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乾一，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至1944年，担任湖西军分区地下交通员。1944年底，担任巨南县德化区委书记。1946年6月，担任巨南县委秘书。1948年4月，壮烈牺牲，时年39岁。
（一）
疫情总算是过去了，春意正浓。原本打算今天回老家探望年迈的哥嫂。没想到凌晨六点的钟声刚刚把我叫醒，就听到窗外雨打芭蕉的噼里啪啦声。啊！下雨了！我无奈地摇着头，看来原定的计划又要落空了。我草草地吃过早点，怏怏不乐的坐在客厅沙发上陪着夫人看电视。
电视屏幕上播放的还是那部追了几天的连续剧《绝境铸剑》。该剧讲述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闽西革命队伍，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堵截围剿的逆境中，百炼成钢为红色铁军的故事。
当电视剧播放到特委领导老罗化妆成逃荒饥民来丝茅坪找到独立营，传迖中央红军统一部署，并命令独立营立即开赴鸡公山一带布防时，夫人置疑说：“刚刚受了重创，吃着地瓜拖着伤病，区区一支200人的队伍，还让20小时之内爬完200多里的山路，可能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笃定地告诉她：“当年的共产党员，在信念、信仰和责任的支撑下，只有可能，没有不可能”！
说完这句话，我沉入到深深的追忆之中。我自问：“想当年老父亲从耿楼完小到湖西军分区驻地朱集子之间跑交通，一夜往返130里。回来以后还要装作美美地饱睡一夜的样子，来到学校给学生上课。你说，可能吗？”
庚子年的清明节，又要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写一些文字来缅怀为国捐躯的父亲。今天再给大家讲一段老人家在抗战时期，担任湖西军分区地下交通员的故事吧。
我父亲周乾一，是金乡县早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他1934年毕业于聊城“省立三师”，回到家乡以后在当时鲁西南工委、金乡县委驻地耿楼完小教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义无反顾的加入革命队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9年，中共湖西地委在日伪和党内左倾势力（湖西“肃托”）双重打压下，横跨鲁豫交界处20余个县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迅速收窄到“一颗子弹就能打穿的地方”。（引用刘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路经湖西时说的一句话）。我们都知道，越是革命形势险恶的时候，情报信息传递工作越处于重要地位。
值此危难之机，父亲接受党组织指派，以教师身份做掩护，挑起湖西军分区地下交通员这付担子。因为工作保密性很强，父亲就以“叶里藏”的形式，同时接受湖西军分区政治部和“金乡县委敌工部”双层领导（金乡敌工部只知有其人，但不知其人是谁）。父亲担任地下交通员五年，走的路，吃的苦，遇的险，我不可能一下子都讲得事无巨细，清楚明白。我只能够摘取要点，呈现给大家。
1939年2月，日寇第二次占领金乡。侵略者为了强化法西斯统治和血腥镇压抗日军民的战略需要，对湖西革命根据地实施“囚笼式”分割清剿。沿金（金乡）单（单县）公路修建起十几座碉堡方城，堡与堡之间挖掘出深度3米、底宽3米、上口宽6米的封锁沟。形成了碉堡相望，沟沟相通，遥相呼应的封锁格局。
这种“分割清剿，拉网合击”的野蛮统治，不仅给我党开展革命工作设置了层层障碍，也给父亲跑交通带来诸多凶险。1942年春天，为了接迎刘少奇同志途径湖西奔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打通湖西地委到巨南工委之间的生命大通道势在必行。冀鲁豫边区党委责成湖西地委限期开辟郑楼分区，疏通山东到陕甘宁中央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生命线。
郑楼分区区委诞生以后不久，为了适应行政区划变动，湖西军分区政治部决定，将父亲的秘密交通站往西北方向延伸。因此，我们家也从鸡黍张寨搬回原籍周草庙。父亲也由耿楼完小教师，变身为西周庄小学教师。
随着地下交通站工作范围扩大，工作量进一步增加，信息传递距离也进一步拉长。“一站对四点”的连接，总距离长约60多公里。去一趟湖西中心区送取情报，一夜间往返不仅要跑130里路，还要过金乡——鸡黍南北向和朱楼——核桃园东西向的两道封锁沟。这给父亲顺利完成“送信”任务，增添了更大困难。
父亲做地下交通工作，是很辛苦的。母亲健在的时候，经常听她说：“在张寨过的那些日子，是真苦。搬家后那些日子，就叫熬。熬过一天少一天，能熬几天熬几天。日本人、大马子、二鬼子到处抓人杀人抢东西，把老百姓祸祸得不成样子。满耳朵听到的不是东庄谁家被灭门，就是南庄哪家被烧、被抢了。谁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哪一天会摊到自家身上。更要命的就是你爹，整夜整夜往外跑。他一出门，家里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做贼一样‘砰砰’直跳。你奶奶更不要说了，就像是丢了魂一样，整夜整夜不能睡。”
跑一百多里的夜路，哪里能不渴不饿呀！起先父亲出发的时候，奶奶还要备上两个干粮让父亲带着。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父亲怕过卡子搜身惹麻烦，就什么都不敢带了。去一趟朱集子（湖西地委驻地），身上如果没有装信件，就直接从李堌堆村过卡子。不遭遇敌情，就走直线二郎——芦墓——时楼——终兴——时破楼，单程60里。一夜打个来回，就是120多里。
（二）
日寇在“老湖西”实施法西斯统治最疯狂的时期，是1942——1944年。侵略者为了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于1942年夏天，组织联合行动。驻扎金乡、单县的日军和三千伪军，逼迫大批中国民工日夜施工。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便沿着金乡县鸡黍镇——金鱼河——鱼城南，金单边界东侧修起了一道有16个碉堡组成的封锁线。
同时，“三天一拉网 五天一梳篦”的“大扫荡”，也逐步行成了常规化、常态化。日寇的疯狂行动，给父亲带来了更大危险。原来从家里出发，到终兴、朱集子送取情报，只需要通过李堌堆一条封锁沟。“金鱼”封锁沟建成以后，父亲就必须再一次翻越。
日、伪军对新修建的县边封锁线把守很严，白天瞭望台上有望远镜监视，夜晚碉堡上的探照灯把方圆数里照得如同白昼。沿着封锁沟的区域划分，日、伪军还设置了高频率巡逻队。发现有试图非正常途径通过封锁沟者，格杀勿论。但是，纵然是刀山火海，雷打不动的情报传递工作也不能停。明知道前面就是龙潭虎穴，上级党组织，湖西军分区的指示精神、作战方针等文件必须按时送达。
一个夕阳如血，燕雀归巢的傍晚。父亲身着蓝布长衫，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形镜片的近视眼镜，再次踏上了吉凶难料的夜行路。因为形势赿来越紧张，父亲从李堌堆过卡子后就先去了姥姥家，请求姥爷在后半夜帮助通过封锁沟。姥爷明知万一被敌人逮着，不仅自己要脑袋搬家，还会殃及全家甚至全村的父老乡亲们。
但是，姥爷更明白，如果他不管，偌大一个李堌堆村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会对我父亲施以援手。姥爷没有做多长时间的权衡，就答应了父亲的请求。父亲通过李堌堆封锁沟的问题解决以后，还要继续通过金、单边界封锁线。
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敌后抗日形势异常严峻，日、伪活动猖獗。如果不是至亲或者是党的人，谁也不会选择干这种掉脑袋要命的事情。父亲的身份特殊，行踪关乎党的机秘。即便开口找亲戚帮忙，也必须慎之又慎。姥爷和父亲在煤油灯下商量再三，最后决定由姥姥出面去半边峭楼找我母亲的姨哥帮忙（此人是老党员、农救会会长，1946年牺牲并被评为烈士）。
姥爷连夜找到母亲的姨哥说明来意，这位舅舅满口答应。直到此时，父亲通过两道封锁线的事情才算办妥。过了封锁沟，并不意味着余下的行程就会一帆风顺。走夜路入单县去朱集子，仍然是危急四伏险象环生。特别是回来的路上，父亲身上带着情报，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当时，正是日、伪大扫荡频繁阶段，赶夜路隨时都有可能被伪军、汉奸发现跟踪。因此，父亲一路上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前方、后面一有动静，哪怕是听到狗吠鸡鸣、行人走动，他都要先隐蔽起来，观察判断确无异常后再往前奔。
这样走走停停，很快就到了四更天。父亲担心天亮之前赶不回家中会遇到麻烦，就咬紧牙关强忍饥饿疲劳，一路急行来到半边峭楼找到大舅。大舅急忙扛上拴着长绳梯子，偷偷溜到封锁沟附近。两人停下来躲在柳阴棵子后面仔细观察，确定周边并无异常后，快速把梯子放到3米深的封锁沟里。
父亲迅速扶梯而下，把梯子移到对岸爬上对面沟顶，再抓起绳子扔回给大舅。大舅抓住绳子，赶紧把梯子提离封锁沟。情况紧急，危险重重。两个人的潜能被完全激发，仅仅两三分钟就结束了过沟的全部过程。到了李堌堆，我姥爷接着我父亲，也是如法炮制通过第二道封锁沟。天亮前父亲如期赶回家中，进了家门就歪倒在板凳上。他精疲力尽，如釋重负。
1943年底，父亲本来就患有甲沟炎的脚，加上常年的奔波，大脚趾出现肿胀流脓情况。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疼痛钻心。尽管走路已经十分困难，为了确保湖西通往巨南的秘密交通不被隔断，父亲仍然拖着病肢奔跑在危急四伏的交通线上。
1944年5月，经湖西军分区和金巨县委批准，父亲才离开了秘密交通员岗位。同月，被任命为郑楼分区区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从此公开身份，走上职业化革命道路。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他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地下交通员。从事着鲜有人知的“叶里藏”工作。父亲的一生是伟大的，他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在险象环生的地下交通线上，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父亲的经历和行动，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党、对民族的赤胆忠心。他在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宏伟事业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假如长眠于羊山烈士陵园的老人在天有灵，能够看到今天的伟大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出国泰民安新气象，我相信他和他的战友们，一定会含笑九泉！他们为自己的付出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惟愿父亲和为国捐躯的无数革命烈士，像环绕陵园的苍松翠柏一样，长青不老，与国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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