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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们的腰杆子也挺起来了，衣袋里更有了钱。然而，在这祥和与安宁的氛围中，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却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有的作品缺少“灵魂”，不能“与时代同步”；有的作品没有“以人民为中心”，难以“用明德引领风尚”。这些都有待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去探讨，去研究。
为什么今天的好作品会越来越少呢？我想主要有以下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金钱的诱惑。在这个以经济为主体的年代里，促使一些作家艺术家只看眼前利益，忽视了作品“为谁服务“的追求。因为，这一时期的文艺多以娱乐为主，没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二是贪图享受。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体验生活，不愿深入实际，他们“闭门造车”，凭空而写，因此作品缺少根基，没有民族性。三是追求自我。他们不关心别人，不过问政治，不顾及自己所创造的角色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只图自己一时的痛快。这样的作品当然就留不下来，也就没有生命力。
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发表诗作，后来写了一点散文。我认为，现在是写诗的作者很多，然而看诗、读诗、懂诗者甚少。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开始走下坡路，越来越不景气。追其原由，或许是诗歌写得太“朦胧”了。有些作者故弄玄虚，装腔作势，创造生词，反意表述。慢慢的，诗歌没有了格式。诗歌没有了韵脚。诗歌没有了标点符号。诗歌没有了内在的节奏感和朗诵性。就连我这个写诗的人也看不懂。
有一次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在与一位“著名”的中年词作家交换意见时，我建议他把“A段”和“B段”的歌词韵脚统一下，这样便于群众记忆。他却回答我：“现在我们还故意去探索歌词不押韵呢”。也许我的观念太老了。但我可以断定：不押韵的歌词就是不顺口，不顺口的歌曲就难以传唱。有时我在想，或许是有的写诗者压根从理论上就没解决什么叫“押韵”，什么叫“平仄”的问题。
记得1979年夏天，那时我还在贵州。在一次音乐界的文艺创作座谈会上，我发言谈及“文艺创作一定要深入生活，文艺作品要为工农兵服务”时，当即就被一部分老作者把我轰下了台。他们指着我说：“你说的不对，什么叫深入生活？难道我们在城市里就不叫生活了吗？两口子在家也是生活嘛。为什么文艺作品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城市里的青年人服务就错了吗？”从那时起，朦胧诗开始盛行，港台歌曲被推波助澜，文艺创作便以娱乐为主了。
据我所知，有的作家可以长期不出门、不接触社会，凭借别人讲述的一个小故事梗概便开始凭空写作，随意编造长篇故事，那书硬是一部接一部的出版。我们试想一下，这样的作品能奉献给人民大众吗？能与时代同步吗？能产生社会影响吗？当然不会！
我是从事电影工作的，在电影厂生活已经30多年了。大约从十多年前开始，我们搞电影的人就很少有兴趣看电影了。早年我们厂里的大礼堂总是高朋满座，一票难求。后来是稀稀拉拉。到现在是空空荡荡。
早年的岁月，我就是个电影迷，每年我都能准确地预测到“金鸡奖”影片的得主。可如今呢！我却很少看电影和看电视剧了。特别是电视剧，每当我看见那些穿一身白领，披一件皮大衣，一脸“小鲜肉”和一副“大家闺秀”模样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挥舞着手枪与日本鬼子奋战的场面时，我就越看越生气。我是当过警卫员的，一把手枪最多8发子弹，自动手枪也才12发子弹，有效射程为15米至20米。可电影和电视里的他们，一抬手就能打退日本兵一个连，你看了你相信吗？抗日战争我们打了8年，如此艰难的岁月，就被这帮先生们的作品糟蹋了。其实这是在对我们的抗日英雄不尊敬。是在误导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我敢说，这类的编剧和导演，他们压根就没有深入过生活，他们的这种做法让人从心底里感到可怕。
据我所知，一部影视剧下来，主创和主演的报酬是非常丰厚的。拍摄这些影视剧（片），国家、商家、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然而，这些作品后来大多数成为一次性消费，让投资者负债累累，血本无归。有的甚至倾家荡产。
为什么有这么多堆积如山的电视剧（片）还在一批又一批的生产呢？为什么有的人还在钻头觅缝地去鼓动拍摄呢？其中的奥秘那就不言而喻啦，因为，“拍摄者”有收入，“投资方”想出名，“赞助人”有私利。
过去的电影电视剧为什么生命力那么强，让观众百看不厌，其主要原因就是作家艺术家不计个人报酬，一心深入生活。写好自己的剧本，演好自己的戏，这样的作品既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也能培养出一批真正的文学艺术家。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作曲，毕业后在贵州省军区演出队任创作组组长。三十岁那年我发表了一首《战友之歌》，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后来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作曲。
记得1979年我们的《战友之歌》所得的稿费是：词6元，曲6元。1981年总政文化部向全军推荐“优秀队列歌曲”时，给我的奖金是50元。当时社会上曾流传过一句话，叫做“《十五的月亮》16元”。也就是说，像《十五的月亮》这样一首优秀作品，词曲作者各自才有8元钱的稿费收入。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一浪高过一浪，各媒体、商家相互抬价，把影星歌星捧上了天。那时，他们演出一场最高可达数十万元。他们乘飞机是坐头等舱，到达一个地方有警车开道，住房是高级宾馆。其实，报酬越高的年代，越难创作出好作品，这是一个辩证的哲理性规律。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在毛泽东时代培养教育出来的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的创作轨迹永远是在主旋律和正能量的方向上运行。我的心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的脉搏始终在和祖国前进的步伐一起跳动。
我坚信，好的作品只能来自于清苦的人生耕耘！
作者简介：杜兴成，汉族，著名作曲家、作家。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1969年应征入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代表作有歌曲《战友之歌》《游子吟》等。为影视剧（片）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诗刊》《散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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