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故事
济世为民的政治家
唐代著名诗人元结（719—722年）是继书圣王羲之之后，鄂州又一个重要客籍人物。元结，字次山，鲁山（今河南省鲁山县）人，天宝年间进士。
元结生活的年代，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年代。本来元结是一个怀有凌云壮志的人，41岁奉召赴京，他就上时议3篇，认为治道有两种：一种是“昌”之道，一种是“亡”之道。元结的“昌”道主张，不是空洞理论，而是有具体纲要的。根据《系谟》记载，列有16条。这16条针对道德、风教、衣服、饮食、器用、宫室、苑囿、赋役、刑法、兵甲等，提出要怎么样，不可怎么样，“服之为明圣，逆之为凶暴，可以观兴废，可以见乎善恶。”
元结大约有10年的仕宦生活。肃宗时，曾任山东道节道参谋，参加讨伐史思明叛军的活动，立有战功，升任水部员外郎。晚年，任道州刺史、容管经略使，颇有政绩。虽然因为权位关系，不能完全实现他的壮志和政治理想，但他在可能的范围内，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例如他在汝南理兵时，收埋战后“如古屠肆”的“街郭乱骨”，做表文指责战乱的刽子手（《哀丘表》）。在道州任内，对二百余封的征求符牒，宁肯待罪以安人，不愿邀功以作“时世贤”；还两次为道州人民请免“科率”。他在进授容府之初，因少数民族“固拒山谷”，他“单骑入洞，亲自抚谕，六旬而收复八州”。据此，我们可以说，元结是一个积极济世的政治家。
两度隐居鄂州的前因后果
那么，元结又为何隐居武昌（今鄂州）呢？经查实，元结隐居武昌（鄂州）前后有两次，共约5年时间。
第一次，即756—758年。是时，安禄山称帝东京（今洛阳），继而打破潼关，玄宗出逃，长安沦陷。在这兵荒马乱之时，元结招集邻里二百余家南奔襄阳，然后奉双亲到武昌避乱。路过江夏郡狮子山（今西塞山），见有一洞，时称飞云洞。《古今图书集成》卷一百一十六引《大冶县志》云：飞云洞，一名猗玗洞。洞有三：上出云、中出风、下出水。嵌岩面江，幽窅幻怪。元结见而奇之，遂依洞筑庐卜居，在这里读书，侍奉父母。自号“猗玗子”。从生活情况看是比较艰苦的。所幸当时猗玗洞属江夏郡，董某任太守。元结和董太守有来往，曾代他写过上奏朝廷的章表，议论过时局，大概见解相同，元结精神上还比较愉快。他在这里读了不少的书，也写了一些有分量的古文。其中《管仲论》，长千余字。文中既论为臣之道，又论为君之道，说明元结虽为难民，却忧念时事，对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和当下的紧迫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充分显示其爱国情怀。
元结在猗玗洞住到乾元元年（758年），即迁居江州彭泽县的瀼溪（今江西省瑞昌县）。次年，苏源明向肃宗推荐元结可用，遂被皇帝召回长安，当了右金吾兵曹参军，继而摄监察御史。乾元三年，官授山南东道节度参谋，且奉旨治军泌阳。时襄州将张瑾反，元结表请用兵平叛。又在唐、邓、汝、蔡等收编“义军”甚众，使得史思明不敢南下，于是官拜监察御史。上元元年（760年）八月，元结与吕湮奉旨至江陵。上元三年二月，吕湮病亡，此后由元结代知节度观察使事8个月。其间，玄宗、肃宗先后崩，代宗立，元载为相。这是继李林甫之后又一个奸相。他“排除忠良，引用贪猥”。元结审时度势，便于宝应元年（762年）主动上表辞官，元载果然准请，尽去其职，给他一个并无职事的虚衔——秘书省著作局从五品上的著作郎。于是元结便想再度归隐，因武昌离荆南较近，而且又是他的第二故乡，所以退职以后，便隐居武昌西山的退谷。
退谷，是西山与雷山相接而自然形成的一狭长的山谷。西山西麓的郎亭山与雷山东麓自然组合，结合处形如中断，自江面远远望去，恰如一个“八”字。退谷就恰好在这个“八”字中。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谷底幽邃，四季皆春。谪县令孟士源因元结退修耕钓，爱游此谷，遂取隐退之意，给此谷命名为退谷，恰合元结当时身份。元结作《退谷铭》，表示“且欲学耕钓，于斯求老焉”。
退谷之中有抔湖，抔湖位于西山西坡脚下，因其在抔樽石下，乃得名抔湖。元结在《抔湖铭并序》中指出：“抔湖东抵抔樽，西侵退谷，北汇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欤。”
抔湖之上有抔樽石。状如硕大石蛙，俗名“蛙蹲石”。元结常与孟士源游西山，并于此地休憩小饮，因见此石形状特异，便在石上凿窟以藏酒。孟士源为之取名为“抔樽石”。元结又在石巅构筑“亭”，并作《抔樽铭》，“如窦而底，似倾（几），和欹，非曲非方，不准不规”，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此石之怪异，所以，此石又被称作“窊樽石”。
除谪县令孟士源外，元结还同当时的在职县令马珦友好。马在县治后面临大江之樊山上筑凉亭，请元结为之命名，元结以“公材殊、政殊、迹殊，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并作《殊亭记》刻之于石，立于亭侧。马珦还曾在吴王孙权“樊山开广宴”处筑广宴亭，元结还亲和为之“相其地形，核之图记”，又应邀撰写《广宴亭记》。在西山山崖两侧有两块直立的巨石，很像两扇打开的石门，传说为孙权由樊口凿山开道回武昌城的通道，是他一剑劈开的，后人称之“石门开”，又名“双石峰”，该峰也因之名为“石门山”。元结曾与马珦同游至此，并为石门题名，马珦令人镌刻于石。
元结隐居武昌期间，正值“安史之乱”平定不久，由于战争连年不息，百姓流离失所，大片的良田沃地荒芜，农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百姓生活非常困苦。元结看到如此情况，极为痛心。因此，他积极主张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他在《西阳城》一诗中就表达了这一主张。诗云：“江北有大洲，洲上宜力耕。此中宜五谷，不及西阳城。城畔有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
为了使垦荒合法化，元结利用与武昌县令马珦的特殊关系，为民请命，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同时元结还身体力行。结果把垦荒的范围扩大到了江北的黄州。唐以前，黄州曾称“西阳州”，唐为齐安郡，因郡治在旧西阳州州治，故老百姓仍按习惯称黄州城为西阳城。元结在《西阳城》一诗中写道：“将牛何处去，耕彼西阳城。”
西山之所以闻名遐迩，当然与它美丽的风光和迷人的景色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这里有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在历史上与西山密切相关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元结。最早作出这一评价的是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他的《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中，有“尔来风流人，唯有漫郎叟”。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王十朋游武昌，也有“短棹经樊口，高人忆漫郎，抔湖谁复泛，退谷自深藏”。鄂州人为了纪念先贤，还特地建了“三贤亭”，即纪念晋陶侃、唐元结、宋苏轼三位前贤。可见，鄂州人对元结是相当尊重的。
隐居鄂州期间所作诗文
元结一生以诗文名于时，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在文学上颇有造诣。他主张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要“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认为文学应当“道达情性”，起“救时劝俗”的作用。他的诗歌内容富有现实性，除少数四言、骚体与七古、七绝外，主要的是五言古风，质朴淳厚，笔力遒劲，颇具特色。元结的散文，特别是那些杂文，或直抒胸臆，或托物刺讥，都出于愤世嫉俗、忧道悯人，具有揭破人间诈伪、鞭挞黑暗现实的战斗功能。所以，后人把他看作是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先驱。
元结的散文已基本亡佚。现存文集已非原编，我们见到的是后人将《四部丛刊》影印或校点的，如《唐元次山文集》或《元次山集》等。所作的诗，在其编纂的《箧中集》中有22首，后人录入《全唐诗》的为2卷95首。
元结在退谷自称漫叟。他在这里既作诗又作文，现存的诗有11首，文11篇。这11首诗，约分两类，一是写樊上景象和日常活动，抒发作者乐居樊上的自适感。如《樊上漫作》：
漫家郎亭下，复在樊水边。
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门前。
山竹绕茅舍，庭中有寒泉。
西边双石峰，引望堪忘年。
四邻皆渔父，近渚多闲田。
且欲学耕钓，于斯求老焉。
此诗写了新家所处的方位及周边的环境，前后有田可耕，有水可钓，风景优美，故作者有“老于斯”的打算。
接着还写有《漫歌八曲并序》主要写樊上耕钓之事。表现出对待耕钓的安详态度。用语质朴、浅直，几乎到了不加修饰的地步。
元结在樊上作的第二类诗歌，是怀友人之作。这类诗歌也写出了诗人的自得心情。他在这里，除了孟士源、马珦，还和沔州刺史贾载、黄州刺史相里氏有来往，和孟士源来往尤多。如在《雪中怀孟武昌》，说这一年是个丰收年，冬天下了三场雪，田里的麦根已吸足了水分，收获的各种粮食都装到了仓里。在一个雪天早上，一位“山客”带来了冬菇来访，于是温酒、煮鳜鱼汤款待客人。举杯之时，想到孟士源能来就好了。但想到天冷路滑，不便相邀，只好和“山客”尽兴畅饮。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和孟士源交情不浅，也可看出元结为人率真、诚挚的一面，感人至深。
元结闲居樊上，作有古文11篇，内容和形式很有特色。这11篇古文大约分为三类：
一是写他人他事。文章是两篇表文，其中《惠公禅居表》，记述的是“惠公”为僧的事迹。另一篇是《夏侯岳州表》，记已故岳州刺史夏侯氏生前事迹，两篇表文实为两篇人物论，虽然一论僧人，一论士人，品评标准都是儒家的道德价值观。
二是自言心志，自我“道达情性”。作品有《自释》《漫论》《化虎论》，以及3篇铭文。《自释》是借自释其名，写自己不谐于俗的“荒浪”“情性”，表现他对世风衰败、道德崩溃的严重不满。
三是既写他人，又写自己，记述与人交游的经历。文章有《别王佐卿序》《广宴亭记》《殊亭记》等。《广宴亭记》叙事简明，用字非常精当。《殊亭记》将记造亭之人和亭名由来打成一片，将一种人文精神注入建筑物殊亭之中，构思方法，富有特色，对唐宋古文中亭台楼阁记的写法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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