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的很多君王都很看重士的地位与作用，对他们谦恭有加，例如文王重视吕尚，在他的帮助下得到天下；桓公重用管仲，因此称霸诸侯。士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群体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从事说服传播活动的士人有许多，不仅包括专以游说为生的说客，也有在朝为官的人。
再说游说，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游说的解释有两个，一是“原指古代叫做‘说客’的政客，奔走各国，凭着口才劝说君主采纳他的主张”，二是“泛指劝说别人接受某种意见或主张”。
关于士的起源问题，顾颉刚认为士起源于武士，认为文士由武士转化而来，西周社会实行宗法分封制，社会上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个地位逐渐降低的等级序列，他们共同组成了贵族统治阶级，士是统治集团的最末等，他们主要从事军事活动。
杨宽也认为士最初指的是武士，他认为古代称老师为“夫子”是因为古代军队称千夫长、百夫长等各级军官为“夫子”。而在余英时看来，中国古代的士是文武并包的，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逐渐演变成了后来作为知识分子的士。
针对士的起源问题的观点不一，但是这些学者的观点中有一个共识，即均认为士最初是统治集团的一个等级，他们世代有固定不变的身份，这种不变的社会地位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被动摇。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宗法分封制逐渐瓦解，贵族统治集团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士渐渐地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等级，而成为了独立的社会群体，即古代知识分子群体，此时士变成了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被统治阶级之间交流、转换的过渡地带。
此时士的数量激增，成分也变得非常复杂，主要是因为士的来源增加了。春秋战国以前，士的后代为士，来源固定不变，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士的来源发生变化。
一是来源于贵族，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发生了变化，有些贵族子弟失去了世卿世禄的特权，变为士人，例如《史记》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可见他们均是贵族之后，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了士。
二是来源于庶民，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土地逐渐私有化，这些得到土地的农民慢慢富有，同时随着私学的发展，自家子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进入士的行列。另外还有一些通过经商富裕起来的庶民也把孩子送去接受教育，成为了士。
三是跟随贤人学习的下层人，通过受教育成为士，例如孔子的弟子、墨子的弟子等，他们均是通过跟随圣贤学习成功地成为士人或者是士的后备力量。
综上可见，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士逐渐从贵族阶层演变成没有宗姓氏族限制的普通的知识分子阶层，不再以血缘的亲疏来决定身份的高低。
士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根据他们的身份、从事的工作等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关于士的分类问题也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例如沈长云和杨善群认为士有文士、武士、辩士和策士；吕文郁认为根据士为谁服务可分为为天子服务的士、为诸侯服务的士、为卿大夫服务的士、在基层行政机构中服务的士四种；杨柳认为士可以分为在朝的士和在野的士，在朝的士分为作为文官的文士和作为武官的武士，在野的士又可以分为消极的隐士和积极的游士，他说士包括一切知识分子。
而刘泽华在研究中对士的类别做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阐释，他按照士的特征以及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将士分为武士、文士、吏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其他士人七个类别，不同的大类之中又划分了不同的小类，从刘泽华对士类型的划分中可以看出士的成分非常复杂，分布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这里的士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或文人，只有其中“靠精神产品和智力与社会进行交换”的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士。
说服这种行为历史悠久，东西方各有自己的源头。龚文庠在《说服学——攻心的学问》一书中交代了西方说服学的源头，他在书中写到：最早的说服理论是记载于埃及莎草纸上的，内容是教人们用语言贏得大人物欢心的方法。
但在西方社会中，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一书被社会公认为第一部科学、系统的修辞学著作，该书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说服学观点，可以说是现代说服学奠基之作，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明确地告诉读者修辞是什么，即“在每一事例上发现说服方式的能力”，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就是说服的能力或者是说服术，从定义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即说服术。他在书中提到说服时要想被别人信服，演说者即说服传播者要有见识、美德和好意这三种品质，也就是说说服者要有广阔的知识面和宽阔的眼界，传达的信息要让被说服者觉得有说服力，同时说服者也要具有较高的个人品质，也就是要有良好的信誉，不会因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使被说服者产生怀疑。
关于中国的说服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多国林立，各国君王均想获得称王称霸的地位，因此各国君主纷纷招揽人才，因此先秦时期的许多士人纷纷从事说服活动，促进了中国说服活动的发展。
在中国，《鬼谷子》一书被认为是说服学的经典著作，游说的原则和技巧是该书的核心思想。另外，韩非子的《说难》中也说是否能够摸透对方的心思与是否能采用合适的说服策略是说服成功的关键所在，即说服的难处在于“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综上可以看到，说服传播活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对于说服学的研究古已有之。
王艳秋《先秦游说士人说服传播现象研究》
安保罗《战国游说与诸子之说》
李晶晶《先秦策士研究》
龚文庠《说服学—攻心的学问》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高绍先《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辩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王长华《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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