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传涛
1983年,村里实施“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每年的寒露节过后,刮西北风的日子里,家里会选择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到自家的责任田里晒瓜干。
天刚蒙蒙亮,一家老小就来到自家的地瓜地里。首先,母亲用镰刀将一拢一拢的地瓜秧斩断,然后跟滚雪球一样打好捆。十来岁的弟弟只知道捉虫虫、挖土坑、抓蚂蚱......撒了欢的玩。
而比他大三岁的我已经很懂事了,父母的不易都看在眼里。于是,我拿起竹耙,将掉在地上的瓜叶划拉得一干二净,然后装在几个大网兜里。要知道,在那个饥荒的年代里,没有不中用的东西,这可是上好的猪饲料啊。
刨地瓜的重任就交给父亲了。只见父亲将自己的破棉袄往地阡一撂,抡起撅头,深深地刨下去。然后轻轻地将整墩地瓜端出来,提着瓜蒂,小心地把夹杂在里面的土壤抖搂干净,直起身,拎起来在眼前一瞅,脸上泛出了欣慰的笑容。收成还不错,那年风调雨顺,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累累硕果。八分地的地瓜一上午功夫被父亲翻刨出来,一堆堆紫红色的地瓜铺满了地。
下午开始切地瓜干了,那时候没有机械,铡床子全是土法制造的:首先让铁匠打一把长三四十公分、宽七八公分的铡刃,固定在一个四条腿的条形凳上,下方找木匠师傅抠一个长长的出料口,紧邻铡刃的一侧横放一根半米长的手柄,一头用螺丝连着,贴着床面可以前后自由运动,这样,一台简单的切瓜干机就完成了。
母亲可是切瓜干的老庄户把式了。只见她左手拿起一个胖胖的地瓜,将其按在铡刃边,右手握住手柄,轻轻往后一拽,只听“咔嚓”一声,一片雪白的瓜干切好了。伴随着“卡塔卡塔”的美妙旋律,白花花的地瓜干转眼流满了料口下的大小箩筐。
晒瓜干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只见父亲端起一簸箕瓜干,往肩膀上一举,然后使劲一甩,那瓜干天女散花般均匀地铺在麦苗地里,远远望去,嫩绿的麦田间镶嵌着的洁白如玉的地瓜干,在明媚的阳光下璀璨耀眼,那景色回想起来至今记忆犹新。
下午时分,西北风越刮越大,已经是深秋季节,一股股寒气袭来。父母干得热火朝天,我和弟弟却冻得鼻青脸肿、瑟瑟发抖。于是,父亲用早晨母亲卷起的地瓜秧团给我俩垒起一个高高的半圆形的“挡风墙”,前面挡上油纸,于是乎,一间简易的小屋立马做成了。兄弟俩摇头晃脑地钻进去,铺盖着父母的破棉袄,相互搂抱着,跟小狗一样蜷缩着,伴随着一天的饥饿,迷糊着不知什么睡着了。
天有不测风云。两天后的一个傍晚,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这下地瓜干可遭了殃,父母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没办法,一家人只能抹黑到地里去捡拾瓜干。一直忙到半夜,一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第二天,全家或重活轻都感冒了。
指望着雨过天晴,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天爷似乎跟我们家开起玩笑,雨不但没停,反而跟六月天似的连阴起来。眼看着一年的收成发霉变质,万全之策就是赶紧到五里地外的大窑砖瓦厂去烘烤瓜干。
砖瓦厂隶属胶南县建材厂,国营企业,厂址设在大窑。那年月,每逢雨天烂瓜干的日子,这里就成了我们十里八乡的救世主。窑炉远远望去,好像一座椭圆形的高大城墙,周围布满了一个个拱形窑洞。
工人们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子,身上落满了赤红的砖面子,肩膀上套上了一根宽宽的拉车带子,脖子上围一根擦汗毛巾,“呼哧呼哧”地拖着沉重的转车,有序地穿梭在各个窑洞之间。已是深秋时节,他们却赤裸着身体满身大汗淋漓,可见窑炉里的温度之高,也难怪这里成了老百姓烤瓜干的极佳去处。
窑炉的最南边,有一个长长的运煤坡道,这也是通往窑顶的必经之路。这满满一平板车鲜瓜干,要想拖到窑顶上,那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好在那天我们遇上了一个善良的运煤工,他用上面的绞车帮父亲把一拖车瓜干拽到窑顶上去。
窑顶上面很宽敞,北面建在码头边上,隔着窗户就能看见大海,上面用琉璃瓦罩着,白炽灯下,上百个铁帽成排成行地分布在窑顶之上,两三个烧砖师傅用铁钩勾起铁帽,不时地查看窑炉里的火情,适时的往里面添加煤面。
透过铁帽往下望去,窑炉里上千度的砖瓦都被烧成了红色,热浪辐射着整个窑顶,这些火帽周围的空间就成了我们烤地瓜的好地方。父亲将那几麻袋眼看就要发霉的地瓜干跟数硬币一样摆在窑顶上,经过一天一夜地翻烤,八分地的瓜干终于保住了。
如今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今非昔比。现在,以我们河洛埠村为中心的一座现代化高档小区——中德生态园拔地而起,往日贫瘠的土地已被林立的高楼大厦所覆盖,我们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儿时的苦乐年华,已经成为我这个70后大叔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作者简介:管传涛,中德生态园弗莱社区居民,热爱自己的家乡。初中毕业,酷爱文学。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