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院：
公司资本公积系公司资产，属于公司全体股东所有，仅能用于公司扩大生产经营或转增注册资本，不得用于弥补公司亏损或转为负债等其他用途，控股股东擅自将资本公积调整为公司对其的应付款，减少了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小股东利益，依法应当承担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的责任。
本案一、二审法院认为客观上涉案资本公积金减少仅是公司账务处理，系在科目上予以调整，红富士公司没有举证已发生自公司处流失款项或者对应资产的侵害结果，对红富士公司的诉请均不予支持。后红富士公司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认为控股股东任意调整资本公积，增加公司负债、减少所有者权益，对公司利益和小股东利益产生了实质性损害，法院对该违法调整资本公积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本案有效维护了民营企业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激励民营企业的财务制度更加规范化，促进民营企业依法健康发展。
董某、苏某分别持有红富士公司的60%、40%的股权。2007年6月30日以及2007年12月31日董某（红富士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苏某（红富士公司股东、财务主管）将其向案外人出让红富士公司股权应获得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其向红富士公司出让德威公司股权应获得的股权转让款一共四笔款项调入红富士公司资本公积项下；2014年10月31日，两人又将案涉四笔款项从资本公积项下转出，重新转回为红富士公司对董某、苏某的应付款；之后，红富士公司解除了与董某、苏某的德威公司的股权交易，并将因该项股权交易所涉资本公积全部调整为零。第一百六十七条 股份有限公司以超过股票票面金额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所得的溢价款以及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列入资本公积金的其他收入，应当列为公司资本公积金。
第一百六十八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上海高院审理认为，董服龙、苏玲2014年10月31日将案涉四笔资金从资本公积转出的行为违反《公司法》《会计法》以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系对红富士公司的侵权行为，应当重新调整至红富士公司资本公积项下。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资本公积的法律性质和用途来看。资本公积是企业收到的投资者超出其在企业注册资本所占份额部分的资金，以及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等。资本公积与企业收益无关而与资本相关，资本公积的所有权归属于投资者，是所有者权益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本公积金的用途仅限于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本案所涉四笔款项于2014年10月31日从资本公积项下调出后，并非用于扩大红富士公司生产经营，也未用于增加红富士公司注册资本，而是重新记回董服龙、苏玲名下，成为红富士公司对董服龙、苏玲的应付款，造成红富士公司债务增加，违反《公司法》对资本公积用途的规定。反观红富士公司2010年与2012年的两次增资行为，董服龙、苏玲均认可各股东除之前投入的资金外，并未在2010年、2012年另行投入资金，结合本院再审中另查明的董服龙2014年8月21日签字的《审计反馈意见说明》，注册资金7,283万元的构成即包含新股东的投资款，董服龙于本院再审时的陈述与其一审陈述相悖，且未能进行合理解释，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定2010年与2012年两次增资款均来源于当年资本公积。该两次增资行为完全符合《公司法》对资本公积转增公司注册资本这一用途的规定，且董服龙、苏玲完全知晓。其次，从相关会计准则对资本公积的规定来看。本案所涉四笔资本公积转入时间为2007年6月及12月，转出时间为2014年10月，因此应以行为当时的会计准则进行评价。财政部发布的自2001年1月1日施行的《企业会计制度》第八十二条第七款规定，“资本公积项目主要包括：……(七)其他资本公积，……债权人豁免的债务也在本项目核算。”财政部发布的自2007年1月1日施行的《企业财务通则》第十七条规定，“对投资者实际缴付的出资超过注册资本的差额，企业应当作为资本公积金管理。”2008年12月26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2008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规定，“企业接受的捐赠和债务豁免，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符合确认条件的，通常应当确认为当期收益。如果接受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捐赠，从经济实质上判断属于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应作为权益性交易，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2013年1月1日《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5号》第六条规定，“企业接受非控股股东(或非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代为偿债、债务豁免或捐赠，经济实质表明属于非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应当将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可见，无论是控股股东还是非控股股东，其对公司作出的捐赠或债务豁免，从经济实质上如果可以认定为对公司的资本性投入，那么就应当将相关利得计入资本公积。本案中，董服龙、苏玲系红富士公司控股股东，其于2007年将案涉四笔资金调入资本公积项下后，红富士公司相应的应付款减少而净资产增加，意味着红富士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发生重大变化，资本公积的增加即为资本性投入在财务账面的具体体现，该行为本身即可认定为控股股东对公司的债务豁免，即使没有相关股东会决议或债务豁免文件，也不影响控股股东对公司债务豁免这一行为性质的认定。第三，从案涉资本公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董服龙、苏玲豁免相关债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四笔资本公积金的来源于调入资本公积项下时，即表明董服龙、苏玲作为债权人已经豁免了公司债务。第四，从该转出行为对红富士公司的影响来看，该转出行为已经实际损害公司利益。自董服龙、苏玲将部分股权转让款豁免并计入红富士公司资本公积时，红富士公司已经不存在对董服龙、苏玲的相应股权转让应付款，则董服龙、苏玲亦无权主张相关款项，更不得以此为由要求红富士公司返还德威公司股权进而损害红富士公司利益。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与董服龙、苏玲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案号：（2020）沪民再1号
时间：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朱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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