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刻意写些什么，只是觉得有必要记录真实的人生。自己走在时光小路上，被几块鹅卵石磕疼了，我顺手捡起几枚，藏在心间，今日突然发觉，它们已经被我焐热了，在记忆的溪流里越发圆润，我回首发现，自己已经走出了好远。
我家住在江淮平原上，这里没有海也没有山。爬一座小土窑就能让我兴奋至极！十几年前，六队那里就有个小土窑，土窑旁是我们生产队小学——胜利小学。教室窗户上的塑料布被老鼠啃得留下一块块啮齿印，在呼啸的风中瑟瑟抖动，我透过生锈的窗棂发现，教室里有几个小孩坐在大木板上上课，他们讲桌的一条腿断了，讲桌似乎是战场上败下阵来的老兵，垂头丧气的懊恼着自己残废的现实。断腿下垫着一块砖头，红砖儿早已粉化，留下一堆粉末，零碎的堆在朽腿之下，一行蚂蚁正不厌其烦地往桌腿里搬小谷粒儿，那些孩子都是村六队的，那一双双手留下了冬日里刻印的冻疮疤和清晨割小油菜沾满的青汁。整座小学就只有一位老师，他家在五队，上班前就把水牛栓在旁边的南大沟里，放学后还得趁着晚凉去打山芋藤回家喂猪。
小土窑是我们的乐园，我并不知道它的来历。土窑门前早已长满了艾草和狗尾草。我头上粘着黏稠的蜘蛛网，鼻孔里吸入房里久已发酵的阴森气，装扮成八路军，戴着草帽，手拿大柴机关枪从窑顶冲下来，大喊：“冲啊！打倒日本鬼子！”后来我才知道，以前这里曾是个大集体，大跃进时在土窑里炼过钢铁。
有一天，村子里来了几个穿西装的，我当时正在打扫庭院，玉米棒混合着枯叶“沙沙”地在扫帚下翻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京沪高速工程队，他们租了我家的房。不久，我家的小楼就成了工程队的指挥部，这幢二层小楼像座战斗堡垒，坐北朝南傲视整个工地。而我父母和弟弟挤进了一间房，而我和奶奶合住在厨房的北屋。北屋原来是粮仓，可现在是我的房间，每次炒菜，油烟气会顺着门板缝狡黠地钻进来，渗透进我的发丝，使我身上时刻都散发着油烟味。小窗面朝西，鸽子们还以为这里是供它们偷吃的粮仓，经常悄悄在窗口往里探头，然后忽地飞走。
我那时还不知道何为文明、优雅，但自从小胡走进了我的视线，我好像懂了。她是名大学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矫捷、轻盈的走姿。她走到哪里都像水莲花一样，带着一阵清香。我这个野丫头多次在狭小的房间里学她走路的模样，有点东施效颦，但是，十来岁的我渐渐知道，什么美叫做端庄。我嘲笑起自己的笨拙和无知，渐渐感受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魅力！
我开始在掉灰的墙上贴满了大白纸，在门口写上“警钟长鸣”。在洁净的环境下读书，我总有一天会超越他们，因为我不想将来穿着邋遢的衣服，拖着多病的身体，养三四个娃儿，葬送一生。从没有家教辅导过我，我突然忆起，工程学院毕业的爷爷去世前的那天晚上嘱咐我：“把爷爷教你的数学题弄懂！”哦，原来爷爷临终前，都希望我能成才！读书是多么重要！
我会在墙上贴一些剪贴画，比如古罗马圆形剧场、凯撒大帝和梵高的《向日葵》。我并不知道角斗士有过怎样惊天动地的史话，也不知凯撒的丰功伟绩，更不知梵高是如何热烈而孤独的执着于艺术。我不知道何为美，只知道那些多彩的图画让我振奋，我想去更广大的世界！
每到夏天，我必须沿着曲曲折折的小路蹚水上学，夏季是灌溉的季节，电站里将四干渠的水猛往四面八方的水渠里送。我得头顶着书包，卷起裤脚过河，河水有时能淹到脖子，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淤泥滑倒。水面上有时会漂来杂草、泡沫甚至是小猪鼓胀的尸体，伙伴们战战兢兢地下水了，不一会儿又出现在河的另一面，只是浑身湿透。
我母亲拥有小姐身材，却长了一双极不相称的大手和一双极不相称的大脚，天生是下地干活的人。她从不打牌、不说脏话，这对于许多乡下妇女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有一次，母亲竟然去动员全村老少集资，每家五块钱，买了四块水泥板，两个水泥筒，从此在我们村和学校间架起了一座桥。从这座桥上走出了十几名农村第一代大学生，是母亲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学习时间，催我们努力地追赶着时代的车轮！
六十年代，二叔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彻底瘫了。如今他已经五十岁，这五十年里，他全用膝盖走路，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可二叔跪在地上五十年，心中却树立着男子汉的志气和爱心！我有必要用文字去拥抱一回二叔。你要问我这世界什么变了，什么没变？我要说，风貌变了，风气没变。
我们村的几代人都喜欢二叔，因为他从不抱怨生活，即便抬起头和你交谈，他也是极其欢乐，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几个叔叔家里都很富裕，可他却从不依靠任何人，修鞋、修车、卖寿衣。他经常自嘲自己说：“我是大学毕业，幼儿园没考上！”这个村子少了他会冷清，会荒凉。二十多年前，二叔的手摇残疾车上总是坐满了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乐意跟他玩！别人下地干活，他就负责照看全村的孩子。有一次，我上吐下泻，多亏了二爷跪在地上把我抱到了医院才得以医治。二十年后，奶奶癌症复发，晕倒在地，又是二叔及时赶来，将奶奶拖到了医院挂水，才捡回一命。现在我已经有了六个侄儿，可是这一代孩子，依然喜欢在二叔的残疾车上玩耍！二叔身边只有一位八十多的老母亲和一只老狗陪伴，一到下雪天，八十多岁的二奶奶用扫帚一下下地扫到他家门口。后来大叔在全村铺上了柏油路，二叔也有了电动三轮车，他盖了间更大的房。村里的风貌变了，可是人情却没变，邻里间依然充满着信任和温暖！
1987年，台湾的姑奶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我的印象中，他们带回来三样东西：美元、彩电、旧衣服。那些小洋装上散发着清新的花香，是我从来没有闻过的，我那时觉得身上能散发着花香也是美的象征。台湾小姐姐穿着蓬蓬裙，披着大卷的长发，头戴蝴蝶结，趴在窗下玩布娃娃，窗外的阳光映照着她白皙的脸庞。她和我们一点都不一样，我黑黑的，穿着的确良小褂，实在局促地不知往哪站。而她能说英文，吃着香甜的面包。我们只吃灶上的硬面饼。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她们不同？我们到底在哪里不同？从此，我想找到一条路，就是要努力到跟她们一样好，从此，我的心里有了目标，有了倔强和动力，即使是从虚荣开始，但的确改变了我。这份孩童时小小的虚荣却是我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当我真正的读莎士比亚和曹雪芹时，我才明白了何为诗意之美，何为高贵的人生。
去年，台湾的大伯回到大陆，迫不及待地来祭祖，他点上香火，深深地鞠躬。白发苍苍的大伯握了一把田里的土，感慨道：“八十年代父亲第一次回来，说家乡人过的真的好苦好苦。可我这次回来，发现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路修的很宽，房子很大，大弟、二弟还开了工厂……大陆现在真的变得很富裕。”
我们再也不用接受台湾亲属的施舍与帮助，可以开着私家车带他们去大饭店，可以组团去国外旅游，可以去留学，可以谈大买卖。经济上的富足远远比不上尊严上的平等来得重要！别人对你人格上平等的尊重，是用金钱换不来的！台湾亲属和我们聊天，聊的是海峡两岸的关系和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真的是满心的自豪！现在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我可以与学生徜徉在艺术的世界，谈论大文豪、大哲学家的故事，可以聆听六百年前的昆曲、雅乐。谁都看不出，我曾经也是位仰望别人、愚钝无知的野丫头。
在成长的岁月里，我早把六队的土娃儿、小胡优雅的走姿、台湾小姐姐的洋装淡忘了，可是，“知识改变命运”没忘，前进的动力没忘，是他们使我认识了自己，热爱读书，走进了更精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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