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50年前，即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毛主席和周总理，是如何对待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先生的？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我们去详细了解的。本期要跟大家说的，正是这段往事。在阅读之前，笔者先交代两点：
1、国际外交，风云变幻，简单地套用是不对的。
2、毛主席和周总理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这一点，过去50年的事实已经证明。
文章较长，求真实、求可信。
1972年2月，尼克松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当他的手和周总理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当着众人的面，尼克松表示：
“总理先生，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
电视镜头，记录了这一历史性场面，并通过卫星将这一实况传到了全世界。
很显然，面对这样的事，世界各国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亚洲国家的反应是比较“激烈”的，这就是：咱们的东邻日本。
面对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一向追随美国、敌视着中国的日本政府显然是措手不及的。为此，他们很快做出了“响应”，秘密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总理捎了一封信。
抛开信中的那些客套话，归纳下来其实就是一句话：时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希望能亲自访华。
咱们都知道周总理在外交政策上的态度，一向是有大国风度的，很少拒绝人家的访问之请。但面对佐藤荣作的这一“愿望”，周总理的态度非常明确。总理甩下了一句话：佐藤荣作说话不作数！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
看到了没有？哪怕当时咱们是希望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咱们什么人都能接受！友好要分人，这才是周总理的外交风格。
那么，为何这个佐藤荣作，咱们就是不和他谈？看看他都做过些什么：
其一，他一共干了3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多达11次；
其二，他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在他的怂恿下，日本右翼分子甚至跑到我驻东京联络处门口叫嚷：台湾不是中国的。
其三，在联合国，他阻挠中国恢复合法席位。
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咱们无法忍受的。所以，咱坚决不跟他谈。
中方的这一态度，对佐藤内阁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日本而言，这种无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首相，已经不适合他们了。于是，种种压力之下，1972年7月6日，佐藤被迫宣布内阁辞职。
一个这样的首相下台，无疑是“利好”中国的。很快，一位完全不一样的日本首相上台了，此人就是本期笔者要重点介绍的：田中角荣先生。
田中角荣，是个什么样的人？
与日本绝大多数首相相比，田中角荣先生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很不一样的：他出生于1918年，早年生活贫寒，年轻时从事建筑业起家，后步入政界。因为在政界没什么根基，他被日本民众亲切地称为：“庶民宰相”。
作为一个颇有经验的政治家，田中当然知道对日本来说，此时最重要的是什么。于是，在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的当晚，他就发表了重要演说，强调：
“目前当务之急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我们要在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下，积极推行和平外交……”
此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又再三强调这一点。
很显然，这些话是说给日本民众听的，也是说给中国高层听的。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那咱们自然要有所回应：
周总理的原话是：“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不到期就下台了。田中内阁组成后，希望在外交上尽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毛主席的原话则是：“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
哪怕到今日，咱们再来看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回应之语，仍然会感受到一种立足时代的大气。周总理先提佐藤政府，强调他们是“不到期就下台了”，可谓大快人心；毛主席则是一贯地从容、淡定，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咱不求谁，咱也不勉强谁……
这就是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田中角荣来不来？答案是肯定的。但与此同时，作为新上任的日本首相，他也有自身需要克服的重大困难。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右翼分子是不允许他访华的。
启程之前，田中角荣收到了很多威胁，甚至可以说是恐吓。其中有一项威胁是：如果你坚持要去，必将成为第二个浅沼稻次郎。
浅沼稻次郎先生，是日本著名的进步政治家，是中日友好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曾两次访问中国。遗憾的是，1960年10月12日，他在一次辩论会上，被右翼暴力分子杀害。暴徒的利刃刺入了他的心脏，他当场倒在了血泊当中。
而除了浅沼稻次郎先生，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木村一三先生，也曾因为访问过新中国，而多次受到右翼分子的恐吓。
有这些人的例子在前，新上任的田中角荣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出发前，面对女儿真纪子也想一同来华的请求，田中角荣是这样说的：
“你是我唯一继承家业的女儿。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的话，万一丢了性命，田中家从此香火就断了……万一我被刺杀丢了性命的话，你千万不要惊慌，要镇定地办理后事。”
要注意：田中角荣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国人，而是他们日本本国的右翼分子。多年后，再提到父亲的这番担忧，真纪子女士仍是感慨万千。
交代完女儿后，田中角荣开始准备他的第一次访华之行。
在这里，笔者要再三强调：对于田中角荣先生，中国人一向是非常友好的。1993年12月16日，他逝世后，《人民网》也曾高度评价他是：一位有胆识、有魄力、敢作敢为的政治家。但是，哪怕是这样，咱们还是要认清一点：田中角荣先生当时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是为了他的祖国日本有更美好的未来。当然，这无可厚非！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30分，田中一行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迎接他的是周总理、叶剑英元帅等中方领导人。
当天，田中角荣穿着一身灰色西装。他快步走下飞机舷梯，伸出手来和周总理握手，并说出了这样一番颇值得考究的话：
“我叫田中角荣，今年54岁，当了日本首相，请多关照”。
作为一个首相，为何会有这样的“自我介绍”，为何要强调自己年仅54岁？这一点，事后曾引起外界很多猜测。对此，时任外交部翻译的周斌先生是这样理解的：
一来，54岁就当了首相，确实算是比较年轻的。而且，一当了首相就要面对像周总理这样世界闻名的外交家，他无疑是比较紧张的，因此他希望先强调自己还年轻，为接下来的谈判作个铺垫；
二来，他是希望说明只有像他这样的年轻政治家，才会如此敢想、敢干。毕竟，他确实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做这件事的。
不管田中角荣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接下来的相处中，他和周总理在私下是非常友好的。甚至，当周总理陪他进入下榻的房间时，还曾出现这样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当时，周总理刚进屋，准备脱去风衣。总理在抗战期间右手受过伤，每次脱风衣时，都不是特别方便。因此，一般情况下，随身的警卫及翻译人员，都会上前帮他一把。田中角荣看见了，竟赶紧奔上前去，要替周总理脱掉风衣。
周总理觉得这不符合外交礼仪，便赶紧拒绝：“不行，不行！怎么能让你来替我脱风衣呢？”但田中角荣却坚持这么做。没办法，周总理只能领他这个情。多年后，其女真纪子提及此事时，曾这样说：
“父亲认为周总理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为人，都是出类拔萃的。父亲很想让我见见像周总理这样的人，并称下次一定要带我去！”
很显然，同样活跃在世界政坛，田中角荣是真心佩服周总理的。一切，似乎都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着。直到当天晚上，田中角荣说错了一句话，让谈判一下子紧张起来。
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的宴会，欢迎田中一行。在致完欢迎辞环节，周总理说了这样一番话：
“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这句话，笔者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哪怕是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时刻，哪怕早前田中角荣对周总理表现得那么友好，哪怕这是在欢迎他们的大型宴会上，周总理该说的也是一定要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就必须要提。在这件事上，没什么可谈的。
对于周总理的话，田中角荣自然要回应，提到对中国的侵略，他是这样回应的：
“两国之间有着两千年丰富多彩的交往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只是“添了很大的麻烦”？周总理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很显然，这样的措词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9月2日结束，共14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岂能是他一句“添了麻烦”就能过去的？
周总理记下了这句话，他严肃的表情，让田中角荣非常不安。应该说，当时田中已经预感到，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周总理不可能轻易让这件事过去，虽然当天晚上周总理没表态。但第二天，他就在正式的双方会谈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田中首相在昨天晚宴讲话中说'添了很大麻烦’，这只是在不小心把水溅到路边妇女裙子上道歉时才能使用的词，可你却在提及中日两国不幸的过去时使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苦，用'添了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是行不通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
“行不通”、“强烈的反感”，这些强硬的词语，无疑充分表达了周总理对此事的态度。
听到这话，田中角荣非常不安，他马上当众表示：“对不合适的表述可以改！可以改！”于是，在最终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便有了这样一句话：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此后，关于这份联合声明，中日双方还有过大量争论。但最终，这些争论点都在周总理等新中国外交人的巧妙处理下，一一谈妥。
甚至，在最后一轮首脑会谈中，田中角荣还非常认真地向周总理保证：日本不支持台独，对台湾无领土野心，日后如对台有什么举动，愿事前向中方打招呼。
鉴于此，周总理还意味深长地送了他一个6字条幅：“言必行，行必果！”而田中先生，则同样回了6个字：信为万事之本。是的，田中角荣先生在任期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只是不知道此后支持“台独”的那几位，是否还记得当年你方的承诺！
《中日联合声明》的多数具体问题，基本上都是周总理及外交部的同志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去和日本人讨论的。问题谈得差不多时，79岁的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田中角荣一行。
一见面，毛主席就幽默地问对方：“吵架吵完了吗？”毛主席说的“吵架”，指的就是关于“添麻烦”以及后来种种条款的问题。田中角荣马上回答：“吵完了，吵完了！”这样的对话，无疑让紧张的气氛变得轻松下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还亲自拍板了一项重要议题：中国作为战胜国，该如何要求日本赔款？对此，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可能很多朋友，至今都无法理解毛主席的这一选择。但关于这件事，周总理事后是从以下两点去理解的：
其一，咱们中国老百姓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
想当年，咱们经历了金额巨大的庚子赔款，老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既然咱们的老百姓吃过这样的苦，就体谅体谅日本百姓。毕竟，战后的日本老百姓，是要在废墟中重建家园的。
其二，日本人在战后向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赔过款。但因为他们当时也拿不出什么先进的东西来赔，只能给出一些没啥用途的破旧东西，咱要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基于以上两点，毛主席思虑再三，还是决定放弃赔款。
这些问题谈妥后，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这份声明，也就从实际上宣告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中日联合声明》的签订，至今已过去了整整50年。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展现出了世界大国领导人的风度，咱们该坚持的事坚持了，咱们该表现出的善意也表现了。咱们也肯定了田角中荣先生在这件事上，做出的巨大努力。
这份联合声明，无论是对中国人民，还是对日本人民，无疑都是有巨大影响的，在推动两国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发展上，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对某些支持“台独”，不承认侵华罪行的日本高层，我们也想说上一句：
对田中角荣先生这种愿意讲道理的，咱欢迎。事实上，他回国前，周总理还专门嘱咐外交部礼宾部门送了他两箱共48瓶美酒；而毛主席，则送了他一套自己看过的《楚辞集注》。
而像佐藤荣作之徒，指望咱有友好态度，显然是不现实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