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亥建储” 光绪帝被废,社会震动。消息传到上海,人心沸腾。1900年1月26日,即“己亥建储”后第3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偕同章炳鳞,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致电总理衙门,反对建储一事。最初,慈禧并不在意,但在御史余诚格的一纸参奏下,雷霆大发,下令捉拿经元善。
盛宣怀得到消息,于1月27日给经元善发去电报,劝他马上躲起来。但是,几天后,眼见慈禧又是让南洋大臣严查治罪,又是命上海道严加看管,盛宣怀不觉后怕,自己先打听起经元善的下落来。他想到了自己的老上司李鸿章。为了给自己开脱罪名,盛宣怀编造的理由是经元善“侵挪电局巨款”而畏罪潜逃,希望李能“速派员赴港诱获,押送赴沪”。大概是为了强调此事与李大有关系,电报中还特别提到,如果经元善没被抓到,就可能“误入康梁一路”。
李鸿章可不想沾这趟浑水,冷冷地回道,既然经元善已逃到香港租界,非其管辖地,自然“无从诱获”,而且康梁早已不在香港,经元善即使投奔新党,又能有什么作为,撇清了经与康梁的关系。
精明如慈禧,当然也怀疑到盛宣怀和经元善之间的交情。于是,干脆一道谕旨发往盛宣怀处。谕旨中虽未指名道姓,但已足以让盛宣怀感到悚惧万分。
慈禧似乎还不解气,她不能不因此记恨于康梁。2月11日,在命浙江巡抚刘树棠查抄经元善家产时,另一道谕旨同时发往广州,命李鸿章刨毁康梁在广东本籍的祖坟。
见慈禧火气如此之大,也碍于盛宣怀的再三拜托,李鸿章也不得不开始干预这件事。此时,经元善已经逃往澳门,李派了刘学询和澳门华商卢华绍前去捉拿。获知李肯襄助,盛宣怀宽心不少。三天后,即2月25日,刘学询从澳门发来电报,称经元善已被拘拿。
事情至此,愈发复杂。澳门此时为葡萄牙控制,由于中葡之间就犯人引渡问题还未有明确的规定,加以中西观念的差异,澳督对清政府事务多有掣肘,以致澳门逐渐成为内陆亡命之徒、作奸犯科之辈的避难地。所以这一次,澳督出于“道义”自然不肯放人。
要引渡经元善,先要有个正当的理由,就得在捉拿名义上做文章,最后持以侵挪公款与澳督交涉。为了防止又生波折,李鸿章提醒盛宣怀,在引渡时“只证其托病潜逃,侵挪公款”,至于钱款数目,到了提审时再提,以免“赔款了案”。
提审需要人证物证。盛请出上海总局提调杨廷杲、总管周万鹏来作证。可是临到提审时,杨廷杲迟迟未来,开始是托病,后来干脆直接说不愿与经在澳门当堂对质。此时,李鸿章刚因缓平康梁祖坟事而招朝廷严谴,对经审判事不得不讲求进展,他致电盛宣怀,催促杨之赴澳,言语中尽是焦虑。
平心而论,经、杨、周且不论关系如何,到底在电报局共事了二十年,对经之行为抱以激赏,对经之处境投以同情,如果做出落井下石之事,于良心上过不去。半年后,经元善在给李鸿章的公开信中,对盛宣怀的穷追不舍不能释怀。
显然,舆论都站在经元善一边。经元善为李鸿章旧交,对经元善的处境,虽不敢议论,到底也心存偏袒。李一方面要给慈禧、盛宣怀一个交代,一反面又要在列强面前说得过去。在众说纷纭中,不免会有这样的感慨——居然还要靠外国人在伸张正义。局外人的论调无足论,只是想来令人心寒,外国人借着大炮自然可以悠游悠哉地以“正义”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换来的只有当权者的愈加反感。
而事情总要办,此时人人自危,除了唯恐不乱的康党,谁都不敢公然出来保全。在李鸿章看来,要不要审判,如何审判,其实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务求“免生波折”。
正当事情胶着于澳督拒不放人时,5月12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认为提审之事,“上已不提,可暂听之”。两天后,盛又发来电报,告以京中已“无复问经事”的了!
轰动一时的提审经元善一事,就这么不了了之。究其原因,乃是发威者的慈禧,对捉拿经元善一事,已经不放在心上,她本不过是借机整顿,打击“帝党”羽翼,试探盛、李的心意,显然目的已经达到。而想表露衷心的盛宣怀,也接手了谈判加税的新任命。至于李鸿章,更是乐得不再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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