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肃顺作为咸丰朝第一臣的施政风格的话，那么“能吏重典”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作为一位官吏，他是有能力的、有抱负的，也是有办法的。面对一个危世，他也是有魄力、有想法的，并能付诸实践的。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统一全国之后，为确保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但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太平天国这个满清朝廷的心腹大患出现以后，时局的艰难、统治的危机已越来越清楚地显示着这样一个事实：满人不足倚，满军不足恃。
太平军的北伐，更使肃顺目睹了八旗、绿营的腐败和京师官吏闻风丧胆的现状，对满人的愚昧无能更有了清醒的了解，认为“满人暮气深，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对满人动辄口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等不逊之言。
肃顺“轻满员”，而“雅重汉人名流”。他“待汉员颇极谦恭”，自称“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他对汉人名士的器重不仅形诸言表，而且付诸行动，常常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并极喜结交汉人，手下有所谓“肃门七子”，都是名噪一时的汉族文人。
在官吏的任用上，肃顺实行重用汉人的政策，对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倾心推服”，信而不疑。并向咸丰帝屡次进言重用汉臣，使其逐渐认识到重用汉人对维系清王朝安危的重要性。
曾国藩终得两江总督之位，左宗棠免于牢狱之灾而骤获大用，肃顺都起了关键的作用。《春冰室野乘》中说：
“其才识，在一时满大臣中，实无其比。发逆荡平之由，全在重用汉臣，使曾胡诸公得尽其才。人第知其谋之出于文文端庆（文庆），而不知帷幄之谋，皆由肃顺主持之。”
肃顺提出的重用汉臣、以汉制汉的方针，在用人上不分满汉，唯贤是尚的建议，不断被咸丰帝所接受。咸丰帝对湘军从最初的利用、限制转向大力使用，肃顺襄办之功最大。
辛酉政变后，肃顺虽亡，但重用汉臣的遗策犹在，并不断被发展。
王闿运评论说：“肃顺之学术经济，迥非时人之伦，军书旁午时，庙謨广运时，皆肃顺一人之策，故能成中兴之功。”
从打破满族之见，重用曾、胡、左，强固清王朝的统治方面看，肃顺确属有远见之人。但汉族地主阶级势力的上升，毕竟触犯了满人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并在军政各界对满人形成了一定的威胁。而肃顺非但不因自己起用汉人而注意抚慰颇有失落感的同族，反而十分鄙视他们，这就招致了同族对他的不满和反对，人称“满人深恶之”。这种不满日积月累，渐酿成一股反对肃顺集团的潜流，这股潜流后来被奕䜣与慈禧太后利用，成为埋葬肃顺集团的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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