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战争结束以后,雅典逐渐走上了扩张争霸的道路,提洛同盟诸邦也先后被雅典奴役和控制起来。整个爱琴海的境况发生了质的改变,过去猖獗肆虐的海盗行为遭受到极大的打击,海上航行的安全得到雅典海军的有效保证。因此,在雅典逐渐成长为海上帝国的过程里,爱琴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几乎被雅典一手垄断。
随着雅典工商业的高速发展,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的市场贸易己经达到拥有十分细致的分类了。在比雷埃夫斯港还有专供对外贸易的展销市场,有存放商品的巨大仓库,也有造船厂、作坊和招待来往商客的旅店宿站。
“从海上贸易和航海事业的观点来看,雅典是使人向往的。”从公民就业的角度来看,国家经济如此迅速的发展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由于社会分工不断地细化,出现了许多工作岗位的要求,雅典人可以学习和从事更多不同类型的职业,这样的进步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
这种情况实际上能够对缓解雅典耕地面积过于狭小和人口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起到很大的作用,也给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同时,雅典通过海上帝国向处于他们控制下的属邦们征收贡金,这也是雅典经济得以更加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加上雅典在海洋商业贸易上的垄断性税款收入,雅典的国库更是达到了空前富庶的程度。
过去,因为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原因,雅典从来就一直被粮食的问题所困扰。从这个角度出发,雅典最初向外殖民,尝试走向海上就已经为他们日后海上势力的顺利崛起埋下了伏笔。
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雅典采取了进口谷物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因素在于,粮食谷物的出口地位于黑海和色雷斯,那就意味着赫勒斯滂海峡与爱琴海上的航行安全对雅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雅典依靠发展海上势力直到建立帝国,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了牢牢地抓住这条“生命线”。从他们控制爱琴海开始,为了保证粮道的安全和利益,雅典人在赫勒斯滂海峡的拜占庭设置了专门的粮食监管机构,用来监督粮食的运输状况。规定一切运粮船要把三分之一的粮食运往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
可以说,雅典海上势力的崛起使得通往希腊世界的关键粮道被其牢牢握住,也就等同于控制了希腊各城邦的要害。
对雅典帝国来说,稳定的粮食供应,也为确保雅典社会的稳定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希波战争开始,到镇压盟邦反抗、后来与斯巴达争霸,战争是贯穿这段历史的关键词。作为海军的最主要组成力量,雅典第三第四等级公民的政治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是因为雅典的海上军事力量尚未脱离出公民群体的情况下所必然产生的后果。
亚里士多德也对此进行了论述:“在希波战争的年代,以平民(贫民或佣工)为水手的海军树立了雅典的海上霸权,平民由是感到自己在城邦中确实据有重要的地位……这些有功的平民转而加强了民主的力量、”
公元前454年雅典将提洛同盟的金库迁移到雅典,这意味着各盟邦缴纳的盟金从事实上变成了他们上交给雅典的贡金,这些贡金是保证雅典能迅速成长并发展成海上帝国的最重要一环。
财政状况的良好使得城邦政府拥有了为公职提供薪酬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行政与军事制度也因此逐步完善起来。这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所有的雅典公民皆将受其惠,有人将服务军中,参加征伐,有人出任卫戍,生活皆有保障,也有人得到一官半职,可以温饱。”
为了保障所有贡金能如数交纳至雅典,雅典政府还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一项保存在铭文上的决议中有如下内容:“(雅典的)议事会、各城市的官员和巡回监察官务必关注每年所征收的贡金,并把它运回雅典。要为各城市制作同样的封条,使运送贡金的人无法趁机私吞。各纳贡城市必须在一块板子上刻明贡金数目,用封条加以密封,然后送往雅典。运送者在移交贡金的同时,必须交出那块有封条的板子,由其他人在议事会上宣读。”
同时,据记载雅典在各属邦总共派遣有700名公职人员,有学者认为这个数据偏大。事实上,700多海外官员相当于每个属国驻二三名,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数字。
修昔底德也借伯里克利之口说到:“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
雅典公民在平时能够接触到大量的艺术文化,戏剧、辩论、哲学和竞技等,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除了是精神娱乐以外,也是接受民主思想和道德教育的方式。政府为此修建的剧场、神庙和各种公共设施也是保障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总而言之,雅典从公元前7世纪末至6世纪末经历了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的巨大变革,由于海上势力的不断增强,公民集体的内部矛盾因为向外发展而得到缓解。
随后爆发的希波战争成为雅典的命运转折点,雅典人通过胜利进行了一系列扩张行动,将原本臣服于波斯的许多希腊城邦和岛屿国家转为自己的属国,发展形成了强大的海上帝国。
在雅典的霸权之下,整个提洛同盟由单一的军事同盟转变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体,这标志着雅典与其盟邦再也不是主权国家联盟的关系,雅典国家正式发展成为由雅典人统治和奴役异邦人的海上帝国。雅典帝国内外政策的核心,是如何维持雅典人对广大臣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部分学者也提出了质疑雅典帝国是否存在的观点,实际上这等同于否认原提洛同盟各邦主权遭到雅典人剥夺的史实。
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提洛同盟诸国在被迫向波斯人纳贡时被公认为是附属国,而在遭到雅典人的更为严重的剥削和压迫时,自然还是处于臣属地位,绝不可能因为主人的更换而使其实际地位发生根本变化。
若要说这些依附于雅典的城邦在“原则上”是独立的,这种说法同样也是没有根本依据的。对于提洛同盟诸邦而言,雅典帝国的建立毫无疑问是让他们感到痛苦的结果。但雅典人对帝国臣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经济繁荣、政局稳定、文化昌盛的历史前提。
雅典帝国的存在,对于维护本地区的海上秩序,对于欧洲的希腊人充分吸收东方各国各民族(包括亚洲的希腊人)的优秀文明成果,加强东地中海及周边各地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促进本地区奴隶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都发挥过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雅典海上势力的崛起,促使雅典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同时也加剧了雅典帝国同希腊大陆上的另一大军事集团——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藕《试论雅典海上势力的崛起》
徐跃勤《雅典海上帝国研究》
刘晨光《希腊四论》
李建松《试析雅典海军的兴起及其称霸的原因》
徐松岩《关于希腊罗马海上势力的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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