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我到街道报名当志愿者。填表时有“文化程度"一栏;我填上了实际文化程度一一"小学本科"。不知为什么，至今也未收至回音。细思很可能是被我的"高学历”给吓到了。
我是个修道之人，从来不打狂语;我是正经八百地小学本科，再加上两年放牛、耕种的实习与进修，基本算得上"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既然问到了，我当然要按实际情况填写了，没想到"高学历"吓住了街道。
说句实话，要不是语文、算术自觉差点儿。化学只学到"进口食品"为化肥;物理只学到割麦、插秧开沟头子。恢复高考那年，我指定上清华、北大"研究"了。
我上学期间，有很多"导师"为我授课。
我的启蒙"导师"是年轻的两口子。为响应号召来到最穷的乡村。据说他们是农村出身，对农村、农民、农民的孩子有一定的阶级感情。
那时农村以挣公分为重。对于孩子上不上学的不以为意。所以让两口子第一头疼的事情就是生源问题。
"导师"两口子走东家串西家，苦口婆心地劝说;甚至将假牙都磨掉了也未动员几个孩子入学，最后还是由大队支书下死命令，才总算将就了十几个学生。
经过"导师"两口子的艰辛努力，我们大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学校，终于在1964年的农历9月9日诞生了，并且同时在我们大队的北遍同时成立了分校。(算是"黄埔"二期)。
两位"导师，男的姓李，女的姓刘。既是两所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同兼一二三个年级的教授。
我们学校的先期模式，走的是抗日战争期的教学模式:牛棚，屋山头，树荫下都是我们读书学习的课堂。
后来生产队长下令，腾出一间仓屋，我们自己动手垒起了土坯桌子，泥巴凳子。学校终于算是有了稳定的"根据地"。
我上学时年岁大，从三册书开读。年岁大接受快。总想跳级去南遍总部学校上课。因为那里不仅有条桌，长条凳。而且老师教授的也好。更吸引我的是因为总部学校在"繁华”的大队部旁边儿;想往着跟"首脑”机关在一起耳鬓厮磨，一定会有福荫福报。
通过刘老师吹的枕头风，终于说动了李老师的同意，让我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夙愿。
我的学问是从第三册叠加到第七册;至此，我的小学本科基本算是毕业了。
1968年的三月份，公社革委会突然将我们的启蒙"导师"两口子调去公社完中教学，我们家距公社很远。如去公社上学，根本不能附带干农活、挣工分。所以我和我的同学绝大部分滞留原校"待课"。
在后来的两年里，我的"导师"不断叠更为生产队会计，大队会计，贫下中农，贫协组长“授课"。
对于大队来讲，一是怕我们玩得过火，或是掉水淹死了。二是只要名誉上学校存留公社就得派老师来。
在李老师，刘老师两口子调走后的两年多里，中间有个姓周的老师来看看便不辞而别了。
继周老师之后又来了一个姓杨的女老师。人长得非常漂亮，皮肤白嫩，爱穿裙子，讲一口的普通话。
然而那时不知为什么，我们非常排斥她的各式裙子，排斥她的普通话。
因此我们怪模怪样的学她走路;拿腔捏调的学她说话;装模作样的提些奇怪的问题;怪声怪气的读课文。
时不时装假维持课堂纪律起哄疯闹。
更有甚者，我们唆使不上学的孩子夜晚装鬼叫吓唬她。迫不得已，杨老师“走三步退两步，一步一回头”的洒泪而别。
机缘巧合，1970年9月;我从公社社员一下子“晋衔"为国营单位的"公人"。工人这个本色的飞跃直至保持到我退休。
年轮飞转，50多年过去了，然而常常恋情过去。思绪常常飞回到过去探亲。访问小时候的顽劣，翻田坎子用向葵杆子当枪，土坷垃当手榴弹打仗。有时对方或自身在鏖战中负伤，害怕回家挨打，因此而东躲西藏的情景。
当每每想起带我完成小学本科的导师两口子，想到"教授”我的那些"导师"们。有的已完成了寿终正寝的课业。有的自别离他们后至今未见。
每每想起这些很是遗憾和眷恋。甚至情不止禁地流下两滴蛤蟆尿。
更有那位被我们欺负得洒泪而别的杨老师;一想起她就觉得惭愧，就悔恨的无地自容。对那时的无知和顽劣，心就卓卓隐痛。
李老师，刘老师，杨老师！如今在哪里？身体还好吗？想来应该进入耄耋之年了，祝愿你们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作者简介】
张秀成，昵称终极散人，汉族，藉贯，河南潢川县，生于1955年4月。1970年参加工作，1973年应征入伍，2015年退休赋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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