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国庆70年征文】175.杨盛龙||家书的时代变异

家书的时代变异

杨盛龙

家书抵万金。家书在这六十多年间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化。

我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山区，带口信或者自己传信的情况普遍存在，徒步传信，情深意浓。

我妈那天夜里生下妹妹。父亲出门在外，母亲身边缺人照顾。家婆本来连续几天都在我家守候，不巧的是那天有事回去了。第二天早晨，三岁多点的我受妈委派，翻过山垭口，步行两三里，经过两个寨子，传达讯息，迎请家婆来我家。

堂兄在公社邮电所当总机接线员。他戴着耳机，坐台值机，按照语音请求，将一个个插头拔出、插入，拔这里，接那里。那个接触准现代的人，却不免用传统方式跑路传信。堂兄休假在家，要向单位领导续一天假，于是步行１５里到邮政所，报请领导批准。七岁的我随着堂兄往返３０里，向家里人透漏了堂兄路途与一女子邂逅的事。

1986年冬，祖母去世。家里请了几个人帮忙，自家的人和帮忙的人分几路，翻山越岭，向亲友送口信，或者让人带口信转达报丧。我的任务是，步行１３里通知祖母的娘家人，几个表哥表嫂随我来家奔丧，同老人作最后的诀别。

从祖父到父亲，正式上学少，都有点文化，写信不求人。家书传达，除了带口信，更多的是写信。

我出门最远，外出时间最长，父亲给我写信最多。家书情长，叮嘱，训导，话家常，彼此互通资讯，家书连接亲情温暖，家书是莫大的慰藉。在单位上班多年间，心思都在收发室，借取报纸、送发件的机会，有事没事往收发室跑，看是否有家信来。

同堂兄通信也很多。上中学时两派组织争山头，都自认为革命派，我多次写信给在县邮电局工作的堂兄，力图求证我们那一派在县城的总会是革命派。堂兄几次复信，没说出个所以然。堂兄多年当邮递员，为千家万户传信，递送报纸。堂兄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从步行送件升级为骑一辆自行车走城串乡。

父亲多年间为本寨和附近几个寨子人家写春联、新婚对联。堂兄的书法和二胡独奏在县城很有名气。展读父亲的来信，拆阅堂兄的笔墨，见字如面，分外亲切，还能欣赏乡间颇具风骨的书法艺术。

深深感慨家书的珍贵，是在西藏生活那几年。

我克服家庭生活困难进藏时，瘦弱的独生女儿只有一岁。我与妻频繁通信，传达思念，言谈家务事，分享女儿成长进步情况。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开始说短句，背诵儿歌，天真，可爱，淘气，乖巧，是最逗人喜爱的时段。她总是以食指戳摸一张大地图上标着“拉萨”的那个地方，高声说：“我爸爸在拉萨。”我将夫妻通信汇集在一起，厚厚的两大本。

在拉萨，有一天收到大弟弟来信，信中说母亲多日卧床不起，病得不轻。那信是十几天前写的，收到信时的病情如何，无法即时知晓，担心母亲，心忧情切，大哭一场．．．．．．

西藏许多地方，电报得靠汽车转自行车或徒步几经周折邮送。一个小伙子谈了个对象，写信征求家里意见。两个多月后，小伙子在和姑娘的婚礼上收到家里回复电报：外省人不可。被传为深有感慨的笑谈。

进入新世纪，打电话替代了写信。有什么要紧事或者高兴事，再也不用去电报大楼排队发电报，曾经热潮涌动的北京电报大楼“门前冷落车马稀”。打电话的时代，随时询问家人情况，互通信息，快捷，方便。有事打个电话，没事打个电话，谈谈近况，拉拉家常。写信，纸短情长。打电话，心路长长。

发短信息，比打电话更便捷，几个字或者稍多点文字就表达问候，传达信息，清楚明了地互通音讯。

后来是发送电子邮件。有关家史、家谱的记载，家乡资讯的报道，父亲编写的歌词、回忆文字，家人聚会的照片，我写的文章，要转送的资料等，都通过电子邮件传输，容量大，传输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