。若不是手头有待查事件，李鸿章还打算亲自视察海口后，就早点回京复命。
说起来，自张汝梅接替李秉衡当山东巡抚以来来，所面对的问题真是层出不穷。除了愈演愈烈的教案纠纷，山东境内又接办了津镇铁路、开釆矿产，“中外交涉倍形棘手”。这个巡抚不好当。从日后两人频繁的通信可知，李张这三个月的相处颇为相得。
6天后，李鸿章就在《查明东抚张汝梅尚堪胜任折》中，强调山东交涉艰难，治理不易，张汝梅作为一方巡抚，还算称职。但朝廷对张的不满，积蓄有时，御史对张的弹劾也没有停止，并指桑骂槐，指责张“性喜逢迎，用人不当”，为巴结李鸿章甚至不惜“日费千金”，朝廷也就顺带批评了李:
该抚如果极力逢迎，奢华至此，该大学士即应立时参奏。当不至安然受之。
也在同一天，李鸿章收到李经迈从北京发来电报，称慈禧指责最近大员查办事件时，往往瞻于情面“敷衍了事”，并提醒，这可能是慈禧在借题发挥，“以示整顿”。知此消息后，李办理另一个弹劾案就严肃多了。
处理完手头的事，水路兼进，于3月31日回京。第二天复命时，慈禧和光绪帝对李鸿章“慰问周至”。而他的治河方案——“大治”和"救急”两折，比利时人卢尔西式方案的一片，以及绘制的黄河图，在例行公事地交给“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一体会议具奏”后，如预料中地选择了最简单的救急方案。
但纵使有钱，纵是方案再好，有什么用?就是在政局动荡的戊戌年，全国各地也不乏这样的消息。此时的清政府，也不是不知道水患之后的赈灾若不及时，民乱更盛。但当局者正为重树权威而步步为营，哪里还管得着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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