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祺和阎尔梅“徐州二遗民”的研究

“徐州二遗民”系铜山万寿祺和沛县阎尔梅的合称，二人均为明遗民，在明朝灭亡之际，他们以举人的身份参与了抗清的运动。入清之后，仍然坚守信念，至死不渝。后人高其志，并称为“徐州二遗民”。阎、万二人去世后，不少人对他们做了一些零星的研究。然而对二遗民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则是从铜山孙运锦开始的。

一、孙公其人其书

孙运锦（1790年—1869年），一字心仿，又字绣田，自号铁围山樵。道光乙酉（1825年）拔贡，咸丰元年（1851年）举孝廉方正。其祖孙大本，武举。其父孙文慰，增生，世居铜山北乡堌城。运锦为地方知名学者，性颖悟，读书过目不忘。宿迁王氏多藏书，运锦早年馆于其家，手抄心识，昼夜不倦，故所学益博，诗赋冠绝一时。尝游淮扬间，有江南才子之目。晚年遭乱，避兵夏镇，侘傺无聊，而好学不倦。尝独步榛莽访求古碑碣，见者称为奇人。运锦广搜古载籍，欲重修徐郡志，著《徐故》七册，凡十余年，书未及成而卒。他先后参与了二十四卷本《铜山县志》（1831年）的撰写工作。著有《垞南诗草》二十四卷（存）、《百一诗录》二卷（存）、《与我周旋斋文集》三卷（佚），另有《搬姜集》二十六卷，《所观书画记》一卷，二书均属艺术类，前者有抄本存世，后者存佚不详。

二、孙公与万寿祺研究

孙运锦对徐州二遗民的贡献尤大，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了九卷本的《隰西草堂集》，万氏诗文由是得以传播。他还选录了《白耷山人集》，并为二遗民立传。

孙公本姓李，与万寿祺孙女婿李蟠为同宗。因为这层关系，所以他对万寿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十分重视收集有关万寿祺的资料和书画作品，张伯英在《遁渚唱和集题跋》中写道：“李根庵殿撰，为内景孙婿，遗墨多在其家。此李氏物，道光时归孙绣老。”

万寿祺去世之前，并无全集。至1685年，其弟子吕维扬才完成了万氏遗作的整理工作，包括《内景堂集》一卷、《癸酉诗》一卷、《二雨斋诗》一卷、《隰西草堂编年诗》八卷。这个诗集，也成为万氏作品辑录的第一个本子。此后一百多年中，因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版本毁灭，诗集无存。

及道光时期，孙运锦有感于万寿祺和阎尔梅二人作品的遗散，决心通过一己之力，完成二人作品的整理工作。早在1824年，孙氏就得到了万氏手书文稿的残本，又得到丁泗吉所录诗一册，于是开始了《隰西草堂集》的搜罗和编辑工作，此年孙氏刚刚35岁，这也是其系统进行研究二遗民并付诸实施的开端。然而此时他只是一个拔贡，收入有限，家庭负担很重，无力刊刻该书。直到1851年，他才在高邮知州左仁（初名辉春，字青峙，湘乡人，历署睢宁、宿迁、震泽、铜山知县，徐州、高邮知州。）的资助下刊行了《隰西草堂集》，该书分二册，经王宽甫、夏瘦生校正，题名为“隰西草堂诗文词三种合刻”，共九卷，包括诗集五卷，文集三卷，词集一卷。体例安排上为序言四篇、隰西草堂诗集五卷、隰西草堂文集三卷、遁渚唱和集一卷，基本上恢复了万氏作品的全貌。罗振玉认为这是万氏作品的最足本：“署邑后学孙运锦辑，湘乡左茂桂、左茂树编刊，每卷后有高邮夏昆林王敬之校款。殆刻于高邮者，先生集本此为最足。”左茂桂、左茂树是左仁的两个公子，1850年前后曾跟随孙公读书，因为其父出钱刊刻，所以就把他们的名字列上了。

1853年，书刚刻完，印刷极少，由于太平天国兵占领南京，兴兵北伐，先生携带书板仓皇返徐。至1657年，孙运锦“以是集……字画尚多讹舛”，令其门人张介（生卒年不详）、张达（1832—1894）“重加细校，监工剔补”，对部分文字稍作改正，二人在书末作“隰西草堂集跋”一篇。体例则与道光四年刻本在内容、体例安排上基本一致，题名为“隰西草堂全集”，改为3册，这就是正谊堂刻本。

今年3月，我有幸在上海图书馆见到了这两个本子，第一种题为“隰西草堂诗文词三种合刻”，二册，封底有印章，注明为“王念孙纪念物”。该书品相极好，用纸也好。此书1853年刊印高邮。

第二种题为《隰西草堂全集》，除封面外，所用书版和第一种完全相同。也就是孙公从高邮带回来的那批书板。为了扩大影响，遂通过徐州丁家裱书店重新刊印。不过，这次所用的纸张粗糙且薄，整体品相远逊于第一种。封面题有“咸丰七年重校”、“正谊草堂藏版”，“墨宝斋”、“丁家裱书店”等字样。由此可知此种印于1858年。“正谊草堂”可能是孙运锦的草堂名。然不久捻军又起，徐州不宁，先生流离失所，书版应该就是在这次动乱中散失的。

封面上的丁家裱书店，可证徐州当时确有集售卖图书和印行图书的大型书店。通过胡孟奎写给孙运锦的书信上也可以找到一些佐证：“收到隰西集板一包。腊月廿六日申刻。”“年少先生集板已交丁赞扬矣，又启。”据此，可知丁家裱书店的老板叫丁赞扬。书版应是1857年腊月二十六日交给胡孟奎的，胡再转给丁。

顺便说一下那批书板的下落，张伯英先生认为“今版已不存”，然而天佑孙公，2006年10月，铜山郑勇向徐州日报社记者展示了他翻盖祖屋时发现的双面雕木刻木版，木版长约30厘米，宽约15厘米。字体为清秀的正楷字。经专家鉴定，这些双面雕木刻木版应为咸丰年间物品。今年，笔者通过关系，购买到其中1块书版，确定这批书版正是先后两次刊行过的《隰西草堂集》的板子。该版出现在徐州，正好与孙氏1853年以后乡居徐州吻合。

三、孙公与阎尔梅研究

上文提到的张氏兄弟的跋语很短，但却交待了孙公对二遗民的心结：“吾郡万若若、阎古古两先生全集镌本散轶，流传未遍。吾师绣田征君恐乡前辈著作久而失传也，残编断简，随在收拾，数十年始克成帙，藏诸箧笥，以赀力维艰，未遑付梓。咸丰辛亥（1851年），客湘乡左青士州牧、高邮行署州牧亦以两先生高风谅节，著作不可淹没，慨然鸠工开雕，乃万集甫就。寇乱遽张，吾师于数百里兵燹中辇致归里，以是集虽经王宽甫农部、夏瘦生明经校正，字画尚多讹舛，丁巳（1857年）秋命介与达重加细校，监工剔补，期无毫发遗憾。万集既蒇，阎集嗣当续刻，以成合璧云。同邑受业弟子，张介石夫、张达若泉谨识。”

该文结尾还提到“万集既蒇，阎集嗣当续刻，以成合璧云”，这里交待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孙氏在关注万寿祺的同时，也在积极整理和收集阎氏的作品，如果只研究一人，则非“二遗民”研究第一人了。在上海图书馆，藏有孙氏手写的《白耷山人集》（黄裳重装）一册，这当是当时准备付印的另一个集子，可能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加上孙公年事已高，无能为力，所以未能刊刻。因为笔者自己并未见过这个本子，所以不敢妄加评断，更无从推测系从何本录出。

1849年，六十岁的孙公和四十五岁的鲁一同第一次会面，原因就是鲁一同迫切想看到有关阎、万二人的作品和墨迹，正好孙氏穷毕生心血所辑《阎万二公遗书》尚未付印，鲁氏始有整理二遗民文献的打算。鲁一同曾在北京说服叶名沣为刊印万集出资，然因孙公已经得到了左仁的帮助，遂不果。1857年，鲁一同借助孙公提供的《年谱节钞》（张氏原本）及《寅宾录》，以三月之功，完成了《阎古古年谱》一卷，并就部分疑难问题向先生请教。可见，在鲁一同看来，孙公是阎尔梅研究的专家，对阎先生的诗文和生平了如指掌。可以说，没有孙、鲁这两位徐、淮地区的文化巨子的会面，没有孙公三十年的收集和整理，没有孙公的慷慨和无私，就不会有如此丰富的“徐州二遗民”研究成果出现。

此前，我们只在刘承干的嘉业堂丛刊见到过《寅宾录》，题为鲁一同辑。但是根据上海图书馆保存的一册手抄本《寅宾录》，则题为“铜山孙运锦辑，山阳鲁一同校”。也就是说最初是孙公就从阎家过录过这份材料，只是自己无力刊行，只能作罢。后来遇到鲁一同，就慷慨地把多年所得资料奉献出来。鲁氏编订好阎古古年谱后，又把《寅宾录》作为附录，刊行出来，只是没有署上孙公的名字，如此孙公的功劳就被掩盖掉了。极有可能孙公还为这本书详细考定了每一位作者。还有一点，现存于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鲁一同的手抄《白耷山人诗选本》，极有可能也是从孙公整理的《白耷山人集》中过录的。因为，无论是在鲁一同所编《阎古古年谱》，还是张相文所编《阎古古年谱》中，我们时时可以感到这样的信息。张相文还根据孙氏的整理本，补充过四首诗歌，这更说明，孙氏在见到豹韦堂本的《白耷山人集》后，又陆续见到了一些其他诗歌，并作为补遗附录在书后了。就此而言，孙公也是为阎尔梅诗歌作补遗的第一人。

在现存的万氏和阎氏的书籍中，保存着孙氏所作的《明孝廉万先生传》、《白耷山人别传》，字数均在千字以上。万传系在万氏自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万氏诗文评价甚高。阎传系在阎圻家传基础上修订而成，充分肯定其大节。他还有《隰西草堂集序》、《题隰西草堂集寄通甫》、《题傅青主为阎古古先生画松》、《次韵通甫读白耷山人诗之作》等诗文作品。

总之，孙运锦先生开“徐州二遗民”研究之先河，并且为二遗民著作的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清末，沛人张开均曾感慨道：“运锦尝搜觅沛县阎古古，万年少两孝廉遗诗合刻，真义事也……今诗稿散逸，无从窥全豹，惜无如公其人者搜集之也。”阎、万二公去世145年后（1679-1824），始有孙公以三十年时间整理他们的著作。而今孙公去世也145年了（1869-2014），我们在缅怀他的同时，更应该学习和发扬他的精神，全力以赴，收集整理孙公的作品集，以发扬徐州先贤盛德为己任。

为万氏基业千秋流传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