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世为民的政治家
唐代著名诗人元结(719—722年)是继书圣王羲之之后,鄂州又一个重要客籍人物。元结,字次山,鲁山(今河南省鲁山县)人,天宝年间进士。
元结生活的年代,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年代。本来元结是一个怀有凌云壮志的人,41岁奉召赴京,他就上时议3篇,认为治道有两种:一种是“昌”之道,一种是“亡”之道。元结的“昌”道主张,不是空洞理论,而是有具体纲要的。根据《系谟》记载,列有16条。这16条针对道德、风教、衣服、饮食、器用、宫室、苑囿、赋役、刑法、兵甲等,提出要怎么样,不可怎么样,“服之为明圣,逆之为凶暴,可以观兴废,可以见乎善恶。”
元结大约有10年的仕宦生活。肃宗时,曾任山东道节道参谋,参加讨伐史思明叛军的活动,立有战功,升任水部员外郎。晚年,任道州刺史、容管经略使,颇有政绩。虽然因为权位关系,不能完全实现他的壮志和政治理想,但他在可能的范围内,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例如他在汝南理兵时,收埋战后“如古屠肆”的“街郭乱骨”,做表文指责战乱的刽子手(《哀丘表》)。在道州任内,对二百余封的征求符牒,宁肯待罪以安人,不愿邀功以作“时世贤”;还两次为道州人民请免“科率”。他在进授容府之初,因少数民族“固拒山谷”,他“单骑入洞,亲自抚谕,六旬而收复八州”。据此,我们可以说,元结是一个积极济世的政治家。
两度隐居鄂州的前因后果
那么,元结又为何隐居武昌(今鄂州)呢?经查实,元结隐居武昌(鄂州)前后有两次,共约5年时间。
第一次,即756—758年。是时,安禄山称帝东京(今洛阳),继而打破潼关,玄宗出逃,长安沦陷。在这兵荒马乱之时,元结招集邻里二百余家南奔襄阳,然后奉双亲到武昌避乱。路过江夏郡狮子山(今西塞山),见有一洞,时称飞云洞。《古今图书集成》卷一百一十六引《大冶县志》云:飞云洞,一名猗玗洞。洞有三:上出云、中出风、下出水。嵌岩面江,幽窅幻怪。元结见而奇之,遂依洞筑庐卜居,在这里读书,侍奉父母。自号“猗玗子”。从生活情况看是比较艰苦的。所幸当时猗玗洞属江夏郡,董某任太守。元结和董太守有来往,曾代他写过上奏朝廷的章表,议论过时局,大概见解相同,元结精神上还比较愉快。他在这里读了不少的书,也写了一些有分量的古文。其中《管仲论》,长千余字。文中既论为臣之道,又论为君之道,说明元结虽为难民,却忧念时事,对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和当下的紧迫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充分显示其爱国情怀。
元结在猗玗洞住到乾元元年(758年),即迁居江州彭泽县的瀼溪(今江西省瑞昌县)。次年,苏源明向肃宗推荐元结可用,遂被皇帝召回长安,当了右金吾兵曹参军,继而摄监察御史。乾元三年,官授山南东道节度参谋,且奉旨治军泌阳。时襄州将张瑾反,元结表请用兵平叛。又在唐、邓、汝、蔡等收编“义军”甚众,使得史思明不敢南下,于是官拜监察御史。上元元年(760年)八月,元结与吕湮奉旨至江陵。上元三年二月,吕湮病亡,此后由元结代知节度观察使事8个月。其间,玄宗、肃宗先后崩,代宗立,元载为相。这是继李林甫之后又一个奸相。他“排除忠良,引用贪猥”。元结审时度势,便于宝应元年(762年)主动上表辞官,元载果然准请,尽去其职,给他一个并无职事的虚衔——秘书省著作局从五品上的著作郎。于是元结便想再度归隐,因武昌离荆南较近,而且又是他的第二故乡,所以退职以后,便隐居武昌西山的退谷。
退谷,是西山与雷山相接而自然形成的一狭长的山谷。西山西麓的郎亭山与雷山东麓自然组合,结合处形如中断,自江面远远望去,恰如一个“八”字。退谷就恰好在这个“八”字中。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谷底幽邃,四季皆春。谪县令孟士源因元结退修耕钓,爱游此谷,遂取隐退之意,给此谷命名为退谷,恰合元结当时身份。元结作《退谷铭》,表示“且欲学耕钓,于斯求老焉”。
退谷之中有抔湖,抔湖位于西山西坡脚下,因其在抔樽石下,乃得名抔湖。元结在《抔湖铭并序》中指出:“抔湖东抵抔樽,西侵退谷,北汇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欤。”
抔湖之上有抔樽石。状如硕大石蛙,俗名“蛙蹲石”。元结常与孟士源游西山,并于此地休憩小饮,因见此石形状特异,便在石上凿窟以藏酒。孟士源为之取名为“抔樽石”。元结又在石巅构筑“亭”,并作《抔樽铭》,“如窦而底,似倾(几),和欹,非曲非方,不准不规”,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此石之怪异,所以,此石又被称作“窊樽石”。
除谪县令孟士源外,元结还同当时的在职县令马珦友好。马在县治后面临大江之樊山上筑凉亭,请元结为之命名,元结以“公材殊、政殊、迹殊,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并作《殊亭记》刻之于石,立于亭侧。马珦还曾在吴王孙权“樊山开广宴”处筑广宴亭,元结还亲和为之“相其地形,核之图记”,又应邀撰写《广宴亭记》。在西山山崖两侧有两块直立的巨石,很像两扇打开的石门,传说为孙权由樊口凿山开道回武昌城的通道,是他一剑劈开的,后人称之“石门开”,又名“双石峰”,该峰也因之名为“石门山”。元结曾与马珦同游至此,并为石门题名,马珦令人镌刻于石。
元结隐居武昌期间,正值“安史之乱”平定不久,由于战争连年不息,百姓流离失所,大片的良田沃地荒芜,农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百姓生活非常困苦。元结看到如此情况,极为痛心。因此,他积极主张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他在《西阳城》一诗中就表达了这一主张。诗云:“江北有大洲,洲上宜力耕。此中宜五谷,不及西阳城。城畔有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
为了使垦荒合法化,元结利用与武昌县令马珦的特殊关系,为民请命,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同时元结还身体力行。结果把垦荒的范围扩大到了江北的黄州。唐以前,黄州曾称“西阳州”,唐为齐安郡,因郡治在旧西阳州州治,故老百姓仍按习惯称黄州城为西阳城。元结在《西阳城》一诗中写道:“将牛何处去,耕彼西阳城。”
西山之所以闻名遐迩,当然与它美丽的风光和迷人的景色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这里有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在历史上与西山密切相关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元结。最早作出这一评价的是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他的《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中,有“尔来风流人,唯有漫郎叟”。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王十朋游武昌,也有“短棹经樊口,高人忆漫郎,抔湖谁复泛,退谷自深藏”。鄂州人为了纪念先贤,还特地建了“三贤亭”,即纪念晋陶侃、唐元结、宋苏轼三位前贤。可见,鄂州人对元结是相当尊重的。
隐居鄂州期间所作诗文
元结一生以诗文名于时,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在文学上颇有造诣。他主张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要“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认为文学应当“道达情性”,起“救时劝俗”的作用。他的诗歌内容富有现实性,除少数四言、骚体与七古、七绝外,主要的是五言古风,质朴淳厚,笔力遒劲,颇具特色。元结的散文,特别是那些杂文,或直抒胸臆,或托物刺讥,都出于愤世嫉俗、忧道悯人,具有揭破人间诈伪、鞭挞黑暗现实的战斗功能。所以,后人把他看作是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先驱。
元结的散文已基本亡佚。现存文集已非原编,我们见到的是后人将《四部丛刊》影印或校点的,如《唐元次山文集》或《元次山集》等。所作的诗,在其编纂的《箧中集》中有22首,后人录入《全唐诗》的为2卷95首。
元结在退谷自称漫叟。他在这里既作诗又作文,现存的诗有11首,文11篇。这11首诗,约分两类,一是写樊上景象和日常活动,抒发作者乐居樊上的自适感。如《樊上漫作》:
漫家郎亭下,复在樊水边。
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门前。
山竹绕茅舍,庭中有寒泉。
西边双石峰,引望堪忘年。
四邻皆渔父,近渚多闲田。
且欲学耕钓,于斯求老焉。
此诗写了新家所处的方位及周边的环境,前后有田可耕,有水可钓,风景优美,故作者有“老于斯”的打算。
接着还写有《漫歌八曲并序》主要写樊上耕钓之事。表现出对待耕钓的安详态度。用语质朴、浅直,几乎到了不加修饰的地步。
元结在樊上作的第二类诗歌,是怀友人之作。这类诗歌也写出了诗人的自得心情。他在这里,除了孟士源、马珦,还和沔州刺史贾载、黄州刺史相里氏有来往,和孟士源来往尤多。如在《雪中怀孟武昌》,说这一年是个丰收年,冬天下了三场雪,田里的麦根已吸足了水分,收获的各种粮食都装到了仓里。在一个雪天早上,一位“山客”带来了冬菇来访,于是温酒、煮鳜鱼汤款待客人。举杯之时,想到孟士源能来就好了。但想到天冷路滑,不便相邀,只好和“山客”尽兴畅饮。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和孟士源交情不浅,也可看出元结为人率真、诚挚的一面,感人至深。
元结闲居樊上,作有古文11篇,内容和形式很有特色。这11篇古文大约分为三类:
一是写他人他事。文章是两篇表文,其中《惠公禅居表》,记述的是“惠公”为僧的事迹。另一篇是《夏侯岳州表》,记已故岳州刺史夏侯氏生前事迹,两篇表文实为两篇人物论,虽然一论僧人,一论士人,品评标准都是儒家的道德价值观。
二是自言心志,自我“道达情性”。作品有《自释》《漫论》《化虎论》,以及3篇铭文。《自释》是借自释其名,写自己不谐于俗的“荒浪”“情性”,表现他对世风衰败、道德崩溃的严重不满。
三是既写他人,又写自己,记述与人交游的经历。文章有《别王佐卿序》《广宴亭记》《殊亭记》等。《广宴亭记》叙事简明,用字非常精当。《殊亭记》将记造亭之人和亭名由来打成一片,将一种人文精神注入建筑物殊亭之中,构思方法,富有特色,对唐宋古文中亭台楼阁记的写法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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