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摆下长长的三张饭桌,人团坐周围。父亲满脸荣光,不停地递烟、斟酒。烟雾缭绕,劝酒喝茶的声音充满整个院子。
厚厚的门板发挥着大作用。狗儿趴在门口伸长了舌头,知了叫得正欢,老母鸡带领小鸡躲在草垛下的荫凉里。父亲取下门板作床,往上一躺,将夏褂搭在身上,鼾声如雷。
95年,我参加了工作,又结了婚,用一年的积蓄,重新收拾了老屋:换上流行的塑钢门窗,地面用水泥硬化,墙壁用白水泥粉刷,屋里亮堂了许多。父亲已到花甲之年,呷口小酒,乐呵呵地看着院子里爬来爬去的孙子。
这种画面持续了十多年之久。2013年7月6日,农历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九,父亲躺在母亲怀里,安详地闭上双眼。父亲走了,那是手术一年后走的,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急。一开始,我只觉得父亲出趟远门,如同我小时候他去青岛小白干路做工一样,定期会回来的。唢呐声起,院子里搭起灵堂,父亲的灵位也立起来,我的脊椎抽掉了!父亲啊,还有谁的身躯像您伟岸,为儿挡风遮雨?父亲啊,我多想咱爷俩相视而坐,看您喝酒的惬意,您听儿子讲述工作的点滴。
回家看望母亲。临走时,我习惯地回头看看,只有母亲在门旁,宛如寒冬里天旷下孑然站立的玉米庄稼一样,叶片垂下,迎着寒风瑟瑟发抖。“父亲忙啥了?娘,回去吧,外面天冷。”但滚烫的泪水早已淹没话语,如同母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