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证人证言由于客观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出现假证误证。对证人证言的审查认证不仅是十分必要的，并且要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证人证言进行认真审查认证，以去伪存真，从而由证据事实推导出合情合理的犯罪事实，为最后的定罪量刑打下坚实的基础。
证人证言由于客观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出现假证误证。对证人证言的审查认证不仅是十分必要的，并且要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证人证言进行认真审查认证，以去伪存真，从而由证据事实推导出合情合理的犯罪事实，为最后的定罪量刑打下坚实的基础。
刑事诉讼证据证人证言审查认证
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证人证言作为一种常用的证据，具备刑事诉讼证据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客观性关联性和法律性；但由于客观方面的原因，证人虽然了解案情，却很容易出现假证误证。本文主要从对证人证言的审查认证的必要性和方法两方面，对证人证言的审查认证来进行论述，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对证人证言审查认证的必要性
1、从证人证言自身的特征来看，它是证人对客观案件情况的感知或传闻的重新反映，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证人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善意的证人也可能提供不准确的证言；由于社会和案件的复杂性，证人可能与当事人或案件处理结果有某种利害关系，从而妨碍证人客观真实地反映案情；另外，办案人员的威胁、引诱甚至暗示，都会使证人证言同案件事实发生背离的情况。
2、在目前的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很低，大多数证人可以不到法庭作证，即使法院发出出庭通知也可以弃之不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证人却鲜有不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的，侦查阶段警察询问获得的书面证言却是不会缺少。这种现状，违背了现代各国刑事侦查制度通行的一条基本原则：“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又称“司法令状主义”，即警察和检察官进行的证据调查，应当是一种不侵害公民权利，不具备强制性的“任意侦查”。此项原则的法理依据是，控辩双方在诉讼中存在形式上平等的关系，就像辩护方不能强制公民向其作证一样，控诉方也不具有这种强制力量，只有中立和独立的法院才能赋予他们这种权力。否则，必然造成担当搜集证据查明事实责任、采用行政手段的侦查阶段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导致法院权威的旁落。
3、如上所述，在证人不出庭情况下，要有效定罪，必然会大量采用庭前尤其是侦查阶段警察制作的书面证言，造成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现代各国审判制度的通例是，在法庭审判中必须实行直接言词原则，排除任何不经法庭质证的“传闻证据”。然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仅重大和案件可以凭一般的书面证言定案，而且双方有原则分歧，内容很不确定的证人笔录，也可以交由法官取舍，使其作为定案根据。应当看到，书面证词的可靠性至少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书面证词排除了法官直接审查原始证人的可能，不能通过直接观察感知如“望闻问切”检验证人作证的真伪；书面证词排除了反对询问的可能，使该证据难以被交叉询问所检验；书面陈述产生时往往缺乏宣誓、保证、申明法律责任这种场景设置，从而可能影响其严肃性和程序上的规范性。
二、对证人证言审查认证的方法
1、从程序上对证人证言审查认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48条第2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由此可见，证人作证是有资格限制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控辩一方提供的证人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对方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必要的，可以对证人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的能力进行鉴别。
（2）证人的身份是特定的，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为证人。如果证人参加了对本案的庭审，又出庭为本案控、辩双方任何一方作证，就无法考证该证人所作证言的真实性，因为该证人已参加对本案的庭审，已知道案件的全部或部分事实，其再向控辩双方提供书面证言或向法庭出庭作证，其真实性无法保障，其出庭作证证言及提供的书面证言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3）控辩双方调查的证人书面证言，刑事诉讼法规定，应交证人核对，证人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如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证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证人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盖章。对于证人没有签字盖章进行核对的笔录，因取证程序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7条规定“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在案件发生时，每一个证人见到的案件的侧面是不同的，让证人单独作证，有利于办案人员全面分析案情，正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而让几个人在一起提供一份书面证言，由一个人陈述，其他人补充，无法确定每一个证人对案件的感知程度，也无法确定每一个证人独立见到的客观真实的情况。因此在审查此类证言时，如几人甚至十几人一同出具的证人书面证言，违反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刑诉法》第98条规定，“询问不满十八周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未成年人由于心理、生理尚未成熟，遇到不熟悉的环境、人员容易紧张，不满十八岁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其提供的书面证言，无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因取证程序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可见，此类证言也要符合上述程序上的规定，否则，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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