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玉凯 音效:猫妖 编辑:张小璇
我的家乡在豫北黄河滩上,小时候童年的记忆里放学后除了跟着一群孩子疯跑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电影。那个年代放电影是农村唯一的文化下乡。放电影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十天半月,有时一月两月,乡村没有电视看,更没有歌厅和舞厅。人们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电影。但看一场电影,往往要等东家添了个小男丁,或西家娶了个新媳妇儿等,才能美美的看上一场,过一下眼瘾,此时放映员带着放映机和胶片下乡来放映。遇到放电影的下午,天还没黑孩子们就在墙角捡些破砖烂瓦摞成一摞占位置。占到好的满足得趾高气扬,占不到像霜打的茄子灰不溜秋只能靠边,刚穿的新袄被弄得一身泥土,晚上少不了挨母亲一顿骂。那一堆一堆的破砖烂瓦横七竖八地摆在地上,远远望去犹如秦砖汉瓦又似楚河汉界般泾渭分明,纵横交错又互不侵犯,是大人谁也破解不了的迷宫。
孩子们经常为了一个好位置少不了推推搡搡动起手来,不是你抓了他,就是他踹了你,一场“硬仗”下来你哭他嚎,轻了身上青一道紫一道,重了鼻青脸肿,缺襟少袖,扣子也掉了几颗,鞋子也丢了一只,好不容易拉开,放映机前的喇叭呐喊让大家安静,要开演了。
现在农村的孩子想象不出乡村当年的露天电影模样。电影是露天的,一般情况下,谁家演电影就把电影设备放在谁家门口。前面空出一个地方拉银幕,中间安放电影机设备,图像投射到银幕上。放电影的一来,人们就帮忙立两根长长的杆子,在中间悬挂起一面白色的幕布,整个宽阔地就变成露天影院了。特别有意思的是,银幕正反两面都坐着人,场面气氛出奇的浓烈。如果正好有风有细雨,幕布就会抖动,出现一些滑稽可笑的人物画面。有的脸拉长,有的头缩小,或者腿脚变形,此时观众里就会爆出一阵阵笑声。影院是开放的,不卖票,那时我们这些孩子看电影不花钱。好不容易熬完枯燥的加演纪录片,正片一开始就兴奋地叫着喊着,遇到打仗的惊着吓着,看到血腥的躲着藏着,看不到一半就睡得像只小猪,到电影完了人走的差不多了,才被父母从一堆破砖烂瓦堆里拉起来背回家,迷迷糊糊站在炕沿上被脱了衣服塞进被窝,清醒过来后又缠着父亲让给讲后半部分的内容。
没有了好位置也不要紧,屋顶上爬的,树杈上骑的,矮墙上坐的到处都是。大人也不敢高声说话,怕声音一大惊得娃娃掉下来磕着碰着动下乱子。遇到买票则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翻墙,抓住了被揪着耳朵拉出去,转一圈又从墙洞里钻进来。
孩子因地盘翻脸,大人偶然也会因个远近起争执。村与村之间也存在个排外。本村的在自己的地盘上便早早搬了 凳子在场地正中最好的位置正襟危坐,冬不冷夏不热,刮风下雨四边有人挡,外村的自知是客也不敢胡“骚情”,走几里路来看电影自然是不带凳子,只好站在两边或后面,这样观众的坐势面向银幕自然形成一个大大的“凹”字。恰好是这客与客之间因为看不见或看不清相互拥挤着,一会儿你遮了我的眼,一会儿他踩了你的脚,外面的往里挤,里面的向外扛,后面的往前伸头,前面的往后顶腰,像四月的麦浪被风吹拂,麦浪一波一波的翻,人也跟着一波一波的涌,拥挤中说着说着就急了眼,自然免不了高言低语几句,旁边自然少不了众人圆场:“算了,走了好几里路,上山下洼的都是为了看个电影,都少说两句别伤了和气。”于是便都不作声,等电影一开演就什么事没有了。故乡的露天电影院,难以磨灭的儿时记忆。
记得一年儿时,冬天放电影,影片是《地道战》、《铁道游击队》。银幕上的日本兵排着队,拿着枪,穿着皮靴子咔嚓嚓地进村。观众立马站起来,咚咚地跺脚,发出愤怒,大骂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那个年代都是放映打仗片电影,电影结尾都是中国胜利,人们往往高呼,拍手赞叹,怪不得我有一个本家爷爷常爱说这样的话,每逢放映打仗片电影,邻居都到他家说:“金成(化名),今晚看电影吧?”那个本家爷慢声慢语的说:“看啥了看,都是中国胜。”话音刚落,旁边的人哈哈大笑起来,笑的前仰后合。
有一次,我在原阳县城看一回通宵电影。一夜时光连放几部影片,我还没看完,困得伸不开腰就睡着。
我特别喜欢儿时乡村的露天电影院,看电影时非常兴奋和开心。
又一次小时候,晚上看《抬花轿》、《喜迎门》,是很好看的片子。所以,下午我就准备好花生米、炒焦豆,炒熟装在口袋里,看电影时当零食。夜色降临,就立马到乡村露天电影院等候。
乡村露天影院天地般大,不用花钱买票,人们自由看。空气新鲜,人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吃点零食;自由地走动。还可以沉浸在剧情里,将人物、环境浸透在自己的想象中。
故乡的露天电影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影院。因为它没有围墙,人们也没有隔膜。电影陪伴和引领我成长,感谢电影,感谢童年。电影伴随着我的童年,当年那些群情激昂的场面或悲或喜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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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玉凯
李玉凯:男,1978年出生,新乡市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杂文学会会员,延津县作家协会会员,原阳县诗词学会会员,李氏家族文化研究发起者,中学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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