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偶寄 文/丁辉 前年的春节是在医院过的,今年的春节又是在医院过的,让人禁不住就会去想,明年的春节将会在哪一个医院过。过年生病难道也如同逢年过节给情人、领导送礼,属“前例既开,欲罢不能”? 肯定不会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发现:即使在过年的时候,人气最火爆的也不是大街上,而是医院中。那么,是大街,还是医院,更多地代表着世界、人生的真相?确实,大街到处都是;而医院,就算一座城市再大,又能有几所!然人生问题不是算术。我想,这个问题,若是让写了《红楼梦》的雪芹先生来答,那结果就必会跟我们常人有所不同。 “现在医学那么发达”几乎已成为一句口头禅,用来宽解别人,也勉励自己。其实,医学的“发达”多体现在检测手段的进步上。越来越多的病被“检测”出来,而若论起疗治,医学的进步却实在是有限的。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病痛还要靠我们人自己来受,来熬,来扛。相对于人的身体这点奥秘,医学的那点发现与发明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诚实的从医者,或比其他学科领域的人更能意会理性的局限与科学的边界,从而对生命的奥秘,对“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存一份敬畏之心。冯唐在获得中国顶尖的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却毅然决然地弃医从商,从文。这曾令无数人惋惜、不解。当被指责对医学太没信心,太过虚无时,冯唐的回答是:“现代医学科学这么多年了,还没治愈感冒。” 病中无赖聊,只好乱翻书。带到医院的书里有一本李渔的《闲情偶寄》。那天随手翻到卷十五“颐养部”的“贫贱行乐之法”:“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我以妻子为累,尚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为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则苦海尽成乐地。” 李渔妙人妙语。笠翁讽世之语,似乎未可以“心灵鸡汤”目之,然却挡不住时下各路“鸡汤”文援为典据。若视笠翁“贫贱行乐”为心灵鸡汤、人生指南,我这回就可据李氏语顺推出“我以为病,更有病于我者”。在经过数次检查,基本排除让人谈之色变的“恶疾”后,我是不是该到楼上的肿瘤病区转一圈,那里基本上就是人与这个世界的最后分水岭,然后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而归?!——我的幸福岂可建立于别人的痛苦之上?别人的“倒霉”怎么可以成为我幸福感的源泉?有一种“鸡汤”,与其说是生活“智慧”,毋宁说是险恶“心术”。 比,一个“比”字里,尽有世态炎凉与人性亏欠。痛苦与烦恼,缘于“比”,别人比我有钱,比我健康,比我成功,比我走运,于是见不得别人“好”;幸福与满足,竟也可能缘于“比”,自己是否幸福,端要看周围是否有,有多少人比我更倒霉!于是乐见别人“坏”。 起初只是中耳炎,迁延月余,医药无效。医生建议住院手术。然术后效果不理想,诸种症状未见减轻。医生明告:因为病程拖得太长,损伤了神经,而一旦伤及神经,几乎就是不可逆的,左耳的听力已难回复,且耳鸣亦或将相伴终生。如整个病程果与本人五年糖尿病史有关,严重性则要加倍。
怎么办?五十岁本尚是壮年!窗外的阳光白得耀眼,楼下不远就是本市最热闹的一条大街,那里有正在浩荡、沸腾的生活。而这一切像是都已与我无关。别人眼中我是文化人,我也自视为文化人。然何谓“文化”?我最服膺的关于文化的一种解释是:人类面对困境所建立的观念。现在困境来了,文化何为?
自知我的那点“文化”虚弱乏力,也只好试试。自宽自解一,只好习惯与疾病相处。即如耳鸣,时间一长,则习焉不察。人之于病为什么只能是厌憎?汉语中有“与病缠绵”一说,“缠绵”一词内涵了人与病的爱恨情仇;自宽自解二,或问耳鸣究何感觉,我曰:有时是“半夜鸣蝉”,有时是“蛙声一片”,就差“杨柳岸晓风残月”了。至于耳聋,岂不闻那位庙号代宗的李家皇帝的“玉音放送”:“不痴不聋,不做家翁”;自宽自解三,上帝如此安排,自有上帝的道理,而上帝的道理,我们不可能懂,唯有领受,像《圣经》中的约伯那样。
但不得不承认,李笠翁的“鸡汤”固是未能诱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建立自己的幸福,但还是让我存了一份这样的“居心”:我有意无意地把我生病的知情范围尽量缩小——说出来,我自己也觉悚然,我莫非是不自觉地不甘、不愿自己的痛苦成为别人制造幸福感的材料?!
我当然应该为我的这份“居心”,为我的狭隘与阴私感到羞愧。
(原载《新民晚报》2019年05月10日 星期五)
【作者简介】丁辉,1970年生,江苏泗阳人。文学硕士,江苏宿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2007年始涉笔杂文,或以杂文笔法写学术思想评论,为近几年崭露头角的新生代杂文家的代表。曾获第四届全国鲁迅杂文大赛一等奖。著有杂文随笔集《爱是难的》(漓江出版社,20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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