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的坚强基因
文/屈晓明
1956年，中央政府在全国进行补划地主成分的运动。
1961年至1963年，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农历7月15日（民间的鬼节，传说中的木兰救母日）拂晓黎明之时，作者降生在陕西省西安市户县（夏朝初，其西方一个与之争锋的小国，名曰“有扈氏国”，《尚书．国语》中《甘誓》有载；现为中国第一画乡）苍游乡李伯村一户于1956年被补划为地主成分的人家，一户业已衰落比一般穷困人家更为苦难的人家。
地主成因有二。
其一、曾祖父屈展茹大人育有一得意门生——抗日名将、国民党高级将领关麟徵将军；伯祖父屈振雄曾长期在关麟徵将军麾下任文职军官。
其二、曾祖母、二曾祖母、伯祖母、祖母靠长期勤俭而积累下来的10捆棉花，被同村一青年借去，家人曾多次催其归还，时适逢1956年中央政府在全国进行补划地主成分的运动，该青年堂而皇之地成了贫农，我家却被理所当然地补定为地主。遭此劫，家人除了要不回10捆棉花外，家里所能被看过眼的物件全部被强行没收。一夜间，屋脊倾塌，徒壁如洗。
1966年8月30日，文革开始不久，我这不择时机的生命便降临到了这户正在面临着风雨交加、贫穷与苦难共生的可怜人家。匆忙地加入，对业已残缺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心力憔悴，他们无暇顾及。
从我记事时起，老人们就告诉我说，家人当初对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这条小生命尽可能地活下来，存在世间。如果有天意，我是为苦难而生，因风雨而降，未降临人世就预设了自然与社会的双重灾难，无可选择，无法退避，必须面对，我幼年和童年的岁月就是中国的十年。如今回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但更多的却是庆幸和感激，我庆幸乌云终归散去，我感激蓝天永恒地在。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过早地面临苦难，我就过早地自立，过早地萌生了担当责任的意念；过早地丢失童趣，我便养成了遇事不等不靠，自己设法应对解决的习惯。久而久之，这些构成了我性格的心理环境，形成并积淀了我生命里的坚强基因。
上有哥有姐，下有弟有妹，处在中间的我应验了村人的一句口头禅——“偏大的，爱碎的，当中夹个受罪的”。父亲在外任教，是一个不担事的人，母亲长期体虚多病，幼小的我必须过早地适应，渐渐地我有了面冷却心善、嘴硬但做事厚道的性格，我不自觉地养成了设身处地地替他人着想的习惯和作为，久而久之，这便成了我的品行。
岁月的大背景，家族的地主成分，我在家庭中的位置，使得童年的我有了三道需要时时攀越的山。自小的我没了因惧怕困难而低头的性情，我埋葬了童真，噙住了泪水，闭住了泪眼。从小以来，我在心中堆积了太多的热泪，如今，在收看电视时，当遇到小主人公委屈伤情至无助之时，我会身心伤感而不能平静自己，我会本能地回想起自己的幼年，于是，我竭尽心力地为之着想，想为之做些什么。
刚刚记事，我就对认字和记数非常偏好。事实上，十岁的我方就读于李伯村学校，而这还是我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奢望，因为当初父母只设想让我去认几个字，去学会算数，不要当文盲而已；但我的天赋、勤勉与一路骄人的学习成绩和日渐好起来的社会大时局，才迫使家人最终改变了对我学业的初衷。
关于自己的上学，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的一幕，当我八岁时，村子的同龄孩子都报名上学了，有小我一岁名叫屈星联的小伙伴一直喜欢和我同行同耍，他的大姐屈星亮（我亦一直称呼为姐）那时已在我们村子的学校任教多年，她在给星联报名上学时，星联提出的惟一请求是，我晓明哥去，我再去；我晓明哥不去，我也不去（两年报名上学，他均不到一月而退学）。为此，星亮姐专程到我家给我母亲做让我上学的思想工作（这个工作，星亮姐从我八岁做到我十岁）。
那时，父亲在别村子的学校担任事务教师，他很少能回家，母亲又多年卧病在炕上。记得那是一个既寒冷又缺少亮光的傍晚，幼小的我已自觉而熟练地边折断棉花枝杆，边拉动木风箱，在与母亲躺的土炕相连接的灶房做饭。这时，星亮姐带着星联来了，随着一声“婶婶”的称呼，星亮姐就把躺在炕上的母亲扶起来，靠在留有窑窝的墙上，简单的招呼之后，星亮姐就给母亲做起了给我报名上学的思想工作。做着饭的我既兴奋神往，又担心顾虑，偶尔还有对自己高兴情绪的内疚，我努力地思索着两全之法，我既希望星亮姐说服母亲，可又担心母亲真的会被星亮姐说服了，我边默默地做饭，边幻想着能和同村的伙伴们上学，上了学，我可以认字算数，我可以不孤单；但我又担心自己如真地上了学，我躺在炕上的妈妈该咋办？我正需要照看的小妹又该咋办？谁来管我家里的猪和鸡，谁去扫地收拾屋，还有许多、许多……。
这时，只听见姐说道，“婶婶：新社会是不允许有文盲的，文盲是会被社会淘汰的，目前，国家正在开展扫盲活动，你自己在旧社会成了文盲，可不能让咱的晓明在新社会里变成新的文盲，你应该知道读书识字以及会算数的重要”。这时，我清楚地听到母亲吃力地咳嗽着，母亲乏力地说道，“星亮：你的心意婶婶都能懂，你云龙叔在外村子教书，娃的姐和哥都已经上了学，娃的弟弟和妹妹还小，特别是他的妹子——粉利，今年还不到两岁，更需要有人来操心，家里的猪、鸡，还有所有的家务，这都得有人去做，再说，婶婶的身体一直不好你是知道的，如果晓明也去上了学，你说这个家可咋办？”。母亲无奈地低沉哎叹着，流露着无助的自责，那时，我分明感觉得到星亮姐的底气越来越不足，姐，一边叹息着，一边宽慰着我的母亲。
那时候，困惑和幻想交织着我无助的幼年，而我对于自己未来的惟一寄托及可怜的童趣，就是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去做幻想，而幻想又容易导致尽善尽美的趋向。慢慢地，追求完美自然成了我性格的一个特点，同时，我的幼小心灵也聚积起了不可名状的奋力挣扎与竭力抗争，久而久之，不甘沉沦、奋起直追、永不停歇，就成了我今天不断进取、时不我待的精神内力，现实和理想的巨大落差慢慢地构成了我性格的双重性。
记得学前时，我就对认字算数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欲望，我常在糊到墙上的报纸及别人丢弃的小人书上猜字、认字，在做家务时琢磨相关的数字。那时，“毛主席万岁”早已成为固定词组，其使用频率非常之高，我通过已经上学的大姐先认得了“毛主席”三个字，然后在糊到墙的报纸上去辨认“万岁”两个字。
那个时候，报纸的左上角都印有醒目的黑方框，里边嵌着五个大大的黑体字（毛主席语录），因为已认得了“毛主席”三个字，我猜后边的两个字可能就是“万岁”了。为了显示自己，也为了慎重，我向放学回家的大姐作了演读，结果我被告知，那五个字读“毛主席语录”。姐纠正了我，于是，我不但学会了“毛主席”三个字，并且借助报纸循序渐进地认得了“万岁”，认得了“语录”，还进一步地认得了与此相关联的其它字。
再后来，通过和我同岁而早我两年上学的堂哥屈晓猛，我学会了写当初自己最渴盼的五个字——“李伯村学校”，学会了书写自己的名字“屈晓明”三个字，学会了书写自己的乳名“明山”（曾祖父屈展茹大人为我取的小名，寓意我要作一座山，一座明亮的山）。
那时候，我国的政治风气仍比较浓烈，在关于“毛主席”的字词上一旦有差错，那也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事，特别是自己本来就出生在地主家庭。那次琢磨识字出现的差错，我本能地多了次凡事更要谨小慎微的体验，慢慢地，对人对事过于谨慎细心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就必然地成了我性格的另一特点。
为计算出自己到底新认了几个字、总计认得了多少个字，我必然地摸索并掌握了加法；同样，为了减去错认的字，我也势必琢磨并掌握了减法。加减法的初步掌握使得我有了自己最为原始化的算术概念，更主要的是，这样简单的尝试，使得我幼小的心灵似乎慢慢地摸索出了一种自主解决问题的技巧，并诞生了相关的冲动和欲望，我隐隐约约地有了一种凡事得靠自己去摸索的思维模式及不等不靠、自主设法解决一切问题的性格倾向。
管理界有句至理名言叫：“知识改变命运，性格决定命运”，在农村还有这样的说法叫“三岁指老”，我简单深刻的性格构架与朴素扎实的人生观，基本上就是在我正式上学的十岁之前以及后来的小学阶段打磨成的。
关于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及一些琐细，我至今记忆犹新，回忆起来耐人寻味，它们对我以后的影响和帮助将至关重要。
1967年至1973年，我的伯祖父、伯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四位老人在文革中因地主成分受到了种种的不公，他们相继患了多种怪病而至含悲离去，这使得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他们离去时的惨痛虽渐模糊，但因家境贫穷而至的无奈始终揪着我的心肺，让人无法彻忘。
记得有一年暑天，久病在炕的母亲偶尔来了些力气，母亲突发奇想地瞒着我的外婆（我家与舅家同在李伯村），和我最小的姑姑去距家二十余里的户县余下热电厂一带给猪拔草，我姐带着我、弟弟和妹妹来到外婆家。外婆过问母亲的情况，姐告诉了实情，外婆听后显得非常担心，她心疼地责怪道，“你妈的身体那么虚弱，天气又这么大，她还去到那么远的地方给猪弄草，咱村的一个媳妇和你妈一样，身体一直不太好，前几天到远处给猪拔草，结果回到家就得了重病躺在了炕上，如今还正在医院抢救”。听完外婆的讲述，幼小的心慌了、急了，好像自己的母亲也会有那样的不测，我哭着闹着要回家（无论如何想设法尽快地见到母亲，要她回家），外婆训斥我说：“你这娃咋这样不懂事，刚来就闹着要回去，先让你妗子给你们做饭去”。
记得那顿饭我始终未吃，我忐忑不安，我担心着自己的母亲，我在心里哭盼着妈妈，因为我生怕我的妈妈也会那样的不幸（以后的多年，我一有空就拼命地给猪拔草以使自己的母亲不再因此而忧劳，我们家的孩子们在此方面的成绩，竟成了村里别的父母让其子女学习的榜样）。
如今想起来，这件事已转眼过去了将近四十年，在那件事上，我当初的心情也只有我本人清楚它究竟是咋回事！。今天，我最眷恋的人“慈爱而严厉、和蔼又可亲、明辩曲直，一生笃信佛教、与人为善、受全村乃至方圆十里乡人尊敬的人”——我的外婆已去世二十年『外婆去世时，草堂寺的前任方丈宏林法师（我们从小称“四爷”）和现任方丈释谛性（我们从小称“大全叔”）均亲自做法事以示纪念并超度信佛、念佛的尊者』。
外婆将永远都无从知晓自己的外孙那次哭闹的真实理由，其实，她那“不懂事的外孙”从小就是个最懂事、最善解人意、最能动真情且爱憎分明的好孩子，那篇名为《母爱》的诗作，是我1999年11月一天晚上的真实梦境。梦里，慈爱而严厉的那个人一时是我的母亲，一时就是我的外婆，一时又变成了我的祖母，三个母性之爱交替着在我的梦里关怀着我，我的眼睛湿了，我的梦醒了。之后，我自然地获得了那篇让人动着真情的诗作《母爱》。
记得小的时候，伙伴们不喜欢和我一起分组捉迷藏，因为游戏时我必须背着年幼的小妹，每当和同组的小伙伴藏在经苦心琢磨到的、大家认为是非常隐秘的、不易被对方发现的地方时，关键时刻小妹的一声哭闹，就会把对方招来。对此，最要好的伙伴星联还给我教过一个“绝招”——藏的时候咱把你妹子的嘴用布给捂上。哎！想起来，还真让人后怕，当初我好在没有采纳。
有一年春节，在从给舅爷（父亲的舅舅）拜年回家的路上，年仅两岁的小妹累了走不动了，哭着让抱，这时，我的大哥（大我三岁）在关于由谁来抱小妹的问题上和我发生了争执，任凭小妹怎么哭闹，我俩都争着向前跑，就比谁的心能硬到最后。结果，还是我心软在先，无奈地败下了“跑道”，我用比向前要强得多的气力与速度返了回去，把小妹抱回了家。
小的时候，三叔父比较偏爱我，原因其实很简单，在我还不到三岁时，有一次生产队分红薯，我们家分得比较早（那时我的父辈们还未分开过日子），三叔父把我放在我家的红薯堆上让看守红薯。大人们不停地向前赶分着，等给整个社员分完时，天早黑了下来，借着马灯才能看清握起的五指，松了一口气的三叔父一下子想起了我，而这时，他们所在的地方和我应呆的位置已相去很远（我所守的是在地那头的大坡下面，那时，那样的地方偶尔还有狼出没）。整整一个下午的工夫过去了，三叔父慌了，等跑过来时，他是喜中有奇，喜的是侄子安然无恙，奇的是年幼的我还特别警惕地在看护着自家的那一堆红薯。
心灵的感应与无声的语言让刹那间的叔父对我有了一种特别的疼爱。从那以后，三叔父对我有了一种不同于其他侄儿的感情，他曾多次想把我过继给他（那时他膝下只有两个女儿）。不管是起早贪黑到外地给猪拔草，或是到户县县城及大王镇的猪场缴猪，他都肯定让我做他的助手；当我在家里家外受到不公之时，三叔父都给了我力所能及的呵护。
十岁时，我终于可以上学了，因为那年小学毕业的大姐主动地放弃了她原本较好的学业，像当初的我承担起了家庭的担子（直到现在我还因此打心里感激她）。虽然正式上了学，但因为需要，上小学一年级时候的我，还不时地将小妹带进教室，边上学边照看她，好在班主任石老师都给予了理解和通融，还经常把给其年仅一岁女儿的麻饼给我小妹吃，这可难为了石老师，我也在最早的同学中因此出了不少的笑话。
在上小学阶段，最使我难受和难堪的，是在相关表格中填写家庭成分，“地主”一词成了我和别的同学能否平等相处的最大心理障碍与行为羁绊。
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夏日午后，我们班的同学帮社员在地里拾麦子，中间休息时，同学们渴得抢着喝生产队用木桶抬来的凉开水，大家喝完了一桶又一桶，几乎每人轮流喝了三次，而我始终一点也未能喝得上，到最后那桶水只剩下桶底时，早已喝了四次的屈宝林同学又来抢喝，这时渴急了的我，不知从那来了一股劲，与他拼夺起了喝水的瓢。可未曾想这一拼却给幼小的我带来了极大的屈辱与心灵创伤，这时，给我们带队的一名年纪约三十岁姓张的男性老师急步而至，他一手夺下刚攥在我手心的瓢扔进了木桶里，另一只手攥起榔头般的拳头狠狠地磕在我稚嫩的头部，还咧嘴吼道，“地主的狗崽子竟和贫农的孩子抢水喝，当初没把你们全家枪毙掉已够便宜了，现在都能上学了，还想咋的”！。他怒气未消，他意犹未尽，终了，他还声称要把我报告给班主任和校长以给予处分。那时，我的头剧烈地疼着，而比头还疼的是我尚幼年的心，那位老师骂出的话分明是一把沾有毒汁的匕首，但比心还难堪的却是我的脸面。当时，所有的同学和一部分社员一下子围了起来，他们用各种言语配合着这个老师，更甚的是在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在班里，我几乎找不到和我说话及一起走路的同学，这种阴影在我的心里压抑并纠缠了好多年。那时，唯一能使自己争口气的就只有远远高出其他同学的学习成绩。愈是过多的身心压迫愈能挤压出我神奇的果敢、天赋和活力，慢慢地，这成了我的性格。我不怕有压力，只怕没有足够值得的压力。
有了正式的上学机会，我的学习劲头就像被堵了太久的河堤，一下子决开了口子，一发不可收拾，靠着自己的勤勉和天赋，始终如一的优异成绩逐渐改变了家人对我学业的判断，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再到高中，我如初秋时分那高墙根下一棵偷着长的野草。
1983年的应届初中毕业考试，我以苍游乡第三名的成绩考进了当时在整个陕西省都让人神往的高等学府——户县一中，按照成绩我被分在户县一中的重点班——户县一中的高八六级五班——班主任张辉老师。
作者简介
屈晓明，笔名：端午。陕西省西安市户县人，西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供职于陕西省邮政系统。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楹联学会会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诗歌作品上百余首，著有《阳光里的心灵》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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