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读书
家在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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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1979年12月份，胶南师范77级学员毕业了。如今，这批人基本都已经退休了。
这是一批特殊的人群——国家恢复了中断十年的全国高考制度之后，胶南师范第一届学员。1977年冬季考试、录取，1978年3月正式开学。当时只录取80多人，生源来自社会各界，有工人，有农民，有“上山下乡”回乡的知识青年，有复员军人、干部、民办教师，还有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因此，学员的年龄参差不齐，多数是五零后，个别是六零后，大的二十六、七岁，小的十八、九岁，分“数理”和“文史”两个班，相当于两个系的专科班。“数理”班主要学习数学、物理，“文史”班主要学习语文、历史，其他共同的科目有政治、音乐、体育、美术等。
师范最初的校址是原胶南纸箱厂，就是现铁橛山路与东风路交界处的东风小学，没有楼房，只有几排平房。与学校相邻的铁山路北有工艺品厂、靴鞋厂、木器厂、纤维板厂，东面有造纸厂、酒厂，西面是海洋化工厂。学校教职员工当初只有不到二十人，第二年招收了78级“数化”和“文史”两个班后，教职员工才增加到三十多人，学员总共不到200人。
时过境迁，如今再回首40年前的师范生活，有许多难忘的记忆和有趣的故事。
1976年7月，不满十八岁的我高中毕业，十年的“寒窗苦读”生活结束了。即将长大成人的我，要帮父母挣工分减轻一定的家庭负担，于是就去了邻村我的初中母校担任民办教师。第一次挣到整劳力的工分，每月还有8块钱的“工资”，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刚从教室里出来就走上讲台，从学生变成了老师，我内心不免有些紧张。我的初中老师当时已经是该校校长，他竟然把班主任的重任交给了我。班内有两个学生跟我同年，个子长得都比我高，其中一个学习较好，我让他当了班长，另一个学习不好又顽皮，整天跟同学打架，我批评他，他也不怕，还经常跟我犟嘴，有时把我气得直想哭。因为听这个顽皮的学生曾说过：“这个学校我谁也不怕，就怕校长。”我就领他去见校长，校长把他训斥一顿，他才有所收敛。
尽管班级有个别不听话的学生，但多数同学都很可爱，我非常喜欢这个班。由于我们师生年龄相差不大，彼此之间很快建立了和谐融洽的关系。
一年后的1977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文革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我的同事们都踊跃报名参加高考。我当时很奇怪：什么是大学？上大学干什么？我们已经高中毕业，都当教师了还上什么学？他们说：“上三年大学后可以换好的工作，如果毕业后愿意再干教师，那就报考师范，师范毕业后工资比现在还高呢！”我对工资高低不很在乎，觉得已经挣10分工分了，每月还有8块钱工资，比在农村种地的农民强多了，况且还要再上三年，我不想再遭那个罪了。别人都翻出放下了两三年的数理化课本，拼命地复习，我一直没太重视。
过了一些日子，同事们都要去招生办报名，在大家的影响下，我也去县招办报了名。虽然刚干了一年教师，我已经喜欢上这一行业，便把三个志愿都填了“师范”。
神圣、庄严而隆重的高考开始了，考点就在当地的六汪中学（后来的胶南九中），考生中还有工人、农民、初中毕业生等，考题比较简单，几乎全是初中知识。后来才知道，这是参加了个“中考”，录取分数线比较低，不然的话，像我这种不求上进者怎么能考200多分被录取呢？
几乎与高考同时进行，冬季征兵开始了，我积极报名应征。因为我觉得，既然当民师工资低，没出息，倒不如到部队锻炼几年，还可以趁机出去见见世面开阔一下眼界，实现我多年的军人梦想呢！全家人也支持我的想法，姐姐亲自帮我起草了要求入伍的申请书，我复写了三份，分别交给大队民兵连长、公社武装部和部队下来走访领兵的首长，意思是愿意到部队锻炼，将来保家卫国，即便是考上学也不去上学，坚决当兵。他们都说跟领导反映一下，尽量满足我的要求。那时具有高中学历的兵源短缺，各级征兵部门都比较看重，他们对我抱有很大希望。
结果，体检合格，政审合格，兵种是潜水兵，部队官兵也到家走访了，一切顺利过关，只待整装入伍。
一个月过去了，一批批新兵到武装部集合、穿上军装、戴上大红花、坐上军车走了，可是我始终没收到回信，到武装部了解情况，他们说：“国家有规定，像你这种情况，考上学的要先照顾上学，很遗憾，你不能去当兵了……”
不久，我接到了胶南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春节过后，跨入师范大门，又开始了两年的学生生涯。
告别了工作过的学校、师生，告别了生养自己的家乡及父母家人，带上铺盖、生活用品、户口及粮油关系、团组织关系等从农村进入了城市，我的日常生活紧接着发生了巨变。
首先，我想念家人、想念自己教过的学生，加上我们的宿舍在校园后头，紧靠铁山路，这是当时胶南县城的三条东西主干道之一，也是省道泰薛路必经之地。晚上车辆经过时的噪声，邻居靴鞋、木器、纤维板等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还有时不时地从东面酒厂飘来的酒糟味，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其次，我来到城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吃不饱。一月定量33斤粮，同学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半大小伙子，多数要饿肚子。早餐一两稀饭、二两馒头，只是垫吧垫吧；午餐两个窝窝头（四两粗粮），这是我最艰难的一餐，因为我一般不吃玉米面，在家里宁可吃地瓜、吃瓜干，也不吃玉米饼子，如果做成窝窝头的模样，我更加讨厌，所以午餐的两个窝窝头一般是吃不上的；晚餐四两馒头，吃得还比较顺利。晚自习后，我们宿舍一般都安排一人去学校西邻的工农兵旅馆（饭店）买小饼，五分钱一个，熄灯铃响之前，躺在被窝里天南地北地拉着大呱，啃着小饼，格外香甜。
学员们多数来自农村，家境贫寒，部分学员是从单位来的，踏入社会工作了几年，买上了手表。看见谁的手腕戴了块手表，大家便羡慕不已。每天上课间操时，做第三节“体侧运动”，大家就趁机数手表。文班几块，理班几块，哪个班富裕，谁谁谁有钱，成为晚上宿舍里的议论话题。1979年暑假，我竟然把班长老宋那心爱的手表借来，带回老家整整一个假期。当时我骗他说，假期里要验媳妇，戴着手表给对方增加个好印象，善良诚实的大老宋居然信以为真，毫不犹豫地借给了我，实际上哪里是什么验媳妇，纯粹是为了炫耀，假装富豪。
师范两年也放麦假，但不是放回家搞麦收，而是到附近的大哨头村义务帮农民割小麦。
我们老家是山区农村，缺少烧火草，麦收时都是用手拔小麦，目的是为了把小麦的根用铡刀切下来烧火。第一年到大哨头某生产队麦收，刚到地头，就看见有几个社员每人抱着一抱镰刀，分给我们每人一把。我一见镰刀，第一感觉就是：羡慕。县城里就是先进，用镰刀割肯定比用手拔要快。可又太奢侈了，小麦根部留在地里，一是浪费烧火草，二是割后的麦茬没法种地呀。第二个感觉：我会用镰刀吗？在家里可从来没用镰刀割过小麦。
果不出所料，我用镰刀很不熟练，割得非常慢。而我们小组有一位来自泊里的女同学拿起镰刀轻车熟路，“唰唰唰”像飞一般，一路领先，所有男士特别是我不想落后，但费尽全力也无济于事，只好甘拜下风。我非常佩服这位同学，不愧为巾帼英雄啊！有这手好活儿在农村一定是整劳力，能挣很多工分的。这样的英雄人物不在农村挣工分来上学，真是瞎了这身手艺！
大家都不甘落后，所以非常出力，拼命向前，你追我赶，热火朝天。一个回合下来，个个汗流浃背，听到队长招呼：“同学们歇歇吧！”大家一抬头，互相对视，呵呵大笑。原来人人脸上黑乎乎的，只露出还微微发白的牙齿，就是各自看不见自己的脸。特别是一个女同学，平时漂亮的脸蛋，现在却黑得幽默，她还一个劲地笑别人。男生们在老宋班长的带领下，笑得前仰后合，一个个趴下或躺在地上了。
工间休息时，有一社员给我们挑来两大桶水，我们一看水很混浊，不是清水，用勺子一舀，啊！底下有大米！每人喝了几大碗，很好喝。因为连累带渴，加上体力消耗已尽，腹中已有些饥饿，真想把桶底的大米捞出来吃了！我想多数人有此想法，但谁也没好意思。
生产队里只管水不管吃饭，中午和下午完工后，我们还要回校吃饭。那一身汗水加泥土灰尘合成的泥巴，弄得浑身瘙痒难忍。在回校路上经过大哨头北、县城南面的一条河，就是现在的凤河，河里有一个深水湾，我们男生每次走到那里，就立即脱掉衣服跳进去洗个痛快，而女生们远远望见后纷纷绕道而行。
我们的老师都非常慈善，平易近人，爱护学生。班主任兼物理教师王老师，当时50岁左右，不知他是哪里人，口音有些特殊，个别字说不清楚，我们经常笑他，他也不生气。譬如，他平时经常不由自主地把袖子挽起来，用手挠胳膊，我们问：“老师怎么了？”他说：“牛皮癣。”而牛皮癣的“癣”他说成“suan”；讲课时，经常提到“全面”、“泉水”、“喷泉”等词，他都是把“全”、“泉”读成“cuan”；物理课上，好多情况下有“忽略不计”之说，王老师读成“忽luo不计”；表示不很精确的估计估算有个词叫“大约”，王老师说成“大约木滴”……每当他说出来后，我们就忍不住笑，他便也跟着笑。后来习惯了，我们平时也这样打趣说：大约木滴，忽luo不计……
数学老师付老师，当时30多岁，有抽烟嗜好。我班学员中也有不少烟民，虽然学校没有禁止吸烟的禁令，但一般不在教室里抽烟。付老师讲课非常卖力，一节课滔滔不绝地讲完，累得直喘粗气。因下一节还是他的，干脆不回办公室了，在教室里坐坐。有一次可能忍不住了，笑眯眯地走到副班长老杨课桌边坐下：“老杨，抽袋烟！”老杨随即掏出他的烟包，每人卷上一支抽起来。从此，那几位年龄较大的、爱好抽烟的同学，经常在课间让付老师尝尝自己的老旱烟。
教我们音乐的李老师和善、温柔、漂亮、大方，手脚灵活，多才多艺，她在讲课时一边讲解，一边弹琴，令我们佩服至极。那时连个音乐教室都没有，上课用的钢琴，需要在课前由四五个壮实的同学去器材室抬到教室，有时为了省事，李老师就不让同学们去抬了，而直接用教室里的脚踏风琴，有时用手风琴。无论用什么琴，李老师都能轻车熟路、灵活自如地弹奏出美妙动听的曲子。尤其在教唱歌曲时，眼睛看着谱子，嘴里唱着歌词，手在弹奏，脚在踏琴……真堪比现代乐坛上的“玖月奇迹”。
我们数理班学的课程实际是高等教育课程，用的教材是《高等数学》上、下两大册，《物理讲义》两大本，这在大学里需要三年完成的课程，我们要用两年学完，可想而知，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师生手里除了几本课本，没有其他辅助教材，老师们就从大学里找来一些资料、文革前历年来的高考、中考试题等，让我们刻板翻印。我负责物理，老于负责数学，利用课外时间刻板（就是垫着一块钢板，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字，然后用油印机印刷出来）。我因为干民师一年半就教数学，对数学比较感兴趣，幻想着毕业后继续担任数学教学任务，而物理课程基础较差，又不喜欢，所以学习有偏科，班主任也许是有意让我提高对物理课程的学习兴趣，才如此安排。当时我要求跟老于交换一下，班主任不同意，结果给我增加这一额外的重任，不仅没有提高我的物理学习成绩，反而使我更加厌烦这枯燥无味的课程，致使后来的毕业考试物理不及格。
那时候，学校教导处有一台电视机，星期日不回家的师生可以到操场上观看。其余非周末时间，每天晚上上自习，而晚自习后回到宿舍里，是大家狂欢的时刻，同学们来自各个公社，每人讲一个本地故事。多数是“文革”时期的笑话。如：泊里（方言）演《红灯记》——“恐怕够戗！”（李铁梅问奶奶：“嫲嫲，俺大含能回来吗？”李奶奶忘了台词：“恐怕是够戗！”）红石崖喊口号——“打倒谦虚！”（批斗走资派时，让他检讨，死不开口。一人说：“吆！你还谦虚？”另一人高喊“打倒谦虚”，其他人都跟着喊：“打倒谦虚！”）张家楼喊口号——“说不着媳妇”（批斗会上，一人领着喊口号：“打倒某某某，让他说不着媳妇！”另一人觉得不过瘾，恨不得再踏上一只脚：“打倒某某某，让他大也说不着媳妇！”）泊里夫妻出殡——“哭狗屎”（丈夫在前，发现路上有一派狗屎，生怕后面的人看不见踩了：“安阳亲娘，一派狗屎！”后面的妇人也发现了：“安阳娘来，俺看见了！”）海青、大场人的家庭成员——“喃大、喃娘、喃锅锅……”琅琊、泊里口音——“关上忙（门）”、“打了旁（盆）”、“狂（睡）不着觉”……
1979年12月，这批经历了近两年的严格培训，相当于速成专科班的80多名学员毕业了，由县教育局统一分配到全县各个乡镇的初中学校，为农村学校增添了一批新生教师力量，填补了多年来公办教师严重短缺的空白。
四十年来，这批人在乡镇学校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教好书，充分发挥了学科教学生力军、带头人的作用，带起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教师，培养了一批批品学兼优的社会人才。可谓：黑发积霜织日月，粉笔无言写春秋。而今已是：桃李满天下，春色遍人间。
四十年后的今天，这批五零后们渐渐到了退休年龄。猛然回首，在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下，大家自始至终都在默默无闻地奉献，不逐名利，不计得失，“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工作了40多年，直至退休，多数在教学一线奋战到底。这些人中，有半数以上没有晋升为高级职称；好多老同学，毕业后一直未曾谋面；有几位老同学，多年前因病不幸去世；数理班的两位主科老师，也因年事已高驾鹤西归。数理班从未组织过大型聚会，因此，有个别老同学，失联已经四十年。
近日，数理班在多数老同学的倡议下，老班长亲自出马，组织了几位原班委成员和部分同学代表，召开了一个筹备会议，决定于2020年元旦前后举行一次（也是首次）同学聚会，追忆四十年前的美好时光，加深同学间的感情和友谊，分享四十年离别经历，畅谈人生美好前景！
谨以此文献给七七级老同学，并预祝“胶南师范七七级数理班毕业40周年同学聚会”圆满成功！
文/单宝尊
简介：家在黄岛作家联谊会成员。五零后，退休教师，西海岸新区六汪镇人。
主播/刘佳琦
简介：家在黄岛.上泉朗诵社会员。家在黄岛作家联谊会会员。爱文字，爱音乐，喜欢看乱七八糟的书，闲暇之余爱用声音表达对世界的看法。
本期参与编辑
主编：静 秋
排版：姜蕴青
校稿：王礼明
复审：姜蕴青
发布：姜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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