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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I 晚 I 八 I 点 I 与 I 您
相 I 约 I 家 I 在 I 黄 I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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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梨园公社小岗村，分地包干闹得欢。
在隆重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来到了小岗村这块开启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大幕的热土。
十二月二十一日晚，整个凤阳县大雾弥漫。我们下了高速，驱车来到了小溪河镇小岗村。
村子里静悄悄的，路灯昏黄。路边小店里多数还敞着门。我们踏进了一家旅社，但条件不尽如意。在村委办公室门前，想驻车在牌楼前拍几张照片。遇到小岗村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他的指点下，我们来到了小岗村北二百多米的小岗村大酒店。这是一座七层楼高的现代化酒店，然而客人并不多。与大堂经理寒暄了几句，知道我们是山东人，她告诉我们她曾在山东打过工，一问还是在胶南的一家韩资企业。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经理告诉我们，酒店承接了凤阳县的一个培训班，客人比较多，要我们早点起来吃早餐。
去一楼餐厅吃饭，点了四个菜，其中三个已经没原料了。无奈，又返回村子里，问了一家，说是没饭！又进了一家，还好，可以点菜现炒。虽说口味不是很适口，但在这样一个冬夜里，奔波了一个下午带着半晚上，能吃上一口热饭，已经很满足了。这家的主人姓关。二零零八年，胡锦涛总书记曾在这里与大包干带头人关有江等村民座谈。饭厅里还陈列着总书记座谈时的方桌和木凳。
二十二日早，天下起了小雨。我们来到酒店对面的小岗村游客中心，这里刚刚上班。没有什么游客，只遇到了一位来自南京的老大哥。工作人员为我们办理了票务，乘电动游览车再次来到村里。
小岗村是国家4A级旅游区，景点只有三个：大包干纪念馆、当年农家和沈浩事迹陈列馆。
“当年农家”是当年小岗村一组严立华的农舍。四间低矮的草房，房顶的笘草历经风雨，已经压实紧贴在屋脊上，还生出了一些绿色的植被。草房内陈列了几件古朴的农具和简陋的家具。在东侧的屋里，几张长条木凳围着一张低矮的木桌，木桌上陈列着一张黑黄的粗纸，密密麻麻的印着些手印，这是当年立字按印的大包干的发起者们试印揩手的草纸。
四十年前冬夜的一个夜晚，就在这间低矮的草房里，全村十八农户的十八位当家人，为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在一纸生死协议上庄重地印上了自己的手印。
严立华和他的乡亲们不知道，正是他们这次大逆不道的私分土地的行为，拉开了了中国轰轰烈烈的农村土地改革的大幕。
凤阳县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而出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这首著名的凤阳花鼓戏，传唱天下。相信不少读者朋友读到这句唱词的时候，是用安徽花鼓调哼唱出来的。这首著名的花鼓调，后面的唱词是这样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凤阳出了位朱皇帝，然而凤阳人民并没有因为朱皇帝而改变贫穷的命运。凤阳地处江淮两大河流的分水岭，淮河中游南岸，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群雄逐鹿，战乱频仍，加之旱涝灾害频繁，给凤阳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凤阳人在灾难面前，别无他法，只好外出逃荒并形成习俗，“凤阳花鼓”就是因凤阳人外出乞讨而传唱天下的。
灾难也给凤阳人民带来了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一九七八年，安徽凤阳再次因小岗村在全国闻名。在当年人民公社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思潮下，小岗村的十八户村民勇敢地选择了与当时形势背道而驰的“单干”，他们要为自己做一回主，靠自己的力气填饱自己的肚子。他们的行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并不亚于“造反”，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
时代的步伐即将翻过一九七八年那一页。在小岗村的当家人们决定分地包干的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否已经召开，但是，随着春天脚步的渐近，冰冻即将融化了。
从当年农家出来，我们走进了大包干纪念馆。大包干陈列馆于二零零四开始兴建，于二零零六年六月开馆，占地三十多亩，投资三百多万元。馆内分为主展厅、多功能厅、附展厅、餐厅等，主展厅由《决择》、《追梦》、《关爱》三个展区和大型群雕《十八颗红手印》以及实物展台、展柜组成，真实再现了当年大包干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里，小岗村的故事继续在我们面前呈现。
一九七八年，安徽遭遇百年不遇的罕见旱灾，大部分地区十个月没下雨，秋种无法进行。凤阳因受自然环境影响，旱情更为严重。然而，实行“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就获得大丰收，一年的粮食产量相当于以往五年的总和，一九七九年的春节，小岗村人第一次不用出门讨饭。
纸里包不住火，小岗村的事很快被公社得知。“小岗村的牛草贷款、粮种贷款全部被扣下来，不给了，粮农贷款也不给了。”大包干参与者严金昌后来回忆称，“实在没办法，为了吃饱只能走这条路，没有粮食没有种子，我们只能到处去借，硬是度过了难关。”
“包产到户”很快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为规避“包干到户”、“分田单干”这些明令禁止的资本主义的字眼，巧妙地称之为“大包干”。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知道了小岗村的事，搞了个文件，要尊重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正当经营家庭副业，归还社员的自留地。
单干是个吓死人的词。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谁担当得起？人民日报的编辑知道了小岗村的事，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看了，大怒，说：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当时的中国是种什么形势呢？我们不妨回头看一下历史。
一九七一年，福建石狮查封了十二家地下工厂，逮捕了五位“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其中一位吴夏云，是个生产像章的，月收入达三百多元。专案组认为，省里一般干部的月工资为五十二元，超过这个标准就是违法收入，这样计算，吴夏云的违法收入七千多元，领导们说，就判他七年刑吧！七四年，石狮小商品市场再度兴起。一九七七年四月，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指示下，石狮镇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典型收进纪录片《铁证如山》。还抓了收入万元以上的投机倒把分子十一人，万元以下千元以上的一百多人。
即便是在一九八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左的思想仍制约着中国农村的发展。河北省邯郸市农民冯连印，与街道办事处联合开办企业，街道办只负责办理集体企业营业执照，既没投入资金，也不承担风险，不参与经营。冯连印负责筹资、生产和经营。盈利后，冯连印从利润中支取四万七千元归还借款，被以贪污诈骗罪逮捕。一九八四年，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冯连印死刑。冯连印不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直到国家工商局发表意见，冯连印才于一九八七年被无罪释放。
一九八零年第二、三期《农村工作通讯》还连续发表文章，言辞尖锐地向支持包产到户者施压。
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严宏昌和他的乡亲们为了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铤而走险，义无反顾。这是怎样的一份壮怀激烈，又是怎样的一份生死决绝！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这就是那份生死协议的全文。为吃饱肚子，乡亲们不惜一死！
万里曾经问一位农家青年，你有什么要求？青年说，吃饱肚子。万里问，还有呢？青年说，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面对面色萎黄的百姓，面对横加指责的某左，万里对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说实话办实事是多么的大智大勇和惊世骇俗！
万里弄了个文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现在这个文件已经收进了《万里文选》。
一九八零年九月，北京召开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对于包产到户，众书记各持己见，只有四川赵紫阳、安徽万里公开声明在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其余的不是模棱两可，就是坚决反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会后，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措辞谨慎，说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即便是上层，也是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
其实，发端于这年五月份的真理标准大辩论，已经给出了答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不着太费心思。去问一问那位已经吃饱肚子的农家青年吧。
尽管阻力重重，以包产到户即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形式的农村改革的帷幕还是拉开了。从此，全国各地掀起了农村土地改革的热潮。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十八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在那所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坐过的小吃店里，我跟朋友说，这次旅行应该叫致敬之旅。没有小岗村的乡亲们，我们可能还要晚几年才能吃饱肚子。
文/隋清运
简介：家在黄岛作家联谊会成员。六汪人，基层劳动者。工余喜读书，不求甚解。偶为文以自娱。
主播/小鱼儿
简介：于全玲，上泉朗诵社会员，家在黄岛作家联谊会会员。抱朴守拙，好古敏求。喜文字，修己以敬；喜诵读，修己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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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参与编辑
主编：静 秋
排版：宋荣芳
校稿：徐德秀
复审：裴 珊
发布：裴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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