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阵阵是清欢

                           文/孙鹏昌

       日历一页页撕去，农历新年的脚步也近了。

这身边的苏北市场里，采买货品的人流量也增大了，城区主干道淮海北路与北京路车流更加缓慢拥挤。年的气息渐渐在老城不留缝隙地蔓延开来——准备，享受，玩乐。在这城里生活，衣食无忧，多准备点年货——菜肴、茶点糕果烟酒之类。过年，仅此而已。

然而在这个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向往幼时那冰天雪地的白色世界，耳畔回响起在乡下老家那声声喜气洋洋的赶年的足音。如今，在言笑晏晏的年夜饭桌上，依然走神，感叹那时过年简单而淳朴的装扮。

记忆回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还幼小。淮涟一带的乡村家家过年时比不得城里人家挂灯结彩，当时村里还是大集体，子女多的，家境窘迫，用于准备过年的开支也是捉襟见肘。唯有那些从城里外地做工回家过年的叔伯们，才可以满脸喜气地给家人们带回丰富多样的过年糕果糖烟酒。这样的场景看得我们家兄弟姐妹们十分眼馋。我们家七口人，印象之中，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得上鱼肉。人口多，就要有人挣人头工分。为此父亲无奈地让仅仅读了两年书的大姐辍学回家帮母亲干农活。一家的收入勉强够平时的家用开销，过年只能简简单单，穿着就更不能奢望了。大姐，大哥都可以穿上新棉袄棉裤，而我和二姐，二哥就在妈妈的安慰声中，乖乖地穿上由大姐大哥的衣服改做的“新衣”，二姐拉长了脸，二哥直喊“不公平”，我左瞧瞧右看看自己身上新布棉袄，紧鼓鼓的，想到里面满是结实的旧棉絮马上不自在起来，不乐意地嘟囔：“我最小，怎么也穿这个过年？”父亲说：“你们三个过一年就长大一岁，都该学会分担家里的事了！”

不高兴归不高兴。转念想想爸爸的话，也很有道理。怎么过个高高兴兴的年呢？

母亲说：“主要是钱问题。看看你们能做什么，赚到钱就好过年了。”我们几个迅速加入筢草的大军之中，先准备好一大堆过年的柴火。

父亲说：“你们知道吗？过年贴的红挂浪子（淮阴方言，指门笺），只要你们会做，拿去赶集卖可以赚到不少钱，聚了钱就可以有钱买新衣服，买好吃的了，开学还有学费上学。”

哇，太棒了！于是，我和大哥、二哥开始跟村里会制作挂浪子的舅舅学习，买彩色颜料，准备好木头夹板，凿字和图案的刀子，大小钉子，锤子，学着舅舅的样子，经过分工，我和二哥兑颜料，染彩纸（一般人家用红纸，只有当年家有丧事的采用黄绿蓝彩色挂浪），叠放切成一板又一板，大哥就负责凿出各种图案和过年祝语，挂浪子制作好了，我和二哥手里拿着我们的“发明”，开心地蹦跳着，笑着。虽然一开始卖出的只能保本，随着二姐提供的花样越来越丰富，上面的祝语也越来越多样，“年年有余”“祖国万岁”“新年快乐”“欢度佳节”……几乎整个村庄的人家都用我们的挂浪子，在集市上也是我们的最先被大伙儿抢光。望着门楣框上、窗户口、堂屋正中贴的挂浪，听到人们的啧啧赞叹，我吃了蜜似的，心里甜滋滋的，得意极了。会了手艺，还能学以致用，我们也能够享受别的孩子享有的快乐。就这样，我们家靠着二姐给人家缝制花布头巾，大哥、二哥做挂浪，父亲贩卖大麻绳，妈妈大姐承包村里豆腐坊，手头有了点余钱。

这一天忙好所有的年货，已经快要到年三十晚上八点了。门外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屋里火盆上芝麻杆噼噼啪啪地燃烧，火光映得大家脸膛亮堂堂的。一大家围坐在年三十的年夜饭桌前，父亲脸上洋溢着满足，发话道：“今年的年和往常不一样，这都是我们全家人的功劳啊，所以呢，每个人都有红包！”妈妈配合似的拿出一个鼓鼓的蓝布手帕，笑眯眯的说，“是啊，往年都靠你爸爸一个人赚钱过年，今年你们小兄弟三个也挣不少钱，还有你们身上所有的新衣新鞋都是你们做挂浪、卖芝麻杆苦来的。”手里接过来一个个红纸包，哥哥姐姐们欢喜得脸色红扑扑的。父亲吧嗒一下大前门烟嘴，眯着眼插话道：“俗话说得好，手巧饿不死人。你们勤快，脑子灵，我们家凭自己双手，这个大集体年代，日子会比庄子上其他家更好过。孩子们，我们以后都这样，好不好！”菜肴和炭火盆的热气升腾中，响起一片呼好声。

这一年，是1978年，我们家的年虽然很清淡，却过得特别快乐。 

孙鹏昌，男，淮阴区开明中学教师。 喜读文史作品，致力于小小说创作。作品刊发《短小说》《新周刊》《淮安日报》《淮海晚报》《淮阴语文》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