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的未解之谜,宋蒙鄂州之战中是否存在的“鄂州和议”!
淳佑十一年(1251)六月,蒙哥继承蒙古大汗位,及时改变了以往全线攻宋,“一岁一抄掠之,害其耕,夺其聚,杀其民人,使不得供其军赋”,“才掠即去,虽去不归”这种单纯破坏性与掠夺性的战略,开始从四川到淮东一线与南宋接壤的占领区内修筑城池堡垒,部署重兵,为最终灭亡南宋作好准备。同时吸取了过去全线攻宋和难以突破南宋沿淮防线的教训,决定将地处长江中上游的四川地区作为进攻重点。宝佑五年(1257)九月,蒙哥汗命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自己与忽必烈带兵出征,次年四月进驻六盘山,然后分三路侵宋。蒙哥自率主力4万,号称10万攻打四川;宗王塔察儿率领东路兵出襄、漠;已在云南的兀良合台领兵经广西北上, 计划入湖南与东路军在长沙会师。三军会师后再直捣南宋都城临安。
入侵四川的西路蒙军,遭到四川军民的顽强阻击,进军并不顺利,直到当年十二月下旬才抵达合州(今重庆合川)的钓鱼城下。钓鱼城军民在守将王坚的领导下,连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英勇抵抗,多次击退蒙军的进攻。蒙哥汗一面亲自督军攻打钓鱼城,一面派都元帅纽璘继续东进,力图占领川东以控制长江中上游。
宋廷得知蒙军大举入蜀、四川情况十分危急的消息后,紧急调集军队前往增援,但是仍然抵挡不住蒙军的攻势。开庆元年(1259)正月,蒙军进攻涪州(今重庆涪陵)、忠州(今重庆忠繇),逼近长江口岸。焉了防止蒙军沿长江东下进入湖北路,宋廷急命贾似道从扬州领兵去峡州(今湖北宜昌)增援,出任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总领湖广京西财赋、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兼知江陵军府事等职,几乎将组织抗蒙军进犯的全部重任都交给了贾似道,以便由他对各战区作统一指挥和调遣,特别是加强对长江中上游的防御。一个大臣肩负如此之多的军政职务,在整个宋代可谓绝无仅有,充分说明了理宗对他军政才能的信任和依赖之深。三月,宋廷又命京湖制置参议官吕文德从播州(今贵州桐梓县西南)北上入川,出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主持川东抗战。吕文德军入川后,在友军配合下,大败纽璘军,断涪州蒙军浮桥,并于六月间进入重庆府。
由于贾似道在峡州沿长江一线部署了重兵,吕文德军的入川又打乱了蒙军进入长江的企图,使入侵四川的蒙军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蒙哥汗久攻钓鱼城不下,又气又急,染上了疾病,在开庆元年(1259)七月死去。蒙哥汗一死,侵蜀蒙军无法继续前进,只得从川东、合州等地撤兵北返,四川局势得以缓和。
与宝祐五年(1257)九月,蒙哥汗率军南下同时,东路军统帅塔察儿开始入侵京湖地区,进攻目标是樊城。但由于南宋守将李和的坚守及襄阳守将高达等人的积极应援,樊城久攻不下,塔察儿被迫于次年春天退兵。于是蒙哥汗改命忽必烈任东路军统帅。宝佑六年十一月,忽必烈从开平(今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率军南下,八月十五日渡淮水,选择鄂州作为攻击重点和突破口。八月二十一日蒙军进至黄陂(今湖北黄陂),三十日抵达鄂州长江北岸。九月初一日,诸王穆哥遣使告诉蒙哥汗死讯,请忽必烈撤军北山,“以系天下之望”。忽必烈不愿无功而返,命军队于初三日夜里自阳逻堡(今湖北黄州市境)渡江,初四日黎明进至鄂州城郊外。
宋廷得知蒙军渡江,大为震恐,开始在临安城内组织义勇,招募新兵,增筑平江(今江苏苏州)、绍兴、庆元府(今浙江宁波)城堡,同时立即调淮东、沿江的军队应援鄂州。此时,贾似道已奉命从峡州移司汉阳,并派出水独之师及时赶往鄂州救援。忽必烈遣部将王冲道等到鄂州东门招谕,城上“矢下如雨”,王冲道堕马被宋军俘获。忽必烈知道鄂州宋军已有准备,便亲自渡江至鄂州,初九日蒙军完成了封鄂州城的包围。二十八日,宋廷诏贾似道节制江西、两广人马,通融应援上流,以增强抵抗蒙军进攻的能力。
蒙军包围鄂州之后,在城外建造了一座五丈高的了望台,忽必烈“日居其上”,亲自指挥攻城。十月,贾似道由汉阳进入鄂州城内督师,直接指挥保卫鄂州的战斗,理宗也派人于军中拜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蒙军久攻鄂城不下,乃“作鹅车,洞掘其城,别遣勇士先登,攻其西(束)南陬,屡破之”。已移军鄂州城内的高达一面率军力战,一面组织士兵修补城墙,城屡破而屡筑,使蒙军不能得逞。贾似道又命宋军沿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以防蒙军穴城而入。木栅于一夜之间筑成,忽必烈闻之,不得不承认贾似道的军事才干,他感慨地对身旁近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蒙军久攻城不下,有些将领就归罪于士人,说都是他们力劝忽必烈不可杀人,造成鄂城不肯投降之故。忽必烈驳斥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再次表明忽必烈对贾似道作为一个文臣有如此军事才干的称道。
在贾似道的指挥下,南宋各路援军纷纷奔救鄂渚,尤其是四川战事因蒙军北撤而缓和后,吕文德奉命自重庆提军沿江而下,于十一月初一日进抵鄂城,使“(城)守愈坚”。
从云南北上的蒙军,在兀良合台率领下,于开庆元年(1259)六月侵入广西,在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攻打柳州(今属广西)和静江府(今广西桂林)都不能下,才于十月初从小路绕道进入湖南,并于十一月十七日抵达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湖南安抚副使兼知潭州向士璧“亲率军民,且战且守。既置飞虎军,又募斗弩社,朝夕亲自登城慰劳”,勉强把蒙军阻挡在潭州城下。
云南蒙军的北上,造成荆湖地区人心惶惶,陷入一片混乱。消息传到临安,也引起南宋君臣的极大恐慌,监察御史饶应子以为:“今精兵健马咸在阃外,湖南、江西地阔兵稀,雎老臣宿将可以镇压,然无兵何以运捍敌之来?当自内托出,不富自外赶入。”理宗以为然,遂于开庆元年十一月初一日下诏,命贾似道移司黄州(今湖北黄州市),在那里组织起一道新的防线。黄州地处鄂州东面的长江北岸,“乃北骑往来之要冲”,从鄂州突围到黄州,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于是吕文德遣孙虎臣将精兵七百护送,途中险遇蒙军,幸亏都是老弱残兵及所掠金帛子女、降将,虎臣率军将其打败后,贾似道才得以顺利进入黄州。贾似道移司成功,鼓舞了两淮、江西一带的士气,“下流之兵始振”。
入冬,包围鄂州的蒙军得疫疾的人数已达十之四五,加上粮食匮乏,战斗力大为下降,侵宋战争并不顺利。正当此时,忽必烈妻自开平遣使臣来,密报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的消息。忽必烈便召集他的将领、幕僚商议对策,谋臣郝经等人以为争夺汗位已事不宜迟,而要灭亡南宋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建议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廉希宪、董文用等官员也以汗位不宜久悬,力劝忽必烈退师。闰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正当忽必烈离开鄂州准备北返时,贾似道派宋京前来军营议和,忽必烈便顺水推舟,允许与宋议和,随即撤围而去。忽必烈自己则轻骑北上,经燕京返回开平,准备在那里自立为大汗。与此同时,忽必烈通知兀良合台退兵,于是潭州之围解除,南路蒙军也自湖北渡过长江北返。历时一百余天的鄂州保卫战,以南宋的胜利而暂时高一段落。
开庆元年(1259)闰十一月二十二日,贾似道上表向理宗告捷说:“诸将大捷于鄂城,鄂围解,凡百余日。” 理宗得报,大喜过望,于是厚赏守城将士。其中,四川宣抚使吕文德援蜀、援鄂之功一并酬赏,升任京西、湖北安抚大使兼制置使知鄂州,赐缗钱百万、浙西良田百顷。知襄阳府高达 升任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赐缗钱五十万。理宗对贾似道更是奖颂备至,不仅将他进为少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卫国公,赐金器千两、帛千匹,而且还接二连三地下诏对他褒扬,其中景定元年(1260)四月初六日的诏书说:“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殷然殄患,奋不顾身。戎乘一临,士气百倍。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尤同于再造。予嘉伟绩,宜示褒纶。” 把贾似道视作再造宋室的功臣,认为“元勋伟绩不在赵普、(文)彦博下” ,“似道将至国门,可依文彦博例,郊劳于都城外”,但遭贾似道谢绝。
不管贾似道后来表现如何,但他作为指挥这次战争的最高统帅,亲临前线,沉着应战,力挫敌人的战功却是不能抹杀的。如宝佑元年(1253)进士第一人,以“切直”着称的官员姚勉,在景定元年(1260)五月十六日所作的《贺丞相贾秋壑启》中,称赞贾似道有“经文纬武之略,出将入相之才。身佩安危,力侔造化”。刘克庄对贾似道的这次战功更是赞不绝口,说他在“朝野失邑,凛凛有被发之忧”时,“投袂而起,倍道疾驰,身先将士,蒙犯矢石”。“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南宋灭亡以后,文天祥被囚于大都(今北京)狱中,当他回忆往日鄂州之战的历史时,对贾似道在这次战役中的勇敢表现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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