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肠篇 回忆我的父亲
□吴金高
童年、少年时代饱尝人间辛酸苦难的父亲,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温良和善的种子。
父亲从来不以歪心和恶意揣度他人。那年他看场稻子被偷,案子告破之前,队里有些人喜欢背后嘀嘀咕咕、指指点点的。有一次,两个亲近的何家兄弟听不下去,把别人议论的话告诉了他,可父亲不急不躁,不愠不火,倒是对那两个兄弟说:“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你们就不要再烦这个神了吧……”父亲心里虽然憋屈气恼,可同时也非常敞亮:自己清清白白,坚信总有一天,老天会开眼的,现在别人有些议论也正常啊……
1972年秋天,我家从卢塘窝搬迁到小东庄时,母亲惦记着老庄子沟沿的两棵长了头十年的桑树,对父亲说:“好崭两棵树,拴(方言,读“拴”的上声,指对树料进行锯、砍、刨,做成长条器具)两根扁担呱呱叫,赶紧锯了,不靠着人,能被人抹去。”父亲却说:“不会的,哪块能有这样的人?”可过了不久,他回来对母亲说,“还真被你说着了”——那天他路过老庄子,那两棵桑树不见了,只剩下与地面齐平的两个树桩子,白生生的锯屑还散落在旁边呢。
我小时候,我们家里,老有旁边华水农场的人来借锅炒猪肝、煮田鸡什么的,也有河东(大运河以东宝应一带)路过的人借宿(一般是在锅门口的草上睡一夜),后来,还留过淮阴赵集来拖驴车、换售山芋粉的姊舅俩住了一两年呢(特意在堂屋加了一张床,让人家和我们兄弟俩挤在一起,分文未取)……这些,尤其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我的父亲看来,天经地义啊。他老说,人家有了难处,张了口,“宁说千声有,不叫一声无”。
父亲打小就离家,对“娘家”的事一向牵肠挂肚。他的大侄女珍英(大伯的大女儿)以前不幸的婚姻让他跟大伯他们一样忧心如焚,后来嫁到白马湖前锋人家,隔河兜水的,父亲也很是舍不得, 1975年春天,珍英生第一个儿子,娘家人要送月礼,父亲对母亲说,路再远人也要到——那天,母亲和大妈、叔叔一大早从金湖渡口坐船过三河,然后一路向北步行,经新街、吕良,再沿老三河的北岸大圩向东,过了大庄、双岗、泗湾湖农场,到了白马湖前锋的珍英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五六十里路呢,如今路好、桥多、车便,半小时不到的车程,那时硬生生的走了近10个小时!另一个大侄女珍兰(叔叔的长女)小时候重活做的多,十六岁那年吐血,带到大医院,吃了先生开的药,吐血没止住,反而又出现便血,十分危急。另找医生,说是先前的药开错了,那是狂犬病吃的,要活命,得赶紧输血!可买的血(血库里的)不服,医生说只有用近亲投型的才有用。叔叔当时正患肾脏炎,不能输血,父亲赶到医院,二话没说,当即献了血……
对我们姊妹几个,别看父亲在队里、在劳动方面的要求很严,可他的儿女心也重呢。
他一辈子去过两次南京,第一次是他24岁那年的七月十七,随丈人(我外公)他们一帮人去六合的瓜埠镇割稻,跑了几天才到。就那时候,田主连敬带散的,父亲学会了抽烟。秋后回来,一个大包裹里面全是给五岁的大儿子买的布料,做衬衣、夹袄、棉裤、加褂子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什么都有。
另一次是1970年,那次,华水农场住在我家旁边的一对老校工全大爷全奶奶回南京探假,特意带上了我们生产队的几个老乡,看大桥,上城墙,游玄武湖,一个多星期,父亲第一次见了大“世面”,回来,给他的大孙子带了杂花灯芯绒衣料,也给我买了块红色暗花的“直贡呢”布料……那两次,他自己和母亲,什么都没有买。
1974年夏天,刚高中毕业的二哥在三河边参加防汛,要回来的那天早上,父亲放在新塘东南角出水坝子下的那个壶篓张到了一条乌鱼,放牛的我最先发现了这个意外收获,鱼挺大的,隔着篾孔朝里看,像放着一只胶靴!原以为家里少不了一顿美餐的,可是,鱼被母亲拿上街卖了。只记得父亲说:“二子今天回来,鱼怎么没留着煮煮的?”母亲愣了一下,说:“我知道呢……算了,吃鱼也不上算,明天去打点肉吧。”母亲的心思我渐渐知道了:家里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的,都等钱买呢。
记得很清楚的,有一年冬天,父亲晚上从农场回来时,里里外外的衣服口袋里灌了很多的爆米花和炒花生,还有饼干,那可都是稀罕物啊,过年都很少吃到的。父亲说那天是毛主席生日,农场开会给老人家祝寿的。分给他的茶点,一个都没舍得吃,全带回来,让我们提前、也是多过了一回年——后来推算,那天应该是1973年12月26日。
父亲在华水农场上班几年,一天三顿是在家里吃饭,每天下午可以在农场食堂免费领两个大卷子(一种近似于馒头但比馒头长的面食),可他从来没吃一个,都带回来了,大多是“犒劳”拾粪和挑猪菜的我们弟兄俩的。其实,整天丢下摊耙拿扫帚的父亲,哪天下午那个时候不是饥肠辘辘了呢,而且那些年,我们家里的中餐经常就是山芋萝卜稀饭之类啊。
父亲对读书的孩子,更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他自己识的字能数得过来,小时候只跟当私塾先生的爹爹(我们的曾祖父吴学全)上过一个“冬学”:十岁左右开蒙,几个孩子就在大冯庄东北角冯明章家的拐屋里,从头一年大冬(冬至)学到来年的清明,三字经、百家姓的读了些。还不错,家里老小几口子的名字他能认得,自己的名字会写,简单的数字账目也能记记。我印象中,他的字虽然都歪歪扭扭的,但毕竟是“文字”啊,比起那些目不识丁的,父亲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这也一定让他深知念书的好处,所以,家里经济再难,也尽可能让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上学。
我大哥小时候一直上学,1969年当兵,家信都是自己写。我二哥1974年金湖中学高中毕业,当时全大队跟他年龄相仿的人当中,上高中的也就两三个,比他小的,也不多见。兄长的学业对弟弟妹妹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在写字、读书方面有些兴趣、有些习惯,很大程度上确实就是受哥哥的影响:大哥在部队带回的那本老式线装字典,有字有图,是我上小学时如获至宝、特别爱不释手的一本工具书;上初中、高中后又参军的二哥前前后后带回家的各种图书、文具等让我大开眼界,印象很深的,那本他自画米字格又天天认真临写的《为人民服务》字帖,那把簧片有损、七音不全的单音口琴,特别是那台他在部队省下有限的津贴买的“海鸥”牌收音机……让我们比许多同龄人更早更多地享受到了那个年代难得见闻的“先进文化”,我也因此对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产生了获益深远的兴趣。想想,等于是父亲给我请了免费的“课外辅导”呢。
1977年6月中旬,在我中考的前些天,正是三夏大忙,割麦、运把、脱粒,拔秧、挑秧、插秧……同班同学多数一放学就场头田间的忙,我们全家人也都没日没夜在忙,父亲却做主让我在家里看书复习。肯定就是他看似微不足道的关照,大大激发了我考试的灵感,考场发挥很好。过了几天,林校长带回喜讯,说我“放了一颗卫星”——我的考场作文《难忘的一件事》得了满分,两个月后,以优异成绩被县中录取。
父亲对读书还算勤奋的我是有一些偏爱。那年我从师范才毕业还没上班,父亲就托人给我买了一块手表,虽然只是村长淘汰了的二手钟山表,三十元钱,但在我家已经是奢侈品了。我工作第二年,父亲舍不得我调离到更远的孙集学校,给我“组装”了一辆 “28大杠”自行车,那是父亲特意找关系弄到一个“计划”,买到了当时很紧张的“长征”牌三角骨架和前后盖板(其余零件散配)……而此后家里无论有什么事,需要用钱,父亲却没在我面前说一句。
父亲对我甚至也有点“放纵”呢。1984年放寒假时,从武汉回来过年的发小春业同学带回一台手提式录音机,我情不自禁借回家听了几天,当时我有一盘TDK磁带,翻录在上面的是一组立体声电子音乐“舞曲大全”,迪斯科、探戈、伦巴、喳喳等等的什么都有,印象特别深的曲目有《万水千山总是情》《天鹅湖》《回娘家》《莆田进行曲》……成天循环播放,不限音量,如痴如醉啊……一天中午,饭桌上,我边吃边听着,不知不觉的脚踏起了节拍。母亲看不下去了:“吃饭就吃饭,跺(方言读“德”)什么脚啊!”父亲却说:“你留他跺,他跺总有他的路数(道理、来由)……”现在想来,真是羞愧得很,且不说吃饭时的缺礼失态,单是那样播放的音量和时机,也太不应该了。
二哥和我从初中开始就能帮亲戚四邻代写家信,书写春联,也受请托做过一些人家婚丧嫁娶事仪的“柜书先生”(根据主家来宾随礼情况在特制的簿册上登账的人,通常还另有一人配合,负责收取、保管礼金礼品)……这些,在当时的乡村算得上是令人尊敬和羡慕的角色了,这也就更坚定了父亲在我们家里早就形成的“尊文重学”思想,而且,好像还不经意地“对外”产生了一种无声无形的“影响力”,全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大多以耕读为荣:孩子上学,只要有成绩,砸锅卖铁也会背(克服经济困难承担、继续)下去。一度时期,方圆多少里都晓得,我们上湾七队,“在外头的多呢”,“上大学(泛指“考出去”)的不少”。因各种原因没有升学的,无论务农做工或是经商,只要自食其力,上进向善,一样硬挣受尊敬。
父亲还从我们生产队一帮上学的孩子身上,对读书学习的奥妙有了独特的“体察”,他经常说:念书跟挑担子不同,担子重,你稍微加把劲,就能上肩膀;而念书的,你平往不下功夫,不得那个力身,要想说出什么,写个什么,等于叫公鸡下蛋。
于2020年3月(下一篇:境界)
作者简介:吴金高,1963年9月出生,现为金湖县教师发展中心语文研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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