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1500余年历史的客家扶风会馆

“客家”是中原汉族南迁百越南蛮之区“客而家焉”的称谓，历史上，中原汉人曾有五次较大的迁徙，第一次是晋未至隋唐，黄河流域各州汉人不肯臣服入侵中原的异族，南迁皖赣：第二次是唐未至宋，豫皖赣人避黄巢之乱，南迁闽粤；第三次宋未明初，闽赣客家人避蒙古军之锋，南迁广东；第四次是清康熙至乾嘉之际，赣南广东客家人因地窄人稠外迁川、桂、湘，并渡海至台发展；第五次是清乾嘉以后，清政府为避免客土之争，强迫客家人迁徙至海南岛、广西等地，并有大批客家人漂洋渡海远迁南亚异国他乡。据统计，客家人总人口多达2000万，分布范围达120余县。

客家人迁入百越南蛮之区，为保存中原文化，创立了“客家方言”，以避免被当地土著文化所异化，并在少数民族区域，创立了聚族而居的“坞堡”建筑艺术，赣南称其为“围屋”；闽西称其为“土圆楼”；广东称其为“方碉”，以此防御异族的攻击。而皖南泾县的客家人万氏却独出心裁，创立了扶风会馆，以此团结万氏家族并保存其家族文化。

晋永嘉之乱时，黄河流域的汉人开始向皖赣迁徙避祸，成为第一批客家人。随着匈奴南入中原，汉人南迁势如潮涌。大约在晋建兴4年(317年)匈奴西围长安，晋愍帝被迫降汉，扶风郡槐里万修苗裔万鹏举，因不肯臣于匈奴，则举家随南迁汉人徙居江南，并在东晋京畿之地的泾县南阳镇桃花潭西岸定居安家。

桃花潭古称“龙潭”，是由青弋江水汇聚于此而成潭，因两岸桃花十里，故曰：“桃花潭”。桃花潭位于皖南黄山余脉及九华山余脉之间的小盆地，背山面河、风景秀美，是甚为理想的安居乐园。晋时，慧远法师在庐山创办佛教组织“白莲社”，共有123名僧侣及隐土加入白莲社，其中最著名的有陶渊明、刘程之、周续之三居士，号“浔阳三隐”。刘程之官居柴桑令，后弃职隐居于桃花潭西岸，以垂钓为乐，后人称其钓隐之处为“钓隐台”。陶渊明曾至桃花潭探望刘程之，见其居地一片桃园，恍若世外，便构思出《桃花源记》来。由于《桃花源记》，桃花潭西岸古时又被称作“桃花村”，村中至今仍保留着一处明代深宅大院，大门匾额上书“桃花村”，二进院门匾为“别有洞天”，似乎也在向后人述说着那一段古老而优雅的历史。

商越民族在皖南山区融合，独创了皖南的商越文化。扶风万氏于晋未迁居桃花潭西岸定居，其所特有的中原文化在这里与商越文化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碰撞，万氏为保留其传统的中原文化，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在桃花潭西岸万村创立了扶风会馆，以此告戒子孙，永世不忘祖籍。扶风会馆大门上一幅 “桃潭水碧，槐里风清”的门联，就是要向后人讲述万氏家族的迁徙史。

令人不解的是，万氏为何不修建客家人独创的“坞堡”，而自成一体创立宗族会馆呢？有学者认为，这与其族居于西北的地域文化有关；陕西地形险胜，被山带河，富抵中原，为天府之地，西周、秦、汉先后立都于此，使其成为天下之中。两汉时期，旅京官商以同郡之谊维护地域利益，先后在长安都会之地创立了半官方性质的“郡邸”，以此为同乡聚会之场所，这就是会馆的最初形式。但何时郡邸改称为“会馆”，仍不得其解。扶风郡为长安京畿之地，郡邸文化对万氏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万氏南迁泾县后，将陕西郡邸文化移入皖南，故而独创了“客家会馆文化”。扶风会馆至今仍保留着清顺治年间和民国初年的两块《重修扶风会馆碑》，据碑文记载：“会馆之设立，所以联情谊、集众志，以谋利益也。我族扶风会馆，创于隋开皇年间，始祖万鹏举徙之澄碧丹峰，见石壁之下奇峻，遂而家焉。由刘宋、萧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历1540余年。”扶风会馆的始创年代，大致可由此推知。1997年4月中旬，万氏村民在清理、保护扶风会馆这个始祖级文化遗产的过程中，竟意外在馆内墙壁中发现了大量秦汉以来的各朝古币，一位万氏青年还在馆基处挖掘到了扶风会馆的古墙基，并从中取出一块一尺长的古青砖，只见其上刻有“文德戌申年工匝陈玄人户造”的字样，。此砖一经出土，即被外方人购走；幸被泾县旅游局吴局长闻知四处追查，才将这块文物古砖追回，并捐献给泾县文化局。后经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教授考证，认为此砖系唐僖宗李儇时代制造，确切年代是公元888年。这种砖多为王公府邸的园林所用，扶风会馆采用此砖，足见其规模宏大，并且可以说明唐代桃花潭地区的古建艺术已十分先进。

扶风会馆是万氏家族义事的场所，也是迎接贵宾来客的馆舍，所以扶风会馆的建筑规模也相当庞大，共有大、小皖落四五进，房屋数十间，可同时容纳宾客上千人。扶风会馆前面河而立一座高大石牌坊，里外刻有“槐里风清，桃潭水碧”的坊联，暗含着家族历史。扶风会馆的宗旨，就是联络宗族、共御外侮，在会馆文化的影响下；隋唐之时万覠至万仲芳，五代同居、合睦共处，被时称为“义族”。唐太宗贞观5年(631年)诏旌表万氏，万氏为纪念这一盛举；同年，万晏于桃花潭西岸彩虹桥处建了一座二层“义门”，其底座为通道，上层为跑马道，门楼上镶嵌着“义门”两个朱漆大字，每逢喜庆之日，万氏必聚于义门之下庆贺节日。唐文宗太和6年(832年)观察使沈傅师至万村巡视，其见万氏家族共聚一处，尽享天伦之乐，甚为敬之；于是奏之圣上，唐文宗再次诏旌表其门。万氏两次荣获旌表门闾，实赖于扶风会馆的文化矣。

唐玄宗年间，万晏曾孙万钜，以学问道德著称于世，世称其为“万夫子”。万钜是万村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个，其为突出宗族权力，大力改进扶风会馆，曾在扶风会馆内设立“香火堂”，以供宗族团拜、祭祖之用，从此扶风会馆又多了一层宗祠家庙的色彩。此时，万氏富冠都邑，整个万村皆用桃花潭卵石铺路，商店林立，形成一条“万店街”。万村西岸古渡，是皖南诸县的货物集散地，向有“街头古镇”之称；而万店街上最为著名的是万氏开设的一家“万家酒店”，专买万氏自酿的家酒，闻名于时。唐玄宗天宝14年(755年)隐居桃花潭别业居中的原泾县令汪伦，其知诗圣李白好饮酒，则以万氏名酒家店邀李白曰：“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误以为桃花潭真有一万家酒店，即兴游吴至桃花潭；然而，昔日十里桃花，早已不复存在，酒店亦只有一家为万氏所开。于是李白在访万钜时吟诗朝讽汪伦曰：“汪伦说话真奢华，命子提壶问酒赊；七里那寻八里店，孤村唯有一桃花。慢行怕下崎岖路，遥望扶风豪土家；曾到街头无酒卖，万村渡口实堪嗟。”

不管怎样，诗圣李白还是尊称万钜为“扶风豪土”，并亲至万村拜会万夫子，自然受到万氏家族的隆重欢迎。李白见万氏举族以陕西黄土高原豪放的民风、民俗盛迎他的到来，感概万千，先后写下《早过漆林渡寄万钜》、《访钜公吟》、《扶风豪士歌》、《赠扶风豪士三十韵》等长短诗句，赞叹万氏的团结精神、颂扬扶风会馆的开明宗旨以及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承之功，其中足见扶风会馆在当时的声望。

李白临行，汪伦、万钜率万氏族众齐聚桃花潭东岸陈家古渡，踏歌为李白送行；李白深为感动，挥毫泼墨留下了千古绝唱《赠汪伦》一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汪伦与万钜为纪念李白到此一游，在桃花潭东岸的陈村古渡，修建了一座“踏歌岸坊”。明时，陈村演变为新翟村；明嘉靖年翟容等捐资在踏歌岸坊遗址处，修建了一座二层的“踏歌岸阁”，今已为桃花潭景区一大历史文物景观。

明洪武8年，暴发特大山洪，桃花潭西岸的万村被洪水冲毁，损失惨重，万氏家族由此分迁皖、赣、苏、浙等邻省各地，仅安徽就有20余支脉，因而一度衰败。洪水退去，一部分万氏返回桃花潭西岸村遗址重建万村，但重建后的扶风会馆已缩小成三套院的普通民宅。

明崇祯举人万应隆，其与弟万麒、万麟及宗兄弟万惠、万澍，以及叔父万斌等，文章辉映当时，为皖南文坛旗手。万氏夫子们重振昔日雄风，使桃花潭西岸再度车水马龙、诗颂如雷。扶风会馆则成为大家聚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清顺治年间，万应隆及万氏诸夫子为弘扬光大扶风会馆的文化精神，募集巨资再次重建扶风会馆，使之基本恢复为唐代时的建筑规模。万应隆在万村节衣素食30年而终，但其重修的扶风会馆，却将当年四迁的万氏聚合而来。每至祭祖之日，皖、赣、苏、浙四省的万氏各分支，均汇聚到万村扶风会馆，举行盛大隆重的祭祖活动，万氏每遇大事，亦告知外地各支来此共议。由此可见，扶风会馆始终是凝聚万氏宗族的精神支柱，万氏虽因自然灾害四迁求生，但宗族的团结一如既往。

清咸丰元年(1851年)，清军与太平军一争高下，因泾县为南京门户而成为必争战略要地，两军在此征战数年，桃花潭万氏为避战祸纷纷弃家外逃，最后十室九空，扶风会馆也再度损毁，万村亦再度衰败。直至民国初年，万氏商街才又开始繁荣，商号有志义记、新义记、大道记、祥泰福、裕记、万丰等杂货店，布号有复庆、同福、湘记，中药店有无复生、陈益友、福和堂，水作坊有朱家和、大生及金记染坊，除新义记是独资店铺，其它店号全部是股份店，其规模极大。万氏治富不忘根本，万村商界捐资重建了《扶风会馆》。1922年万氏家族为了更好的利用会馆，在扶风会馆内开设了“扶风小学”，并推举万氏名人万麟玉为校长，扶风会馆将数十间正排房改为教室，专供教学之需，另隔出三进两厢套院，为会馆议事之用，平时则为教师宿舍。为解决办学经费，万氏家族将马家竹园的卖竹收入，全部用于办学经费；不足之数由万氏公堂补足。此举不但解决了万氏子弟的读书问题，亦丰富了会馆的文化内涵。现扶风会馆仍在为教育服务，只是更名为“桃花潭小学”了。到了抗战时期，万村一度成为皖赣的货物集散地，为方便客户、扩大经营，万氏在扶风桥头“石墩宕”建起了临时街道、设立临时商行，万村商街成为桃花潭地区的经济中心，被世人称之为“小上海”。

 1995年lO月，原新华社著名记者翟其寅先生受芜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托，专程返回桃花潭寻根问祖、搜集素材。先生在考察中意外发现了残破不堪的扶风会馆。后在汤锦程、罗哲文、谢辰生、沈廷杲、邓中和等专家学者的倾力穿梭下，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而再次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