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女子的现实人生

一 动荡幽闭的世纪末环境

哈佛学者李欧梵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一词时，曾经援引《红楼梦》作为先例，认为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颓废’小说”，其中寄托了曹雪芹“时不我予的世纪末情绪”；^[1]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一文中，他又指出，张爱玲是“中国40年代极少几位具有世纪末感觉的作家之一”，王安忆是“中国作家中具有世纪末情绪的少数几个人之一”。^[2]可以这样理解：曹雪芹——张爱玲——王安忆，构成了一个“世纪末”作家的谱系，而《红楼梦》、《长恨歌》和《倾城之恋》则是三篇带有浓厚的世纪末色彩的小说，其主人公薛宝钗（当然仅可算作主人公之一）、白流苏、王琦瑶正是生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纪末——动荡乱世，面临着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披着回光返照的余晖迎来断壁残垣的破坏。

 首先拿薛宝钗来说，她虽是和贾宝玉一样，生长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3]，且家中有百万之富，然她初出场便是哥哥薛蟠争买丫头闹出人命案，之后又住进矛盾重重的贾府，可知性情温柔和平的宝钗生活并不和平，却是时时需在各种纷乱矛盾中周旋的。当然，虽然在封建社会中大家闺秀多是如《牡丹亭》中杜夫人所说“只合深闺坐，拈花剪朵”，像宝钗这样家庭矛盾纷杂的情况却也并非绝无仅有。宝钗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生长的时代恰逢封建社会末期，整个的封建制度如贾府一样，“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4]因此动荡和颓败都是不可避免，非一家、一身之力可挽回。

而流苏的白公馆，借用探春的一句话来说，是“一个个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5]流苏初次与读者照面便是一场撕破脸皮的家庭斗争，且是哥嫂几个对她一个的。之后的宝络相亲、流苏离家、以及流苏自港归家，无一不是令人难堪的混乱。甚至直到流苏最后一次离家都是迫于小乱世的压力——“如果她纯粹是为范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了，可是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分。” ^[6]就流苏的经历来讲，“小乱世”迫她出走，而她的成功，竟是成全于“大乱世”——“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要成全他，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7]这是张爱玲一贯的写法，为的是消解神话消解政治。香港的陷落当然不是为了成全流苏，我们从这里看出的，只是流苏的生存环境罢了。

王琦瑶则更不必说，小说一开始，作者便用了近于繁杂的笔墨，扬中有抑、抑中有扬地写出了她的生活环境——流言中的弄堂，弄堂中的闺阁。“本是如花蕊一般纯洁娇嫩的闺阁，却做在这等嘈杂的地方”，^[8]俨然又是平静之下的小乱世；而她“住进爱丽丝公寓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这是局势分外紧张的一年，内战蜂起，前途未决。”那是她灿烂的顶点，盛开在了炮火之中，是个大乱世。虽然她的爱丽丝世界“总是温柔富贵乡，绵绵无尽的情势”，^[9]却也是木知木觉中的平静，显得行将到来的变动更加危急紧迫。

而且这三个乱世中的女子，无一不是举目无援。宝钗自称是“家运多艰，姊妹伶仃，萱亲衰迈”；^[10]流苏在初次见到范柳原之后便想到“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11]而在《长恨歌》当中，虽然很少提及王琦瑶的家庭状况，看上去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家庭，但王琦瑶却在母亲话里有话地对薇薇的生父康明逊表示不满的时候说出“我这一辈子别的不敢说，但总是靠自己”，^[12]境遇颇似流苏。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则是她们生存状态的隔绝和幽闭，正合了冯至《十四行诗》第六首中的一个场景：就像整个的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在框子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薛宝钗自不必说，生长在礼教森严的封建大家庭，不能多行一步，多言一句，且生就“珍重芳姿昼掩门”的个性，生活空间无非就是自己家和一个贾府，还多是在只有一群少女的世外桃源——大观园，活动也无非就是为母分忧再加上一点闺中游戏。流苏则是在一个没落大家庭中煎熬度日，所谓“诗礼之家”其实是有名无实——既无“诗”也无“礼”，只是死守着表面的一套三纲五常封建伦理不放，连钟点都是用旧的，离婚后的流苏自然是连自由交际的机会都不曾有的；即使后来到了香港，接触的人也无非范柳原和徐太太一家。更值得深思的是王琦瑶，她作为上海弄堂的女儿，自由的精灵，显然可以拥有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但综观其一生，从弄堂闺阁到爱丽丝公寓，从坞桥到平安里，空间跨度不小，生活面却始终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般的狭窄，她的生命也是以弄堂（闺阁）始，以弄堂（平安里）终。较宝钗而言，到香港之后的白流苏和弄堂女儿王琦瑶，显然是有机会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但她们自觉自愿地选择了琐碎平淡的生活，一如“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流苏感化成为革命女性”，^[13]新中国的成立也未曾使王琦瑶成为一个革命女性。幽闭混乱的环境造就了她们精明聪敏的性格和务实的生活态度，她们也以其聪敏的低调顺从了环境。

她们美艳绝伦，但并非能倾国倾城——不是她们造就了乱世，而是乱世或成就或损毁了她们平凡人生中的传奇。

二 不同于罗愁绮怨的诗性光芒

宝钗、流苏和王琦瑶都是世俗之子、现实之子，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是低俗、刻板、缺乏生命力的。王蒙先生在《钗黛合一新论》中提出：“是人特别是女人，就会有林黛玉气质”，即“理想、诗、情”，^[14]如此说来，在这三位倾国倾城的女子身上自然更能闪烁出诗性的光芒。这种光芒长久以来之所以被掩盖，无疑是由于她们身上的现实性不符合通常意义上的“诗性”标准——恣情任性，孤标自傲、多愁善感、愤世嫉俗。但实际上在这三部作品当中作者都匠心独具的写出了主人公身上的诗性光芒，虽不同于罗愁绮怨，但绝对灿烂。它不体现为惊天动地或情天恨海，而是生命自身的美丽及对美的悉心呵护与执著追求。

（一） 宝钗之美与才

红楼十二钗中，作为主中主的林黛玉自是才色出众，非迎、探、惜三春可及，初次出场便以姣花照水之姿打动了痴公子贾宝玉。然极少有读者注意到，薛宝钗的才色又在黛玉之上。宝钗初到，作者便毫不掩饰宝钗的出色：“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15]即便是在宝玉眼中，宝钗之美貌也绝不逊于黛玉，不只有“宝钗之仙姿”、“黛玉之灵窍”之句，日常生活中也时常有为宝钗之美貌而忘情的状况。而“滴翠亭杨妃戏捕蝶”一章虽是作者别有深意，宝钗作为妙龄少女的灿烂生命力却也是掩饰不住的。

在《红楼梦》十二钗的判词中，宝钗与黛玉并举为首，判为“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突出了黛玉的才，而对于宝钗则强调其“德”。从性格方面来讲，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且不说宝钗时时处处抑才扬德的言论，就连史太君也破除陈腐旧套，否定了传统意义上所谓“无所不晓”的“绝代佳人”。但事实上宝钗的才华是堪为赞叹的，连香菱都说宝钗的学问“连姨老爷（贾政）都时常夸”。^[16]

仍拿《红楼梦》中公认的才女林黛玉作比，黛玉最为突出也最骄傲的是她过人的诗才，从元春归省的应制诗到凹晶馆联句，从“魁夺菊花诗”到脍炙人口的《葬花吟》以至《秋窗风雨夕》、《桃花行》，无一不显示出她的“才高”。但宝钗的诗才也并不在黛玉之下：海棠社初起，宝钗便以其“含蓄浑厚”压倒黛玉；^[17]对黛玉的“咏絮才”之赞，有谢道韫之典，也是出于对其《唐多令》“叹今生谁舍谁收”的嘉赏，而宝钗的《临江仙》“东风卷的均匀”却也绝妙，末一句“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18]虽多为后世读者所批评，然论其新颖明朗也让人叹服；她的《螃蟹诗》更是令宝黛自叹不如。因此，若定要说宝钗在诗词上比黛玉差了一层，实在“情”而不在“才”。

论及其他方面，连喜欢黛玉的读者也不得不承认，宝钗之才是在黛玉之上的：湘云看《历朝文选》见到生僻字“棔”是她懂得；《山门》的词藻是她记得；王夫人说起“天王补心丹”是她知道；而当她为探春开画具受到黛玉的嘲笑时，她简单的一句反驳竟显得黛玉孤陋寡闻了。

（二） 流苏之美及追求

和宝钗相比，流苏可以说是一个更加世俗的女子，不只没有琴棋书画的才华，甚至都“没念过两句书”，“她所仅有的一点学识，全是应付人的学识”。^[19]若说宝钗处事是把封建社会的准则转化为内在规范，流苏却是仅凭经验和本能行事的。但在这样一个世俗女子身上，也同样体现出了生命的美与追求。

从外表来看，流苏无疑是美丽的，作品初次通过镜子描写流苏便展现出一个虽然已经二十八岁却仍然不显老，且有着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的古典美女；^[20]后来在浅水湾饭店的那堵墙下，又一次显示了流苏的美丽：“她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月光中的脸，那娇脆的轮廓，眉与眼，美的不近情理，美的渺茫。” ^[21]这是流苏眼里的自己，一个貌可倾城的女人。然而流苏的魅力、生命力都不止于此，而是更多的体现为她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流苏是一个勇敢的女子，离婚是反抗，出走是追寻，“以她残剩的青春的火把，去寻觅一些儿温存，一些儿新鲜，与一些儿切实的东西”。^[22]虽然她出走的结果也无非是从一个家庭进入另一个家庭，从一个男人走向另一个男人，但其间的差别是发人深省的。流苏决定以她残剩的青春作命运的一掷，其中有感情的成分，有赌气的成分，更多的却是对漠然地埋葬了一代又一代青春的颓败生活的惊恐和反抗，抑或说是逃亡。哥嫂的冷言冷语不过是催化剂，使她蓦然惊觉这个大家庭的冷酷、残忍和愚昧。当流苏“突然叫了一声，掩住自己的眼睛，跌跌冲冲往楼上爬……扑在穿衣镜上，端详她自己”，^[23]那便是流苏由混沌走向觉醒的开始。

（三） 王绮瑶之美及对生活的悉心

如果说宝钗和流苏是传统的中国女子，王琦瑶则是中西两种文化背景之下生长的中国女子，是好莱坞培养大的一代，且是“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也讲男女大防，也讲女性解放。出走的娜拉是她们的精神领袖，心理要的却是《西厢记》里的莺莺”。而且又是没有什么大的志向和目标的，“嘴里念着洋码儿，心里记挂着旗袍的料子”。^[24]但同为乱世女子，其内在精神仍然具有一脉相承性。

首先就王琦瑶的诗性之美来讲。她的诗性之美与流苏有相似之处，虽是“旧诗新诗一句也不记得”，但其美丽及生活本身就充满着诗意。她的美丽自不消说，从“沪上淑媛”到“上海小姐”，从程先生、李主任到阿二、康明逊甚至老克腊，她一生都是风姿绰约，艳惊四座。由于对年华易逝青春短暂的清醒认识，她对美丽的珍爱与追求都是顽强而执著的。“上海弄堂里的闺阁，说不好就成了海市蜃楼，流光溢彩的天上人间，却转瞬即逝”。^[25]这是王安忆对闺阁的描绘，也是王琦瑶潜意识里对青春的感受，颇有张爱玲“成名要趁早”的意味。王琦瑶对服饰的品位、对精致生活的讲究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一直如初，也正是对青春和美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挽留，而其琐碎的日常起居也代表了一种美好、优雅、沉静、舒缓的生活——少女时代的弄堂生活俨然是一首《雨巷》，邬桥的散淡惆怅宛如郑愁予的《错误》：“我从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另有爱丽丝的光影变换，平安里的围炉夜话，无一不散发出亲切的诗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倾城之恋》中范柳原一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使流苏笼罩了一层诗性色彩相比，阿二对“诗”的诠释更可算是点睛之笔，是漫不经心而最为绝妙的肯认。让阿二举出“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一系列诗中有画的句子证明王琦瑶是“诗人”，^[26]堪称作品中最具才情的手法。

因此说，这三个人物的塑造，摒弃了传统佳人的罗愁绮怨，却迸发出另外一种诗意，就像上海弄堂流言里的“私”字，“是有一点难言的苦衷。这苦衷不是唐明皇对杨贵妃的，也不是楚霸王对虞姬的那种，它不是那种大起大落，可歌可泣，悲天恸地的苦衷，而是牵丝攀藤，粒粒屑屑的”。^[27]

三 世事洞明的智慧

在《倾城之恋》中，作者借主人公范柳原之口感慨着命运的不可知：“生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 ^[28]这些乱世中的女子，是连这样的感慨都不曾发出的，但冥冥之中却也感到了同样的威胁。正是因为在兵荒马乱的生活中找不到可靠的依托，只好先急率的解决现实，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思想在乱世辗转偷生。也正是在苟全于乱世的人生形式中，她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智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 宝钗为人之道

金陵十二钗，个个惊才绝艳，宝钗在其中不仅脱颖而出，而且以学富五车的才华胜过了有“才女”之称的黛玉。但宝钗的杰出之处并不单在其博杂精深的学问，主要是在于她处世的智慧，面对烦杂事务的沉着冷静、合理周全。在人丁凋零的薛家，宝钗犹如军师：呆霸王调情遭毒打之后，爱子心切的薛姨妈欲遣人寻拿柳湘莲，是宝钗语之以弊，化解了一场不利于家庭的风波；薛蟠欲外出做买卖，薛姨妈顾虑重重，是宝钗以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打消了母亲的不安；薛蟠在外生事，薛姨妈束手无策，也多是宝钗在一旁出谋划策。在矛盾重重的贾府，宝钗本着“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原则藏愚守拙，却仍然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众口夸赞的对象。在丫头小红眼里，被宝钗听了话去不打紧，而黛玉是“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29]在袭人看来，贾府选中宝钗作宝二奶奶是“眼光不错”，而黛玉则是个“多心人”；^[30]在赵姨娘眼里，宝钗“会做人，很大方”，而黛玉对人是“正眼也不瞧”；^[31]在贾府的领导者心目中，宝钗宽厚待人、细致妥当，而黛玉“多心、乖僻”则成为共识。在才貌基本相当的情况下，两人得到的评价却如此悬殊，很显然，宝钗获得的地位和赞誉得益于其澄明的智慧。贾府经济的衰退，宝钗察之，黛玉也察之，而黛玉只私下里和宝玉说一句“若不俭省，必致后手不接”，^[32]而宝钗却能在适当的时机含而不露地展现她的理家之才，小惠全大体；湘云的困窘，大观园的姐妹皆可共睹，唯宝钗能助其兴螃蟹宴；连袭人那样细心体贴的人尚有疏忽之处而让湘云帮忙做活计，也唯有宝钗能够劝阻。其余如对刑岫烟的体恤，对黛玉的赠燕窝之情，“识礼守分”之教，不可一一而举。

如果说上述还是出于情谊，只能体现出宝钗的细致，那么宝钗对金钏、尤三姐以及赵姨娘等人的态度则更能体现出她为人处世的智慧。宝钗对金钏之死表现出的无情和对尤三姐之死的淡漠一直为人所指摘，然而这也正体现出宝钗的达观，不要说是对这两个非亲非故的人，即使自己的亲哥哥入狱之后营救失败宝钗也仍能理智地劝慰母亲，可见宝钗的淡漠并非无情，而是面对命运的坦然。而对于贾府人人厌弃的赵姨娘和贾环，宝钗也能一视同仁，对这两个人宝钗并非没有反感心理，因而她的不动声色也就更显示了人所不及的做人智慧，实非喜怒皆形于色的黛玉可比。正如林语堂在《说晴雯的头发兼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中所说：“讲究礼法，待人接物，宝钗得之，袭人也得之。任性孤行，归真返璞，黛玉得之，晴雯也得之。反对礼法，反对文化，反对拘束，赞成纯真，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这些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人生在世，一味任性天真，无所顾忌，也是不行的。此黛玉及晴雯所以不得不死，得多少读者挥同情之泪……但是做人道理，也不能以孤芳自赏为满足。” ^[33]

（二） 流苏之清醒

从表面上来看，流苏在才智上较宝钗相去甚远。对于《倾城之恋》的解读者来说，流苏在封建大家庭中所养成的小智小慧、小奸小坏，在与范柳原的恋爱抑或说是调情中机关算尽的小聪明已成共识，就像傅雷对《倾城之恋》的评价：“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容却是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34]事实上，流苏的抗争与妥协，冒险与算计是环境使然，尖酸刻薄的兄嫂，倦怠而浮华的范柳原，使她不能不使尽浑身解数。而细心品读则会发现在这次艰难的冒险中流苏所表现出的世事洞明。在白公馆中，流苏自然是卓尔不群的，也唯有她洞悉了这个大家庭的颓败并作了孤注一掷的逃离。仅此一点，就高出穷酸的兄嫂、木讷的妹妹宝络甚至懵懂的下辈金枝金蝉许多。在与范柳原的接触中，流苏更是表现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初次见面，她便看出这个众人眼中的“标准夫婿”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35]也能明了他对于女人的最高理想是“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 ^[36]

曾有学者认为流苏的最高理想不过是“做小”，是“铁下心去当范柳原的情妇的”。^[37] 然而需注意到，流苏在悟到柳原当众亲狎的目的是使她骑虎难下而不得已作他的情妇之后，却清醒地意识到“她如果迁就了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决定“就算她枉担了虚名，他不过口头上占了她一个便宜”，希望“或许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38]这其中蕴含了无奈的酸楚，更有自我保护自我争取的决心和智慧。

（三） 王绮瑶之聪敏

若说宝钗和流苏是以其世事洞明来寻求一个较为理想的归宿，王琦瑶则是以其天生的聪敏去追求更为美丽的人生。以出身环境来讲，王琦瑶是注定要平庸一生的，然而她的美丽又给了她绚烂的机会。天生聪敏的王琦瑶不只明了自己的资本，而且自知登高的实力不足；不只尽全力追求繁华，而且懂得“月满则亏”的道理，懂得及时退让或以退为进。

少女时代的王琦瑶，与吴佩珍的相处，与蒋丽莉的相处，对待片场、照片以及上海小姐的竞选都表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清醒和冷静，以及冷静背后自我保护的用心。做国民党要员李主任的外室，是王琦瑶一生中第一个重大的决定，虽说不甚健康，但就事论事也是必然。而在蒋丽莉到爱丽丝公寓看望她时她的“半边”理论更是让蒋丽莉无言以对。^[39]其实《长恨歌》自始至终，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蒋丽莉在王琦瑶面前都显得脆弱而黯然失色。及至后来蒋丽莉参加了革命并拥有了一个革命的家庭，她在作为旧时代遗民并且有一个私生女的王琦瑶面前始终是有些自惭形秽的。

另外一个可以和王琦瑶形成对比的人物则是薇薇的同学张永红。从表面上看来，张永红颇似年轻时候的王琦瑶，美丽，对潮流和人情有着敏锐的直觉。然而从王琦瑶对张永红苦口婆心的劝告、张永红频繁更换男友的举动以及面临选择时的无从应付来看，她也只是得其皮毛而已。较张永红而言，王琦瑶的高明之处在于她明了时光的短暂繁华的虚无，因此对眼前的人和事都还有着一份真诚，对李主任也好，对阿二也好，对康明逊也好，她都给予了一份温情与美丽，尤其是与康明逊的感情纠葛。康明逊说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点颇似柳原，而王琦瑶则意识到“其实不妨抓住眼前的欢爱，虚无就虚无，过眼就过眼，人生本就是攒在手里的水似的，总是流逝，没什么千秋万载的一说”。^[40]正是这一点，使这个精明聪敏的女人可以抓住一点实在从而免于堕入虚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王琦瑶的外婆，同样的倾国倾城，同样的洞明世事，却是比王琦瑶更加明澈，连那一些虚荣也不曾有的。这是作品中唯一一个作者不加丝毫贬抑的人物，是王琦瑶的一个补充，或者说是乡土的王琦瑶，代表了一种更为彻底的女性智慧。

四 命运面前的豁达与坚韧

在政治家手里，历史往往会成为翻云覆雨的工具，而在普通的饮食男女眼里，则只能是磕磕绊绊的家居俗务、平凡事态，是现世的存在和当下的现象。他们的政治观念极其淡漠，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思想在乱世辗转偷生，对生活的苦难和历史的巨变也抱着淡漠和忍耐的态度；然而他们的生活态度却是极其扎实，看多了瞬息的繁华或毁灭，一任人间翻覆，倒也安然自得。尽管生活于乱世，人生多有波折，甚至面临严酷的生存逼迫，但却没有精神的痛苦拷问。虽有烦愁苦闷，但总是坚韧隐忍。

（一） 宝钗结局之断想

红楼一梦悲金悼玉，黛玉固然是在风刀霜剑的环境中泪尽而终，魂归离恨天；宝钗也终未免“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命运，以西子玉环之容、停机之德、子建之才经历了父亲早亡兄长被羁家道中落之劫，虽成就了金玉良缘，对方却是“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最后更是以悬崖撒手来表示了彻底的否定，宝钗由此陷入了孤灯独对、空房白首的凄凉境地。而支撑宝钗走过其艰难一生的则是她旷达、坚韧的性格。

在宝钗诸多为人所诟病的性格当中，“无情”是极为突出的一点：金钏之死，王夫人宝玉皆为之落泪，独宝钗说是贪玩落井，即使真的是投井自杀也“不过是个糊涂人”，死了“不为可惜”；^[41]尤三姐自刎，薛姨妈黛玉都感叹悲悼，独宝钗一句“世事无常”一带而过；^[42]柳湘莲出家，薛姨妈薛蟠牵心着急，也唯有宝钗并不在意……诸如此类都成为宝钗“冷”、“狠”的把柄。然而当其兄薛蟠入狱营救不成时，宝钗劝慰薛姨妈的话则更为发人深思。若说对于其他人的遭遇宝钗的反应可以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来解释，她对哥哥的态度却无法以此解释。自然，比起爱情闲情俱浓的黛玉，宝钗可以算是无情，但她对家人的亲情却是毋庸置疑的，为家庭排忧解难也向来是宝钗最为着意的事情。因此，宝钗此处的反应实非无情，而是旷达。也唯有如此，宝钗才能受得富贵，耐得贫贱，家财万贯时不见其骄奢，一朝败落也能坦然视之，不会因一落千丈而痛苦不堪，也不会因受到打击而万劫不复。其廉静坚忍实为黑暗生命境遇中仅有的一丝光亮。

（二） 流苏之自足与爱之不圆满

流苏的结局，胡兰成曾评价说是“壮健的”。战争的冲击使白流苏和范柳原蓦然看到了所谓“个人主义”的浮华和人生的空幻，从而达成了谅解，结成了婚姻以求现世的安稳，于无常中求得有常。^[43]在众人的眼里，流苏的结局无疑是圆满的，是“惊人的成就”，^[44]而对流苏来讲其实并不圆满。离异的流苏其实是有着一些真性情，渴望真爱的，否则她完全可以向她的三嫂四嫂一样勉强维系着一种毫无意义的婚姻。所以当范柳原说她的一些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时，她会冷笑着回答：“唱戏，我一个人也唱不成呀！我何尝爱做作……” ^[45]这段话的锐利尖刻颇似黛玉的小脾气，敏感而自尊，若不是对范柳原有真感情是断不会有如此反应的。而困在浅水湾饭店时作者对流苏的心理刻画是整个文本中最真最感人的一段。因此，当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时，流苏虽明知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然而还是“有点怅惘”。^[46]这里的流苏是自得自足的，却无法掩饰爱之不圆满，就像当她发现柳原虽然爱她却待她也不过如此时的寒心。这里便类似于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时的心态，虽然是凛然的、欣慰的，却难免有一丝牺牲的悲怆，是叹息与抚慰交织。流苏以自己所有的资本为代价换得的感情和归宿，其实也是彻骨的悲凉。

流苏与柳原之间是否有爱情在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曾这样分析：“这部爱情传奇是一次没有爱情的爱情，它是无数古老的谎言、虚构和话语之下的女人的辛酸命运。”^[47]陈思和则认为他们相互的试探、考验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产生的爱情冲撞。^[48]而笔者以为，流苏与柳原之间是否存在所谓的爱情并不是关键问题，鲁迅先生很早就说过：“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作为理念的“爱”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义尚且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子君和涓生的悲剧便证明了理念的虚妄。而流苏在不圆满中的自足则代表了市民阶层恒常的心态和生活，也是乱世女子的生存本相，沉默里包含了无穷的力量。

（三） 王绮瑶之淡定

相形之下，王琦瑶的生活更加起伏跌宕，结局也更为悲怆。声名显赫的“上海小姐”，富贵温柔的爱丽丝公寓都似稍纵即逝的浮云，这个生错时代的美女自从住进了平安里，面对的便是蒙尘积垢的人生。而她在风云变幻中始终保持了她的妩媚动人、聪敏能干、细致坚韧。王琦瑶之所以为王琦瑶，并不单单在于她的美丽。

王琦瑶的一生都致力于对繁华梦的追寻，却是梦也坦然醒也坦然。当她以“上海小姐”的身份在平安里过着避世的清贫生活，在黯淡、飘摇中自寻其乐时，说她目光短浅也好，说她不觉悟也罢，都不得不承认她沉静柔韧的处世方式是乱世之中最可信赖的选择。小说的后半部分，上海似乎重拾旧梦，让王琦瑶有了“她的时代又回来了”的感觉，然而梦毕竟是镜花水月，回来的不过是个形，且是与她不相干的。这对王琦瑶无疑是很大的打击，而她依然平静如初，就像当年当昔日的舞友都作鸟兽散，箱底的法兰绒贝蕾帽蛀了洞，珍珠项链散了串，名牌胸针掉了水钻时一样，对人生气数、命定缘分、聚散因果的笃信使她以极为平和的心态平静地放下昔日的辉煌，并以极大的耐心把眼前琐碎的日子过得色彩斑斓。

“王琦瑶们的悲哀在于，当她们以牺牲自己全部的代价来走向自己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顶峰时，正好遇到这个社会整体开始走向低谷和最后的幻灭”。^[49]王绮瑶的悲剧不在于她以上海小姐的荣耀死于一出荒缪委琐的凶杀案，这一情节是作者的有意安排，此中原有深意，是对上海怀旧热的讽刺。她真正的悲剧在于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之间出现的奇谲莫测的错位对她开了一个残酷荒谬的玩笑，而唯一可以应对的则是她的淡定坚韧。

五 作家的理性关照

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主张作家在写作时要“深入事物之中并站得稍稍高一点”，在深刻展示人们的心理面貌时，也不应该放松对他们做出道德评价。

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著成《红楼梦》，对书中的人物自是有着深切的关怀与同情，但也并没有无原则的夸饰与美化，“钗黛合一”本身就说明了钗、黛各自的不完全。而具有现代人文关怀精神的张爱玲和王安忆在深刻展现日常生活中隐而不彰的真相时，不仅关注、体恤了现实中人的境遇和矛盾，也传达出了对人性的异化与沉沦、生命的孤独与脆弱的深沉忧虑，以及对人的生存处境及状态的理性观照。

胡兰成在《论张爱玲》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她的作品的题材，有许多跌倒的人物。因为她的爱有余，她的生命力有余，所以能看出弱者的爱与生命力的挣扎。” ^[50]在张的作品中，她一方面以悲悯的姿态对弱者的境遇进行美学化的描绘，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和认同，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暴露其局限和异化，她们身上的倦怠、苟且都被作者一一洞察并描写得淋漓尽致、细致入微。对流苏的描写便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点，虽不乏同情与体恤，批评之意却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王安忆则更加技高一筹。在《长恨歌》的第一章，作者对鸽子的描写就颇可玩味，那些不谄媚、不结党营私而又对芸芸众生充满了解、同情和体恤的鸽子正是作者的化身，俯瞰 “天空下的那一座水泥城，阡陌交错的弄堂，就像一个大深渊，有如蚁的生命在作挣扎”，“在这水泥世界的沟壑裥皱里，嵌着多少不忍卒目的情和景……”，于是“眼睛全是被这情景震惊的神色，有泪流不出的样子”。^[51]那种深切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体现出作者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

另外，在这三个文本中，关于“戏”的细节也是值得关注的。《红楼梦》中看戏是日常消遣的一项重要内容，宝钗对戏文、唱词是了如指掌；《长恨歌》中王琦瑶虽是好莱坞培养大的一代，却也在与李主任同居的生活中接受了原本头疼的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