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的禅踪
——阅读札记五
刘战军
美国人比尔·波特写了一本书，叫《禅的行囊》（叶南译）。他讲述了他的禅缘，以及寻迹禅宗六位世祖的过程。对他来说，这是朝圣之路，还愿之旅。
在我印象中，外国汉学家一类是华裔，另一类是年纪比较大的外国人。比如，荷兰的高罗佩，英国的李约瑟等人。能够称为汉学家，古汉语造诣应当很高。高罗佩就是这样，他不仅律诗写得好，写书法也自成一体。可是，美国人比尔·波特只比我大两岁，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禅的行囊》，是他2006年在中国寻迹禅宗以后所写，很有现代感。阅读他的书挺有趣儿，让我增长了许多知识，也让我知道了他是怎样成为汉学家的。作为汉学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标准。但是，人们介绍他时，都认可是汉学家、翻译家。他写了近20本关于中国的书，用的是笔名“红松”（也有翻译为赤松的），如《空谷幽兰》《黄河之旅》《丝绸之路》《彩云之南》《寻人不遇》等等，无不如此。他还把《寒山诗集》《菩提达摩禅法》等等译成英文出版，在欧美等国家掀起了一股汉学热。比尔·波特，未曾长久在中国大陆居住。但是，他对我国乡间民俗门清。他没有钱，靠借记卡精打细算预支旅费，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他随身携带的行李，只有一个三角布袋，只有一套换洗衣服。如若洗的衣服第二天早上没干，他就穿在身上“捂干”。这个“穷老外”在穷乡僻壤，很会讲价雇车寻古，有时候就坐“三蹦子”。可是，他遇见特别残破的古寺，在临走时会留下行囊里所有的咖啡和干粮。他写的这本游记，发自内心，十分感人。我看了好几遍，写下了感慨的诗文。本文中凡是没标明出处的诗文，都是我执笔所写。比尔·波特的父亲，是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人。他父亲曾经很有钱，后来家道败落。父亲与母亲离婚后，父亲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比尔·波特经常和奶奶在一起。1964年，他21岁，在他第三次辍学时，接到了服兵役令。他应当服两年兵役，如果自愿多服役一年，就可以自选专业、自选服役地点。他选择学习汽车修理，到德国去服役。这时，传来要到越南打仗的消息，他“擅离职守”逃跑了。他跑到美国的另一边，遇见过坏人、车祸和大雪天。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到当地警察局“自首”。在此期间，他吃尽了苦头，简直生不如死。遣返回到部队，长官只是问了问他为什么擅离职守，之后让他接受完整培训，又被派往德国服役。1968年，他从德国服役回来，到加州大学学习人类学。毕业以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博士没有毕业，他第四次辍学。他在读博士期间，偶然遇见一位中国老和尚寿冶。寿冶不会英语，比尔刚刚选学汉语，这使他俩一见如故。他俩以心交流，感觉非常愉悦。很快，比尔学会了打坐修禅。他说，可能禅宗的修行，不需要语言文字就能相通相解。就是这一面之缘，他决定不要博士也罢，而要转向修行。于是，父亲给他买了一张到台湾的飞机票。临别之际，父亲给了他200美元，他自己有13美元，来到台北佛光山学佛。第一年兼学汉语，第二年学习古代汉语，学业出奇的顺利。《禅的行囊》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比尔曾经到过江西九江，在一个小街巷“茶缘”茶叶店，买到他特别满意的“铁观音”。这次再度来到九江，却没有找到那个茶叶店。他慢慢回忆，沿街寻找，当他确认了一个店铺，走进去上前一问，得知这里确是茶叶店旧址，可茶叶店搬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他失魂落魄般地在附近转悠，来到了一个小超市，进去以后漫无目的，随手拿了一个酸奶结账。老板娘疑惑地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了要找的那个茶叶店，老板娘说搬到哪里不知道，但她有茶叶店老板娘的电话。比尔喜出望外，连忙打电话联系。没过5分钟，超市门口来了一辆车。好巧不巧，茶叶店老板娘的弟弟正在超市附近，就把比尔接到了新店。来到“茶缘”新店，主人热情请他品茶。他想买前次买过的那种茶，可惜那种茶没有了。他又品了几种，感觉都不满意。老板娘突然想起来，还有一罐那种茶的毛茶。拿出茶来，比尔很满意。问清楚还有1斤半，价格要1500元。比尔囊中羞涩，只住二百元左右一宿的客店，是靠信用卡支付。但是，他咬牙要买下那些茶。店主善解人意，笑着说对他优惠，只收500元。比尔喜形于色，在店主给他包装茶叶时，他说就是想回去喝过这种茶，一定要去干点有意义的事儿。果然，比尔没有食言，遂后决定翻译唐朝诗人韦应物的诗集。佛教禅宗，第一位祖师是释迦牟尼。据《五灯会元》卷一记载：有一次佛祖在灵山（即灵鹫山）法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黯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心领神会，得到真传，传接下去，形成一宗。所以，禅宗主要不是靠语言说教，耳提面命，而是以心相传，靠心领神会来悟。此法传给迦叶后，佛祖还说一偈：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观摩敦煌第四十五窟唐朝彩塑，可以看到佛祖释迦牟尼居中。佛祖左手边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弟子是迦叶，为佛祖大弟子；佛祖右手边是佛祖最年轻的弟子阿难。迦叶和阿难，是禅宗第二、第三位祖师。禅宗在西天佛国传了二十八祖，就到了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到东土面壁十年，悟出了在东土传播禅宗的真谛，成为禅宗在我国的初祖。这样，菩提达摩既是西天禅宗第二十八祖，也是东土初祖。据史料记载，达摩确有其人，是印度南部人。根据他在我国行踪记载，他面壁修炼不可能达到十年，只是时间较长就是了。而且，达摩不只是简单的面壁，他还依据四卷本《楞伽经》行事。所以，禅宗以心相传，并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而想。比尔来到五台山，拜祭了启蒙老师、在美国遇见的寿冶法师灵塔。寿冶法师，清朝末年生于无锡，从1936年到1940年，用自己的血写了一部《华严经》，亦称“血经”。后来，寿冶法师在五台山碧山寺圆寂。比尔到过大同云冈石窟、华严寺、鹿野苑禅窟，是因为禅宗中国初祖达摩到过这里。云冈石窟佛像，开凿制作比较早。佛像起源，是在佛祖成佛后，为母亲做法事三个月，当时天竺有两个国王见不到佛祖，就令人制作佛像代替。开凿制作佛像，由此传续下来。公元536年，达摩圆寂，被安葬在洛阳熊耳山下的空相寺。空相寺原名是定林寺，更改寺名有其原因。史载达摩“只履而归”，当年有使者从天竺回来，说达摩去世后回到天竺，只穿着一只鞋。皇帝命人查验，人们在这也只见到一只鞋，而没有达摩的肉身，不过是空相罢了，遂名空相寺。之后，比尔来到邯郸成安县匡教寺，这是禅宗二祖慧可的祖庭。公元487年，慧可生于荥阳。后来，慧可在少林寺见到初祖达摩。为拜师达摩，他长时间站在洞外，不惜断臂。慧可感动了达摩，在公元534年，达摩把衣钵和四卷《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简称楞伽经）传给了他。二祖慧可，一生多灾多难，南北避祸，于公元593年圆寂，时年107岁。合肥岳西县司空山下，有一座无相寺。公元550年至577年，二祖慧可在此讲经弘法。无相寺后山有一巨石，相传是二祖讲经之处。也是在这里，慧可把衣钵传给三祖僧璨。三祖祖庭，是安徽潜山县天柱山下山谷寺。天柱山，本是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所封五岳之南岳，名为霍山。到隋文帝时，把南岳之名封给湖南衡山。从此，天柱山知名度下降。在三祖跟随二祖学法时，二祖当众对三祖说：汝是僧宝，宜名僧璨。可见，他得到了二祖赏识。公元590年，三祖到山谷寺，公元606年，终于山谷寺。山谷寺附近有潜水和天柱山，三祖留下一篇《信心铭》，被称为禅宗汉化里程碑。三祖在山谷寺，留有毗卢塔。四祖道信，公元592年到三祖门下修行，时年14岁。公元601年，接任为四祖。四祖祖庭，是黄梅县双峰山老祖寺。公元651年，四祖在此圆寂。之前，在三祖毗卢塔前，四祖把衣钵传给五祖弘忍。五祖祖庭，在四祖祖庭双峰山东面的马茂山，现在是五祖村的五祖寺（唐代称东山寺）。公元601年，五祖弘忍出生于黄梅县。公元624年，四祖将双峰山老祖寺，办成中国第一个修禅寺院。这一举措使佛教禅修，由个人修炼变为集体修炼。这一变革，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禅宗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今，集体修炼成为修佛主流之一。五祖弘忍掌门之后，把马茂山寺院，改称为“禅定寺”。四祖曾把禅修定为“守一”，而五祖则主张“守心”。五祖还有一项重大改革，就是修禅者“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就是修禅者要种田纳税。纵观历代灭佛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坐吃供给、不纳税的和尚太多，过于沉重的负担，终至成为百姓和国家养不起的负累。六祖在得到禅宗衣钵以后，按五祖要求向南逃去，曾经到过乳源县云门大觉禅寺、韶关大鉴寺，最后停留在韶关南华寺，并以该寺为祖庭。现在，南华寺还保存着六祖当年的衣钵（锡杖、袈裟）。这些信息，皆由比尔多方考究所得。比尔最后来到广州，是因达摩于公元475年在这里下船来到中国，住在华林寺。比尔追踪而来，拜谒完华林寺，还到了新兴县。因为六祖慧能，就诞生在这里的龙山脚下。公元707年，皇帝颁诏在此建立国恩寺。公元712年，六祖慧能在此圆寂。至此，比尔·波特寻拜过禅宗六世祖祖庭，也算功德圆满了。在佛教中，禅宗六世祖慧能继承大位，一般都是这样介绍：禅宗五世祖弘忍禅师，按照禅宗规矩，要选定继承人，将衣钵（即袈裟和锡杖）相传。当时，众僧认为神秀和尚“少览经史，博学多闻”，在寺时间长，群众威望高，并且是事实上的二把手。由他继承大位，应该顺理成章。但是，弘忍法师提出，要进行公开选拔，让众僧心服口服。于是，让众僧各书一偈，从中进行比较。题目出来以后，神秀和尚马上写了一个偈，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众僧大为赞赏。这时，没有想到在舂米房的慧能爆出冷门，说了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历史上，对慧能之偈也有这样的记载：“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因为慧能不会写字，只是由口说出，请别人代写。慧能之偈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众僧议论不休。当天深夜，五祖弘忍秘密召见慧能，将衣钵交给了慧能，并告诉他连夜向南逃命，千万不能回头。于是，禅宗六祖继承人的问题，成为震动全国的大案，连女皇武则天都过问了此事。大家普遍认为，慧能继任六世祖，具有很大偶然性，是小概率的事。从认识论角度分析，其中有三个问题：一是“大家普遍”认为，那么多数人认为是否就能代表正确、代表真理呢？显然不完全是这样；二是大家普遍“认为”，显然“认为”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三是“小概率”的事儿，所谓小概率，不等于零概率，依概率做基本判断没有错，但绝不能无视“小”。因为世界上许多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就发生在小概率上，所以才能让人感到意外。也有人认为神秀之偈与慧能之偈差不多，选定慧能继任，有可能是五世祖弘忍法师个人偏好。历史上，确实有不少人这样看。但是，我觉得从神秀和慧能二人之偈，能够分出高下。一是从敬佛的角度看，神秀之偈是“时时勤拂拭”，很勤奋，很虔诚，但他仍然是将佛视为俗物，需要拂拭灰尘；而慧能是打心里敬佛，佛本圣洁，怎能有尘？佛心清静，怎能“染”尘？二是从对佛的理解看，慧能已经把佛上升到神的境界，灵的高度，悟到了佛的真谛。所以弘忍的选择是对的。那么，弘忍把衣钵传给慧能，慧能是否真就能成为六世祖呢？历史要比以上概述复杂的多，也残酷的多。因为，慧能拿到衣钵，能否成为六世祖，还不一定，还不是一种“必然”，他还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要经过历史的选择。据说，弘忍当晚把衣钵交给慧能时就告诉他，有人要杀他，让他一直向南逃命。果然，慧能逃跑不久，就有二百来名不服气的僧人追来，要杀他讨还衣钵。众僧要追杀慧能讨回衣钵，有多方面原因。一是神秀“少览经史，博学多闻”，而慧能家贫，不会写字，是个文盲；二是神秀出身高贵，而慧能出身卑微（认为他可能是岭南少数民族），慧能后来说弘忍当初就不想收留他；三是神秀能讲许多佛理，已经有了许多粉丝，而慧能寂寂无名，难以服众；四是神秀在寺里几乎是二把手，而慧能仅仅是个舂米工；五是神秀已经在寺修行六年，而慧能入寺才半年；六是最要命之点，慧能当时并没有受戒，是个编外、业余的和尚，连参选的资格都没有。当慧能跑了两个月，到达大庾岭，众僧追上他。慧能对领头的惠顺和尚说，我可以把衣钵给你，但你要听我说一次法。没有想到，惠顺和尚听后心服口服，竟然“顿悟”得不仅劝退众僧，以后就一直追随着慧能。后来，弘忍圆寂后，神秀自领禅宗讲经说法，历史上被称为北宗。但是，神秀没有衣钵，资质上有缺欠。再后来，神秀被武则天召到洛阳讲佛，受到武后礼拜，名震朝野，去世后被皇帝赐号“大通禅师”。当然，这里面有深层次原因，就是当时有的佛教徒，暗中助武则天当皇帝，为其提供理论依据。武则天当然投桃报李，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而慧能则一直默默修行，努力提高自己。他并未张扬自己拥有禅宗衣钵之事，不争这个名。十六年后，慧能在广州听一高僧讲“涅槃经”，他也讲了自己的看法，高僧折服，遂名声大振。直到此时，慧能才正式受戒，成为名正言顺的和尚、领禅宗六世祖，被称南宗，并在青史留名。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的天枰仍然向慧能这边倾斜，承认慧能的地位。那么，冥冥中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呢？我看最终还是实力说话，还是慧能的学说更能说服人，更符合禅宗本意。我看禅宗核心要义，强调的就是“悟”。慧能与神秀相比，慧能的劣势不足以影响到他的“悟性”。而神秀的长处虽然很多，但也难以掩饰他“悟性”的不足。这是历史的选择，必然性在起作用。必然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总是通过偶然来实现，不管这个过程多么曲折复杂。顺便再说两句，一是慧能拥有禅宗衣钵之事，传到武则天那里后，武则天就把衣钵要去，另外制做了两件。其中的一件并没有给神秀，而是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知道传承衣钵有那么多是非，以后没有敢再传续。而另一件依然给了慧能，慧能也没再传续。禅宗传续衣钵的规制，也就到此为止。二是慧能圆寂后，其弟子神会北上传法，因对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在当朝皇帝支持下，当上禅宗七世祖。至此，禅宗南北两宗对立的局面结束。在这里，偶然和必然是一对“范畴”。范畴是人类抽象思维一个高级成果，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结构稳定性。在人类整个思维过程中，它就像一个集成电路模块，使人提高了思维的速度和质量。对于历史的必然性，我们往往认识不足，揭示不够，容易被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对历史的偶然性，则往往认识的不够深刻。应该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因，就是事物的必然。而事物的偶然，只不过是外在的条件、媒介而已。我一直以为，佛教中的修禅主要是个人修行。看来从四祖开始，修禅就集体化了。禅寺核心之所，最为机密从不对外开放之地，就是禅堂。禅堂中间是佛祖，四周是僧人打坐的蒲团。僧人盘腿时脚心朝上，通常先“坐香”三柱香的时辰，然后再“跑香”一柱香的时辰。比尔这位人高马大的老外，打坐没到一柱香，腿脚就麻木了，看来还是缺少基本功。而在跑香时，他也只能是走香。跑香是围着佛祖顺时针小跑，主要是活动腿脚。禅宗的基本要义，就是“不语”，靠个人“悟”，心领神会。在五祖之前，认为需要长期修行“渐悟”才能成佛。而六祖则开创了“顿悟”之先河，给众僧带来新的希望。本来，“不语”和“悟”是不需要文字的。可是没有想到，目前禅学的书籍和讲座，在佛教各宗派中最多。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事物的发展，往往是走向原本的反面。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在远古时期就有玉制蝉，将蝉视为圣洁高尚之物。因为蝉产卵入地，靠吸食树根汁液为生，大部分要经七年才长到成虫，然后出土、蜕壳、上树，入秋就与人世告别。而蝉通禅，古代有高尚品德的人，都禅让王位，比如尧舜禹。其实，禹也是将王位禅让给与他一起治水的“益”，只是禹去世后，他的儿子启把益赶回了益的封地青州，自己当了王，这是青州又称益都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儒学，继承了古代先贤们对蝉的认识，十分推崇蝉的品德，认为真正的君子，都应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炼好自身的品德、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是治理一个邦国乃至天下的前提条件。修身往往要在良好的自然环境，打坐静思，吾日三省吾身，深化自己的思维，这就又有了道学成分。修禅，在古印度并不是佛祖发明，而是与瑜伽同样古老的修为方法，称为“禅那”。佛祖把“禅那”和“瑜伽”兼收并蓄，使之成为修佛的一部分。“禅那”的简称就是禅，与中国古代推崇的禅惊人地相合。由此可以看出，佛学与中国的儒学、道学，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绝非巧合。正因为如此，佛教的禅宗，在我国为大家所接受，特别引发人们深入进行哲学思考，爆发出智慧的火花，韵味无穷。唐代的许多诗人，写过许多带有禅意的诗，其中代表人物应当是王维。王维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他早年丧父，兄弟姊妹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而他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据史料记载，他母亲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大照禅师，是禅宗北宗神秀弟子。所以，王维兄弟“俱奉佛”。王维，姓王，名维，字摩诘。而《维摩诘》正是一部佛经名，这充分表达了王维的价值取向。王维诗中的禅意，都是不动声色的。所以，清朝沈德潜评价王维的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这首诗不仅讲了事物的辩证关系，而且“无”就是“有”，与佛经上说的“法性本空寂，……性空即是佛”相合。所以，人们干脆称王维为诗佛。苏东坡是宋代有名的大文豪，他也很有佛缘，外出经常到寺庙住宿，与许多方丈都有交情。同时，他还是瑜伽爱好者，对瑜伽术有独到见解：这首诗形象又深刻地阐述了观察事物的哲理，即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同一事物展现在你面前的面貌就不一样；置身于一个事物之中，就很难看清楚事物的全貌。这首诗，堪称哲学教科书。这里的渠，当“他”讲，是指方塘。这是朱熹到福建福山双林寺旁边的武夷堂，讲学时写的诗。他把方塘比作明镜，这在宋代理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它艺术性地阐述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这是一首只有议论的诗，其含意却远比“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深刻，而且很有美感。历史上，僧人写诗富有哲理的就更多了。比如，契此法师的插秧诗：契比和尚可不是一般人物，他在中国是弥勒佛的原型。从他的思想来看，他也是实至名归。在中国历史上，与佛教密切相关的皇帝，可能有不少人。但是，当了皇帝又放弃皇位去当僧人，可能只有清代顺治皇帝（康熙父亲）。当然，顺治帝的归宿说法不一，说他出家了，这可能与他的诗有关：宋代禅师释志璇有一偈：竹影扫阶尘不动。我读到这一句时，为之心动，很是感慨。我的理解是：禅师释志璇还有一偈：“月穿潭底水无痕。”这一句说得太深刻了。我想：从比尔·波特自己叙述看，他曾四次辍学。可见，他是随心所欲之人。特别是他遇见寿冶和尚，一见如故，决意第四次辍学，“不要博士，而要修行”。看出他是性情中人，而且悟性很高。他皈依佛门，有“证书”，应当是个正规的和尚。可是，他住在美国，有妻子儿女。当看完他的书，我好像明白了，他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他讲禅宗的要义，不是言传说教，而是靠自己“悟”。而这个“悟”，一天二十四小时，随时都可以。无论你做什么事，都可以从中去“悟”。特别是六祖慧能在“渐悟”的基础上，提出了“顿悟”的全新理念，让人耳目一新。在禅宗有一句名言，弟子向师傅提问时，师傅并不讲解，只是说“喝茶去”。在喝茶中，你自己慢慢“悟”。因为佛国禅宗28祖达摩，到中国成为初祖，依然面壁10年，才悟出点什么。此外，佛祖创建禅宗时，要求个人修禅、静悟。可是，到了中国的四祖建立禅堂，变成了集体修禅，这是一个变革。到了五祖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讲禅人要种地、纳税。他们过去就是这么做的，只是现在禅寺没有了田地。比尔一路上，把“寺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有的已经有寺田，计划种茶。所以，比尔与他们谈话当中，提出了“生活禅”的概念。并且比尔把自己寻访禅踪的过程，也是作为修禅的过程。这让我想到，西方的基督教徒，在资产阶级登台、生产力提高、生产和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下，产生了“新教”。就是教徒不再注重形式，“做礼拜”不必非去教堂，不摆十字架，只要心里有，站在那就可以“礼拜”。无疑，这是与时俱进的变革。基督教新教是在德国产生，而德国也是较早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之一，这里是应当有其内在逻辑。当几个和尚提出要到国外传播佛教时，比尔明确指出，一定不要注重形式，而要注重内容，把中国寺庙搬到美国去行不通。所以，比尔正是通过生活禅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虔诚。生活禅，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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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战军，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后被选调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师、军参谋，军营职参谋，军副处长，团副政委、师后勤部政委。任战士期间，在东北“八三工程”总结表彰大会上，代表沈阳军区参战部队讲用发言。转业至哈尔滨市政府工作期间，荣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等单位十多次奖励，获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其中1990年黑龙江省政府记大功奖励，1992年哈尔滨市政府分别给予记大功、记功奖励，1996年获评黑龙江省先进工作者，1998年哈尔滨市政府授予特等奖。职任哈尔滨市政府副秘书长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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