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要求以可能产生的利润作为认定可得利益损失的依据并据此确定违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索引：绵阳兆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石嘴山市登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736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兆源公司仅根据其推断认为整个项目开发销售后将会产生大概1亿元的利润，再按照兆源公司在《投资合作协议》占有54%股份的比例，故而主张其可得利益损失为5400万元。但涉案项目尚未竣工，也未销售完毕，存在着未来市场销售价格和销售情况不能确定等客观因素，将来既可能产生利润，也可能会造成亏损，兆源公司提出一定会产生利润只是根据其猜测，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
兆源公司提出的“假设开发法”，也只是对房地产开发项目将来可能产生的利润作出评估，并不能据此确定将来该项目一定会产生利润。要求以可能产生的利润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并据此确定违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是在依据可能产生的利润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的基础上认定无法对兆源公司提出的预期可得利润进行鉴定的，并无不当。
【如果善意相对人确实因缔约过失责任人的行为遭受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则缔约过失责任人也应当予以适当赔偿】--索引：中信红河矿业有限公司与鞍山市财政局股权转让纠纷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803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实现诚实守信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保障。通过要求缔约过失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填补善意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以敦促各类民事主体善良行事，恪守承诺。
通常情况下，缔约过失责任人对善意相对人缔约过程中支出的直接费用等直接损失予以赔偿，即可使善意相对人利益得到恢复。但如果善意相对人确实因缔约过失责任人的行为遭受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则缔约过失责任人也应当予以适当赔偿。
中信红河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实际系丧失取得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所带来的损失。所谓机会，是指特定利益形成或者特定损害避免的部分条件已经具备，但能否最终具备尚不确定的状态。而所谓机会损失，则是当事人获取特定利益或避免特定损害的可能性降低或者丧失。
一般而言，在交易磋商阶段，合同是否能够订立以及合同订立所带来的交易机会能否最终实现均属未知，故此时交易机会尚不具有可能性。但如果双方已经达成合意并签订合同，在合同生效要件具备前，双方的相互信赖的程度已经达到更高程度，因信赖对方诚实守信的履行相关义务从而获取特定利益的机会也就具有相当的可能性。此时，如一方当事人不诚实守信履行报批义务，其应当预见对方因此而遭受损失。
就本案而言，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订立后，虽须经有权机关批准方才生效，但双方已就中信红河公司购买鞍山银行股权达成合意，在无证据证明该合同不能获得有权机关批准的情况下，中信红河公司有合理理由信赖鞍山财政局恪守承诺，及时妥善的履行报批手续，从而使涉案合同的效力得到确定,进而通过合同的履行实际取得涉案股权，获取相关利益。因此，中信红河公司获得涉案股权的可能性现实存在。
但因鞍山财政局拒不将涉案合同报批，继而还将涉案股权另行高价出售，其不诚信行为直接导致中信红河公司获得涉案股权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导致中信红河公司因此而获得相关利益的现实性完全丧失。综上，中信红河公司因鞍山财政局的不诚信行为存在客观现实的交易机会损失。结合本案事实，对中信红河公司因合同未生效导致交易机会损失数额，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予以确定：
首先，鞍山财政局的获益情况。如前所述，鞍山财政局违反诚实信用，以2.5元/股的价格将涉案股权另行出售，其所获得的0.5元/股的价差，系其不诚信行为所得。中信红河公司丧失涉案股权交易机会的损失数额，可以此作为参考。
其次，中信红河公司的交易成本支出情况。因涉案合同未生效并已解除，中信红河公司未实际支付对价，亦未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其主张应当以鞍山财政局转售股权价差的全部作为标准进行赔偿不符合本案情况，不应支持。本案中，即使中信红河公司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因双方合同对股权再转让有期限限制的约定，故约定期限届满之后，涉案股权价值是涨是跌，尚不确定。
另外，中信红河公司虽丧失购买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但并不妨碍其之后将资金另行投资其他项目获得收益。
综上，对中信红河公司交易机会损失，本院酌定按鞍山财政局转售涉案股权价差的10%予以确定，以涉案股权转售价2.5元/股减去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价2元/股乘以2亿股再乘以10%计算，即1000万元。该损失应由鞍山财政局予以赔偿。
【当事人诉请预期可得利益赔偿数额，应在其向法院第一次提起诉讼时便应固定】--索引：珠海市建筑工程总公司西区工程处与珠海经济特区科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东信房产开发公司、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市政管理服务中心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再152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04年西区工程处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损失时，涉案合作项目仍然停留在桩基础工程完成后的状态，此时，双方的主要支出就是西区工程处三次共交纳的地皮报建费128万元；科利公司支付的桩基础工程费732.702384万元以及东信公司补交的用地价款83.50176万元。
本案原审判决生效并执行后，东信公司于2014年2月取得《施工许可证》，2015年9月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并开盘销售，2016年9月竣工验收，涉案房地产由东信公司独立开发完成。目前，住宅和商铺大部分销售完毕。
本案中，西区工程处诉请赔偿损失的范围为预期可得利益，而预期可得利益理应在2004年西区工程处向法院第一次提起诉讼时便应固定。但西区工程处主张赔偿损失的数额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不断递增，从最初的估算约为人民币400万元到1956万余元，直至本次再审中的13440万元。
从龙珠大厦停工到销售殆尽历经20余年，不能简单将1993年10月就已经停工解除合同条件成就时主张的可得利益等同于20多年后的今天涉案项目竣工销售后可能获得的收益。在本案合作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下，本次再审中西区工程处主张按照涉案项目竣工销售后20%的收益暨13440万元作为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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