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各种经历，都是岁月的画卷，留下的是每一步的足迹。可岁月却不像画一幅画那么简单，事先有个构想，而后按构思摹画出来，便实现了从主观到客观的全过程。而人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岁月並不会完全按主观设计演进。人生发展路径的塑造或改变更多地是时代决定，社会需要，组织选择，机会取舍。这四个客观因素都存在着变量，人生也就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时而在这条路上行走，时而又拐上另一条道路发展，有时又回到了原来那个轨道的方向，跌宕起伏，充满了生动的故事，串联成岁月记忆，便有了人们对岁月的回想。在我的军旅生涯中，“爬格子”的经历占了很多空间和时间，穿插着意想不到的工作岗位跳跃式变化，就像舜间激起的浪花，显现出人生的荡漾和无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机关里的人们把撰写文字材料调侃为“爬格子”。久而久之，“爬格子”就成了写作圈子里的一种通用俗称，这称呼还真具有明显标识性的像征意味。
有的人爬过“格子”，但很快跳出了这个圈子，早早地就“解放”了。在这里用上“解放”这个词，是因为写作是艰苦的创造性脑力劳动，是一种特别耗心费神的煎熬，必须在不断增加知识积累、经验积淀和认识能力的基础上，始终昂扬着不息的奋斗精神。这其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坎坎坷坷，为一字而反复推敲，为一词而反复斟酌，为一句而反复掂量，为一观点而反复苦思冥想，常常让人疲惫不堪。有的人畏惧含辛茹苦，难耐枯燥寂寞，因缺少韧劲而坚持不下去，就想方设法地改行，求得早点解脱，一走了之。
“爬格子”的队伍中，有新手也有老手，有慢手也有快手，有低手也有高手。虽然他们的写作效率、质量不同，但点灯熬油、竭尽心智，那种“三更灯火五更鸡”地伏案辛苦笔耕，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没有那么多地一蹴而就，没有那么顺的一气呵成，没有那么轻松地收放自如。塗塗改改，添添删删，变来变去，甚至推倒重来，是写作过程中的常态。一字一句一汗水，一行一页一心血，这是我从开始学习“爬格子”，到入门“爬格子”，从学会“爬格子”，到能相对熟练地“爬格子”的亲身感受和切身体会。
上学的时候，我对语文偏好。当年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下写点东西，是从写日记，写广播稿，写批判稿，写黑板报稿起步的。往往是无意识地跟着感觉走，不懂得有意识地谋篇布局，也不会自觉地进行文字锤练，大多是政治符号、风行语言加点初浅的感知堆砌起来的。在懵懂的校园时光，没有真正尝试到写作的门道。
1970年我就业进入工厂。我的班长是个代理过营部书记的复员军人，有良好的理论功底，写材料也很在行。听他讲话，很感染人，给人以深刻启迪。看他写的东西，深入浅出，逻辑性强，颇具文采，十分羡慕，令人仰望。心里常想，同样一支笔，怎么人家就能写的那么生动、那么贴切、那么有味道。他是我心目中树起的第一个写作楷模，就照着他的样子学，梦想有一天在文字表达能力上，达到他那种境界。可是，不久他调到厂部办公室工作，身边缺少了内行指点，提高文字能力的渴望就没多少实际进展了。
1972年底我参军入伍。那是个火热的学习年代，连队理论学习的氛围很浓，会按排很多专题讨论和学习交流，经常动笔写发言材料、学习小结等。后来，当了一段连队的军械员兼文书，自然少不了为连队抄抄写写，每每都想写的好一点，时间长了自然有所提高。记的是1976年底，部队搞揭批“四人帮”的战役，当时称的“战役”实际上是5个专题的教育。团里刘新舫副政委蹲在我们连，指导教育试点先行，每进行一个专题，就总结一份教育经验，指导全团面上展开教育。刘副政委身边没带机关的人，就由我承担了做专题教育计划和写试点经验的任务。每次写完后，刘副政委就拿着去团的教育准备会上布置教育。其实，也就是写一写教育的指导思想、把握的重点、划清的界限、注意解决的问题、教育要求，等等。属于按照一般套路照猫画虎、现学现卖那种情况。
大概是因为曾经当过学习理论的典型，出席过师、军经验交流会，参与了教育试点活动，1977年5月，团里让我顶着政治机关宣传干事的名，参加了军里举办的理论读书班。7月份，就结束了在连队任排长的经历，被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当干事。到机关工作与在基层连队工作最大的不同，就是需要用笔杆子指导工作。要做一个称职合格的政治机关干部，除了能给领导出好主意，会对基层面对面指导，还必须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夫。所以，会写文字材料，既是合格政治机关干部的必要条件，又是履行职责应具备的能力，是工作方式，也是工作责任。如果说在连队写点东西是副业的话，那么在机关写材料就是主业了。从此，我就正式进入了“爬格子”的行列。
那时候，团的首长们都是解放前入伍的老资格，抓部队建设的经验很丰富，但多数文化程度不高，在文字材料上不太讲究，机关有时写的材料粗糙一点，也能通过。我到宣传股开始承担写材料任务的时候，股里给交待的都比较简单，记忆最深刻的是反复向我灌输的这么一句话：写材料就是观点加例子。剩下的就靠自己琢磨思路、摸索着写了。其实，观点如何统领材料，材料如何印证观点，如何选择例子作论据，又如何使论点与论据结合的犹如天成，是很有讲究的。这些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当时并没有深解。我刚到机关不久，团政委要作一次理论辅导报告，股长交待我写这个讲稿。材料写完就让我直接把稿子送给了政委。这天晚上我始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领导提出修改意见，连夜加班改稿，但这种情况並没有发生，第二天政委就拿着那个稿子搞了宣讲。作为一个机关新人，在写文字材料上是生手，就这么轻松地过了关，加上股里的老同志发挥着主力作用，每年我还有几个月去连队蹲点，自然缺少了应有的写作压力，缺少了写作成手们的言传身教，缺少了严格的写作历练，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放养”状态。在那段时间，我对宣传股的日常事务性工作熟悉的很快，写作上却没有多大起色。虽然见到写作方面的书藉，我就买回来读，积极充实写作知识，力求从书本上掌握各种文章体裁的写作方法。但写好文字材料，既有个掌握相关知识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若把书上得来的东西，转化为能写善写的真本事，没有内行精准点拨、实际打磨煅炼和切身体会积累，写作水平就难有明显的提高。现在回头看，那个时候是一种在写作的大门口徘徊，似懂非懂，没有真正入门的状况。
1979年4月，在机关工作近两年的时间，团里让我到“攻如猛虎连”任职。荣誉连队配备干部历来被格外重视，团里选了我，政治处也只能服从。这次跳到“爬格子”界外，不是自己的主观争取，完全是组织的挑选行为。
1981年8月，根据组织按排，我又回到政治处任宣传股股长。虽然是熟悉的办公室，熟悉的机关，但团首长和部门首长多数已经换成60后入伍的了。其中不少首长有军师机关的经历，有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字水平。我们政治处郭三德主任，就在军师团三级政治机关工作过，不仅思想水平超好，文字上也是出类拔萃的行家里手。他十分注重机关的文字能力建设，把打造一支能说能写能干的政治机关干部队伍，作为发挥机关作用的基础工程，抓的很紧、办法很多，不仅提要求，而且亲自讲课、亲身示范。这为我提供了提高文字水平的领导条件和外部环境。那是刚当股长不久，我写了一份人生观方面的材料。主任看过后点评说，写的很长，知识点很多，说明脑子里装了不少东西，但逻辑关系方面问题很明显，层次不够清楚，重复交叉的地方较多。他指出，你有比较好的知识和理论基础，具备了写好材料的条件，现在主要是写作技巧和经验问题，只要解决了这些问题，就能得到显著提高。他这番话给了我很大信心和激励。
从那以后，我在文字上潜心锻炼、不断提高，一是得益于政治处首长手把手的传帮带。凡有宣传股的文字材料，郭主任都亲自组织我们研究，一起锤路子。我写出材料初稿后，常常给出很具体的意见，指导我改写，有时他还亲自动手修改，边改边讲为什么这么改的道理，心口相传地教。那一言一语、一举一动的教诲和示范，都润物无声地印刻在脑海里，至今历历在目，愈四十余年仍记忆犹新，时常浮现在眼前。二是得益于政治处的夜校培训。这个夜校办了一年，每月有计划，每周用一晚上业余时间。在讲解写作知识时，结合解析范文，教大家认识议论文中议论的地位、作用、意义；如何适时、适当、正确地议；怎么夹叙夹议，叙议结合，自然交融。在组织研究讨论文章结构布局时，让大家了解并学会如何确立主题和破题，正确处理主论点与分论点的关系，掌握分论点的并列式、递进式，等等。在了解写作中怎么运用事实时，教给如何选取典型事例，如何进行综合摡括，如何让典型事例与情况概括有机穿插衔接、相互照应，把材料写丰满、写厚实。并以近期大家出手的文字材料，作为分析学习的参照对象，剖析每份材料的优点和成功在哪里，不足和败笔在什么地方，辨识写作中常见问题，从正反两方面体会写作要义，既理解了写作知识，又掌握了写作窍门。这个夜校针对性、实用性很强，就像练兵一样，有教学，有示范，有练习，有纠正动作，有相互切搓，有课后点评。我在其中受益匪浅，不间断地从中汲取营养，明显感到写作能力在持续地成长。三是在练习基本功上下笨功夫、苦功夫。常言说“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理解这所谓“修行”，就是当师长传授了要领，个人必须潜心研修，躬身实践，勤奋刻苦地进行自我雕琢。《聊斋志异·阿宝》中有句颇具启示意义的话，叫做“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这也让我认准了，只要痴迷写作，持续研习，勤耕不辍，必然逐渐笔力雄厚，登堂入室，修成正果。因此，主动找题目，多写多磨砺；不断变换写作体裁，勤写勤体会；写后反复改，在修改中出成品，是我那段时间日常的基本状态。
常言说：“不疯魔，不成活”。就这样，近两年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稿纸用了近百本，写的底稿有几尺高，逐步加深了对起草文字材料要领的认知，逐渐增加了写作的熟练程度，初步积累了一定写作经验，不仅写的东西被改的越来越少，被肯定的越来越多，有时还能被上级刊用转发。这证明，学会写作是一个不断觉醒的过程，这种学习不一定在书本、在课堂，实践出真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实践经历和别人的经验也是大学校。足够的实践，既能够由浅入深地获得写作真谛，也能使外在经验内化成自己的经验，在写作中运用生发起来。看到我的进步，郭主任说，你的材料以后我不用更多地把关了，可以放手了。总起来说，那两年是我“码字”、“爬格子”，真正入门、上路，深打写作基础的阶段，是一个不断为待发而蓄势的时段，是为薄发而厚积的时期。之后，在组织文字材料上觉得得心应手多了，宣传工作在政治处工作中曾经是短板的状况，这时也得到了明显弥补。纵观这前后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有缘在郭主任这位良师领导下工作，这是我从军几十年中，遇到的有数的贵人之一。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很多事就差在捅破那层“窗户纸”上，捅破了就豁然开朗，进入新境，步入坦途；捅不破就陷于浑沌迷茫，不得要领，难得其所，可见“捅破”之举价值千金。当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举步维艰时，最需要的是那个为你点亮火把的人。郭主任就是帮我捅破那层“窗户纸”，用火把点燃我的梦想、照亮前行道路的人。每当我回想起那些过往，心中总会多出一份对老主任的感激。
机关干部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哪个单位工作上有“好东西”、能出“新东西”，就愿意到那里去，既去学习借鉴，开阔眼界，也把成果带回来，优化工作指导。谁愿意下趟部队两手空空地回来呢。后来，郭三德主任先后到师炮兵团、集团军高炮旅任政委，在工作中善于开拓，富于创新。我也随后到师、军机关工作，经常前去了解情况、现场见学，有试点也愿意按排在他那里，就是想就近请益，更多地学习他身上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认识力、辨证的分析力，继续学到优秀的前瞻性思维品质，深遂的思想观点，辨证的思想方法，每每都倍受启发，满载而归。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白费的学习和努力，也没有碰巧和自然而然地成长、成熟和成功。任何的成就、出彩和惊艳，背后都有人给予知识支撑、信心支持、经验支付和方向指引。加上自己在崎岖道路上始终以极大勇气坚守，专注努力，经得住煎熬，耐得住寂寞，受得了质疑，就会不断进步。
正当我在宣传股长岗位上开始获得主动权的时候，1984年初，一次意外任职降临到我的身上。这年刚开训不久，我到一连蹲点，有一天正跟随连队在靶场进行实弹射击时，接到团里通知，让我马上到王春友政委办公室去。在路上我一直在猜想：会给交待什么工作任务。到了才知道我已被任命为师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王政委找我去就是关于这次调动的谈话。
一个没有从事过干部工作的宣传干部，到师干部科去任副科长，这种“跳跃”让人感到突然，也很纳闷：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选到我头上了？后来才知道，在此大约一个多月前，徐胜军长带工作组由陈明占师长陪同，到团里来考察团级班子“三梯队”人选，在分别谈话的所有部门以上领导中，大家都推荐到了我。军长说，考察了很多团，大家都无一例外地提到同一个人，这还是第一次，这个人我要见一见。我接到通知就到团招待所值班室等待，陈师长正在值班室里，顺便与我聊了一会。军长找我谈话时，问了个人基本情况，让我简要谈了对当时部队建设几个问题的看法，最后鼓励了几句就结束了。事先我不知道有大家推荐这档子事，根本没有在意这次谈话，很快就拋在脑后了。哪知道，在这个考察组的干部处曹永孚副处长对师干部科刘同福科长说，你那里下一步不是缺副科长吗，我看可以选他。两人一拍即合，就这样我被纳入了备选干部科副科长的视线，并经组织研究正式任命。
王政委在谈话中告诉我，军里最近要来师里了解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干部科让你今天就赶过去写汇报材料，宣传股工作的交接，等完成这次任务再回来办理。就这样，我在接到任职通知的同时接到了写材料的任务。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下去祥细了解情况，科里帮我找了一些相关的简报、总结报告、专题会议材料和讲话等做参考资料，就埋头在师招待所突击了两天，拿出了汇报材料的初稿，虽然是仓促的“急就章”，领导看后还算滿意。军里工作组很快就来听取了汇报，随后我便陪同到团里进行了考察，也算是跟着熟悉了干部科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
在干部科工作，文字材料减量很多，动笔写的不少是格式相对固定的干部工作文书。副科长分管转业干部、老干部、福利、计划生育等工作，跑腿办具体事的活很多。孩子上学要去跑学校，家属随军、安置，要去联系组织、人事、公安等部门，干部转业从计划、安置到搬家报到都要提供服务，涉及老干部的每件事都须认真对待、精心落实，下面还有计划生育办公室、幼儿园的管理和经常性工作，事务性工作挺繁杂，有时忙的脚不沾地。但这种具体事大多是干一件了一件，不像搞文字材料那样，只要没脱手，就会漫延外溢到业余生活里，上床睡觉了还放不下，一直在辗转反侧地想来想去，有时做梦也是写材料那些事。半年后，科长到山东大学去学文化，我就暂时代理了科长的那些工作。
干部工作规范性、政策性很强。到科里后，我首先是抓紧熟政策法规，有空就抱着一本本的干部工作《文件汇编》翻看，抓紧补课，较快地掌握了开展工作的基本依据。有次有个领导问我，连职干部任命由师政治部研究决定，为什么盖师长政委的印章。我在熟悉政策法规时曾了解到，那是在罗荣桓元帅当总政治部主任时，曾专门下发过一份文件，规定了各级政治机关研究任命干部的范围，并明确了这种研究任命是各级主官的授权，所以，下命令时加盖的是主官的印章。正是因为在法规文件学习上下了一番功夫，才顺嘴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干部工作关系到各级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质量，关乎着每个干部的发展利益，倍受关注，十分敏感。要求做干部工作的人不仅会识别干部，更要首先模范地立身做人。在干部科与大家相处中，我学到了很多好品德、好作风、好传统。这期间，我没丢动笔的习惯，见到有指导价值的工作动态，就主动整理上送下发，常被上级采用转发，这既提高了自己对干部工作规律的认识，也活跃了工作局面。全师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做的很出色，军区计生部门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工作在前列，总结较滞后”，希望我们能多提供经验。我与计生办的同志，一起认真梳理了以往的工作，研究完善了师计划生育宣传中心、优生中心和优教中心，规范了工作职责、流程、制度、目标等，适时总结了运用“三个中心”，系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济南军区进行了宣传推广。
在干部科工作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百万大裁军的调整精简。那既是干部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之一，也是在完成干部大面积调整后，我结束在干部科工作的时间节点。根据上级调整精减方案和命令，这项工作在6月份展开，我们136师所在的46军裁撤，师划归67军建制。我参加了46军召开的调整精减动员部署会议，不久又参加了我师移交67军的两军交接。师的调整精简任务是，撤编406团，从137师调入409团，先接收后撤编军炮兵团，还要接收军机关分流的部分干部。一下子消化超过两个团数量的干部，从机关到各级班子都要进行普遍调整，工作量很大。当时部队有的在外地施工，有的在农场执行生产任务，接收的单位又距师部比较远。为了将保留单位与撤编单位干部统一衡量，综合考虑，优化各级班子，选准留队使用、入校培养和编余干部对象，师分管领导刘永治副政委。
张建国，河北景县人。1972年12月入伍，历任班长、排长、干事、副指导员、指导员、宣传股长、干部科副科长、宣传科长、宣传处长、团政委、师副政委、旅政委、军分区政委。爱看书，闲来写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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