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亥建储” 光绪帝被废，社会震动。消息传到上海，人心沸腾。1900年1月26日，即“己亥建储”后第3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偕同章炳鳞，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致电总理衙门，反对建储一事。最初，慈禧并不在意，但在御史余诚格的一纸参奏下，雷霆大发，下令捉拿经元善。
盛宣怀得到消息，于1月27日给经元善发去电报，劝他马上躲起来。但是，几天后，眼见慈禧又是让南洋大臣严查治罪，又是命上海道严加看管，盛宣怀不觉后怕，自己先打听起经元善的下落来。他想到了自己的老上司李鸿章。为了给自己开脱罪名，盛宣怀编造的理由是经元善“侵挪电局巨款”而畏罪潜逃，希望李能“速派员赴港诱获，押送赴沪”。大概是为了强调此事与李大有关系，电报中还特别提到，如果经元善没被抓到，就可能“误入康梁一路”。
李鸿章可不想沾这趟浑水，冷冷地回道，既然经元善已逃到香港租界，非其管辖地，自然“无从诱获”，而且康梁早已不在香港，经元善即使投奔新党，又能有什么作为，撇清了经与康梁的关系。
精明如慈禧，当然也怀疑到盛宣怀和经元善之间的交情。于是，干脆一道谕旨发往盛宣怀处。谕旨中虽未指名道姓，但已足以让盛宣怀感到悚惧万分。
慈禧似乎还不解气，她不能不因此记恨于康梁。2月11日，在命浙江巡抚刘树棠查抄经元善家产时，另一道谕旨同时发往广州，命李鸿章刨毁康梁在广东本籍的祖坟。
见慈禧火气如此之大，也碍于盛宣怀的再三拜托，李鸿章也不得不开始干预这件事。此时，经元善已经逃往澳门，李派了刘学询和澳门华商卢华绍前去捉拿。获知李肯襄助，盛宣怀宽心不少。三天后，即2月25日，刘学询从澳门发来电报，称经元善已被拘拿。
事情至此，愈发复杂。澳门此时为葡萄牙控制，由于中葡之间就犯人引渡问题还未有明确的规定，加以中西观念的差异，澳督对清政府事务多有掣肘，以致澳门逐渐成为内陆亡命之徒、作奸犯科之辈的避难地。所以这一次，澳督出于“道义”自然不肯放人。
要引渡经元善，先要有个正当的理由，就得在捉拿名义上做文章，最后持以侵挪公款与澳督交涉。为了防止又生波折，李鸿章提醒盛宣怀，在引渡时“只证其托病潜逃，侵挪公款”，至于钱款数目，到了提审时再提，以免“赔款了案”。
提审需要人证物证。盛请出上海总局提调杨廷杲、总管周万鹏来作证。可是临到提审时，杨廷杲迟迟未来，开始是托病，后来干脆直接说不愿与经在澳门当堂对质。此时，李鸿章刚因缓平康梁祖坟事而招朝廷严谴，对经审判事不得不讲求进展，他致电盛宣怀，催促杨之赴澳，言语中尽是焦虑。
平心而论，经、杨、周且不论关系如何，到底在电报局共事了二十年，对经之行为抱以激赏，对经之处境投以同情，如果做出落井下石之事，于良心上过不去。半年后，经元善在给李鸿章的公开信中，对盛宣怀的穷追不舍不能释怀。
显然，舆论都站在经元善一边。经元善为李鸿章旧交，对经元善的处境，虽不敢议论，到底也心存偏袒。李一方面要给慈禧、盛宣怀一个交代，一反面又要在列强面前说得过去。在众说纷纭中，不免会有这样的感慨——居然还要靠外国人在伸张正义。局外人的论调无足论，只是想来令人心寒，外国人借着大炮自然可以悠游悠哉地以“正义”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换来的只有当权者的愈加反感。
而事情总要办，此时人人自危，除了唯恐不乱的康党，谁都不敢公然出来保全。在李鸿章看来，要不要审判，如何审判，其实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务求“免生波折”。
正当事情胶着于澳督拒不放人时，5月12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认为提审之事，“上已不提，可暂听之”。两天后，盛又发来电报，告以京中已“无复问经事”的了!
轰动一时的提审经元善一事，就这么不了了之。究其原因，乃是发威者的慈禧，对捉拿经元善一事，已经不放在心上，她本不过是借机整顿，打击“帝党”羽翼，试探盛、李的心意，显然目的已经达到。而想表露衷心的盛宣怀，也接手了谈判加税的新任命。至于李鸿章，更是乐得不再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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