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琐忆】杨恩章||​别样的战友真情

 

别样的战友真情

——在批评、处分和惩罚中生发孕育的战友情

杨恩章

军营里结成的战友情谊，尽管共生于人民军队这个革命大家庭，但具体的相互间友谊的起因和缘由却各有所异。有战场上枪林弹雨中的你掩我护，有提职晋级时的提携扶助，有身体伤痛时的嘘寒问暖，有生活困难时的倾心帮扶，等等。

我这里所说的别样真情，是在对部属的训斥、处分和惩罚中意外地得以生发和孕育，经过年久日深考验才酿成的一种独特的战友真情。

我向来对部属要求比较严格，工作上过于较真，加上性情急且直的毛病，批评人多，态度严苛。30多年前，我在任65集团军处长和193师政治部主任与政委时，曾对四位部属实施过批评、处分和“惩罚”。时经多年后，才逐渐显露出由此生发的战友真情，既觉得出乎意料，又弥感真挚和珍贵。

（一）处分中生发的真情

上月中旬，有位老部下邀我加入了“东山坡集结号”网群。实际上，十多年前我就应邀加入了由原65军政治部成员建立的这个群，只是看到没有同龄人参加，不好意思跟年轻人凑热闹，就悄然退群了。

当我在群里一露头，很快有个熟悉的名为“何德成”的帖子崩了出来，向我问好。实际上，过去每逢年节，小何都致电问候。我未离开老部队驻地时，他还给予不少关照。只是我退群时未留下联系方式，加上我有个怕给别人添麻烦的习惯，退休后从不主动找老部属，导致我俩失联近20年。

看了小何的来帖，我即刻给他回了个话：“你记得你探家误了两天假，我给了你个处分吗？”他回道：“感谢老领导的严格要求，使我终生受益。”

在交谈中，他还提到当年从院校毕业后，原所在部队撤编，我安排他来本师工作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他找到办公室，拿着他上稿的剪贴本给我看。我一看十多页的剪贴本贴满了上报的稿子，块头都不算小，而且大多是他一人署名。我一看，顿起爱才惜才之心，告诉他两天后等回话。我很快让干部科长黄建民向集团军干部处了解小何的表现，当得知是军校优秀学员时，就立马通知他前来报到。

说到小何受处分的事，是那年春节前后探家，因湖北老家突降大雪，汽车停运，误了两天假。现在看，这个处分可给可不给。但当时讲纪律的空气较浓，加上他是我主张调来的，担心轻易放过，他人会不服，就决意给了他个行政警告。

在受过处分之后，小何各方面表现很积极。我看他缺乏基层工作经历，就把他放到连队当指导员，干得卓有成绩。过了近一年，集团军一位处长对我说想选调一名人品好、懂基层、文笔又好的干部，我就向他推荐了小何。小何在集团军机关一直干得挺出色，直到提升为处长干了几年才转业。到地方政法机关工作不久，就被委以重任。没过几年，又被提升为副厅级。

在这次网上通话中，他连连感谢我对他的培养教育，我只是将一句古诗改了个字，发给了他：“天生你才必有用。”

（二）惩罚中生发的真情

时间大约在1989年九十月份，我在193师政治部当主任时，组织人员收集整理部队历史和现实资料。宣传科张姓干事在参与此项工作中，用公款给自己买了架二百多元的小照相机，开了张假发票，找我签批。我在审核中发现了破绽，当场将假发票撕下来甩到了地上。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越是熟悉的部下，就要求越严，批评起来也格外严厉。张干事的父亲是解放前参军的老同志，曾在集团军政治部和我一起工作多年，小张小的时候，我就熟识，经常逗着他玩。所以，我披头盖脑地猛批狠训了他一通，临了还要他写一份深刻的检讨。

在厉声批评过后，我又劝导他不要辜负父辈希望，摆正学才和修德的关系，严于律己，正派做人。当时他流下了愧悔的眼泪，表示要痛改前非。

对小张的错误，虽然没给处分，但给了一个变相的“惩罚”：下连队锻炼。

他父亲知道这件事后，连声称赞我的做法好，并希冀这成为他儿子人生的转折点。

事后，小张从这次过错中认真吸取教训，对自己严格要求，下连锻炼期间干得很出色，提为指导员后被团评为模范干部。他爱学习，肯钻研，文笔长进也比较快，不久就被调往军区机关工作。若干年后， 他转业进入著名跨国公司任宣传文化主管，后又调任某世界500强企业任信息研究部经理、高级研究员、教授。

前十多年前，他在一个微信群里发现有我，便主动跟我联系，一再对当年我对他的那次严厉批评表示感谢，并给我寄来他多次再版的一本专著。

（三）误批中生发的真情

本人确有个性急性直爱批评人的毛病。批评人多，且有时偏听偏信，又不加调查，就难免出现错批伤人的现象。

有一年，我师赴京执行某项任务，我负责营区留守。部队撤回营区后，有人给我反映宣传科长马振环在执行任务后期，经常抱着师宣传队的女兵跳舞。我一听，心中怒火顿起：这还了得，执行任务期间还敢这样放肆，非重重处理不可！当时正准备开全部人员大会，来不及调查也未想到要调查，就在大会上披头盖脑地狠批了马科长。我有个说不清是好还是赖的习惯做法，越是相处久越是熟识的老部下就批评得越凶，越不掌握分寸。我在集团军宣传处当处长时，马科长在处理当干事，因而批评起来更无遮无拦，不计轻重，什么“胆大妄为”、“流氓习气”等难听的词用了不少。记得好像马科长当场嘟囔了几句，我不容他分辩继续批。

会后，马科长满脸委屈地找到我，说和宣传队女兵跳舞确是实情，但事出有因，是师主官让他负责在宣传队培训舞蹈教员，然后分派下去教部分人员的舞蹈技巧，准备参加某项重大节日的现场集体舞表演。我听后悔自己太鲁莽，便向他说：“对不起，批错了。”

年终，政治部党委研究年度立功受奖人员时，大家一致同意上报马科长提前由少校晋升为中校，有人跟马科长开玩笑说：挨一次批，长一个豆，收获不小。若干年以后，听说当时本部有的人员私下调侃：“边某挨批不久由付营职升为正营职，马科长挨批后由少校晋升为中校，看起来谁挨主任批，谁进步”。多年以后，与政治部老人谈论起此事，觉得很可笑。

对于挨我误批的事，振环一点也不计较。我几次回张家口看望我的老排长和入党介绍人霍瑞科，振环总是到最高档的饭店，拿最高级的酒，热情满满地招待我，使我感到受之有愧，很过意不去。

（四）训斥中生发的真情

前不久，偶读李景富战友写的《喧嚣中沉思》一书。此书2012 年出版，当时他因"不敢班门弄斧"不好意思赠我。直到2 017年我知情后才让他寄给我一本。在翻阅时发现，8年前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在书中的四个地方用千余字不吝赐予我许多溢美之词（原文附后），而对我当年过火训斥他的小波折只字未提。

这勾起我对30多年前一段往事的回忆：

1984年至1985年上半年，我任65军宣传处长时被抽调到军整党办公室材料组任组长，李景富也由组织处抽到该组工作。记得有个周一上午，景富从宣化家里来上班时迟到了近半天，因当时有个文件急等他处理，他一进办公室，我不问青红皂白，就朝他发了一通火。他有点接受不了，跟我顶了两句嘴。我当时拍桌子瞪眼，劈头盖脑地狠训了他一气，使他下不来台。我冷静下来以后想，一见人家迟到就大发雷霆，不问有什么特殊情况，也不容对方辩解，真有点不讲情理，简单粗暴。另外，他家在宣化，距军部70余华里，过去过完周末从家里来军部从没有迟到过，偶尔晚半天上班一定另有原因。想到这些，我就没把这件事放到心里去，一切一如既往，只是碍于情面未向景富道歉。然而，景富见我却非比往常，总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

1985年9月，我到193师任政治部主任，过了几个月，景富也调到我师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我发现上次小波折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并未完全消除，见了我总有点躲躲闪闪，敬而远之，可能是怕我跟他算旧账，给小鞋穿。半年后，他下到团任组织股长，不久，又被调到军区后勤部工作。此后，我们二人好几年没有什么联系。

我俩分手多年后，有一次我去北京八一制片厂办事，他从我的另一个部属那里得知后，特地从西山赶到城里看我，并设宴招待了我。此后，还有两次我去军区机关读书，他和爱人小李知晓后，都对我热情相待，使我激动不已，深感用鲁迅先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

从四个老部属身上，不仅使我见识了他们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好人品，也让我再次陶醉于八十年代风清气正的部队政治氛围，重温了一次纯真无邪的战友深情。

回顾同几位老部下交往的前前后后，也使我对批评的原则和戒律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对部属的缺点和错误实施正确的批评，是领导者的责任，也是教育管理下属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批评也有许多原则和戒律需要遵循。其实，对于批评的目的、原则和戒律，毛主席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讲得十分清楚，明确提出“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并要求“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等。这是正确开展批评，防止把治病救人的武器变为整人的工具，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其中的关键，在于批评要出以公心，出以善意，主要应有“四心”：事业为重、工作为要之心；严格要求、爱护部属之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心；重在表现、奖惩分明之心。千万不能记小帐，在非原则问题上小题大做，以小疵掩大节；不能记旧帐，对已经纠正的老问题纠缠不休，一棍子打死人；更不能记私帐，借机撒气解恨，挟嫌报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错了当批评即批评，改了当使用照使用，好了当提升照提升。

如此看来，领导对部属的批评，只要遵循正确的原则和戒律，坚持出于公心和善意，不整人，不害人，就不会“自我树敌”，就不难取得下级的理解。然而，领导者并不能以好心好意原谅自己，批评要讲究方式方法和场合，要掌控适当的分寸。如果批评错了，要放下架子主动道歉，真正达到陈毅元帅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不能忍，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太妥，道歉亲上门。于是又合作，相谅心气平。”这样，才能使批评真正取得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原则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作者简介 

杨恩章，山西省河津市人，1965年2月入伍，当年9月入党。曾任65集团军宣传处长，193师（前身为红一师）政治部主任、政委等，在正师职岗位退休。年轻时被军内外几家报社聘为特约通讯员或特约记者，写有《官德与官能》《官德与理性》《官德与官戒》三本书，前两本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