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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兴成
谁都有过难忘的童年,难忘的童年五色斑斓。然而,童年的我却是在苦水与怒水中度过。
我生长在黔北一个山青水秀,绿树葱茏,小河蜿蜒的古老村庄。在童年的眼里,我的家乡并没有像今天这么秀美。
童年岁月灰灰暗暗,挨打苦作常常相伴。现在想起,这根源归于我有众多的弟弟妹妹。
母亲一共生了我们9个孩子,我为老大。从上小学的第一天起,我就又读书、又放牛、又打柴、又带小。记得有一天,三弟突然喊肚子疼,母亲赶紧带他去找医生,可第二天三弟就死了。还有一个冬日的晚上,我和二弟抱着四弟在火塘边玩,一不小心将他掉进了火坑,尽管我们很快救起,但四弟的头部仍被烫掉了一大块皮,长大后人们叫他癞子。又是一年仲夏的午饭时分,大妹跑不见了,直到饭后人们挑粪干活,才在粪坑里发现我大妹。人都没气了,还好,最终用土办法把她救活了。
我家离县城有6华里路,要翻一座山,绕一片林,过一条河,穿一坝田。那时我起得很早,两眼刚睁开,奶奶就将一碗热腾腾的炒饭递到我嘴边,几大口下肚后,我便光着脚丫子匆匆上学去。由于路远,中午从不回家吃饭。放学回家时,肚子咕咕直叫,奶奶还在忙农活呢!晚饭没做,可真是:“夜饭夜饭,鸭子生蛋”。
我常睡眠不足,白天上课老打瞌睡,老师可恨我啦,她常用教鞭将我捅醒。我们班有位城姐班长,更是恨我入骨。有一次上自习课,她趁我撑着头熟睡之机,猛将我右手往桌子上砸,顿时我全身麻木,腕筋红肿了很久。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右手还有筋麻的后遗症。
对课堂的反感,逼我慢慢地开始“躲学”。冬天,我一个人跑到陈家沟的石灰窑烤火。夏天,我同雨霖爸躲进圆音寺的森林中乘凉。
有年初春,天很冷,雨霖爸带我躲进吴家院子的苕洞。我宁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里熬一天,也不愿去明亮的教室里受气。
雨霖爸大我七岁,他很坏,常指使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同学早退、躲学、打架、干坏事。有时还教我去直呼老师的名字。三年级时,我被校方“留校察看”处分。
我还清楚记得,那天洋川小学的操场上站满了黑压压的师生,我被“逼”上主席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要低头示众,我的心在滴血,脸全无光。此刻,我多么害怕爸爸知道后会揍死我。
我这个长兄,家里弟弟妹妹做错事,父亲都拿我来开刀。有一年夏天,我和二弟在河边稻田里拾得一只小鸭,父亲硬说是我偷的,逼我送回去。我不服,他举棍就打,顿时鼻梁裂开一道口,鲜血直淌。至今还留着疤痕。父亲常罚我跪在众人面前背书,稍有不是,便胡揍一顿。
四年级末,洋川小学干脆给了我一个“停学处分”,将我逐出校门,这让我更加绝望。回到家,想起父亲的打骂和学校的不公,我独自走上后山,在一片坟地间痛哭,曾想过轻生自杀。
父亲给予我的打骂太多,数也数不清。
另一面,父亲对于我的学习又实实在在关心。
我被县城的洋川小学开除后,父亲便找到我那当教导主任的远房伯父,将我偷偷“转学”到乡下的兴隆小学继续读五年级。我向来成绩不错,谁也没资格让我留级,故学业一天也没被耽误。
乡村的学校都是些农家子女,老师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我这个从城里“转学”来的学生身上。从此,我不被羞辱,成了引领一方的“学生头”。
那年月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粮食关”时期,山上豺狼成群,有许多家的小孩都被狼吃了。我就亲眼见过狼咬华二爸的情景。那天上午,比我小4岁的华二爸正在杜家山玩,一只大灰狼向他扑去,咬住脖子就往远处跑,人们赶紧拿起锄头追喊,老狼这才放人。后来,华二爸被送到遵义的医院才被救活。
为了上学安全,我仿制了一把小木火枪,用铜笔套装炸药,用橡皮带作拉绳,用弯铁丝做撞针,放学翻山时,我冲在前面,一扣扳机,枪声响彻山谷。豺狼再不敢来了。
星期天,我们去远山放牛。在大森林里,每人砍一棵树。快到家的时候,母亲定会跑来接我。还说:“娃呀,当心闪了腰!你看我都扛不动”。
不砍柴的日子,我会去田坝割牛草挣工分。在绿油油的稻田坎上,我挥汗如雨,拼命割啊割,一会儿就是满满一背篓,我蹲下一背,一头栽进水田里,鼻子眼睛都是泥。
我是个命大的人。有一次爬上古树抓鸟,从十多米高的树上摔下来,幸好两腿是张开的,骑在了树杈上,没丢小命。还有一次在雷家院子的大树上捅野蜂窝,刚爬到树腰,整个蜂窝就落在我头上,我从枝叶中滚下,摔成轻伤,头、手、身都被野蜂咬肿,第二天脸像个泡粑。
在兴隆小学读书时,我喜欢绘画。有天晚上,父亲查看我的书包,发现我临摹的一张列宁像和一幅仕女画不错,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夸奖了我,这让我好不自在。
“三年自然灾害”那阵子,村里断了粮,人们只能吃糠粑、蕨根、树皮和牛皮菜度日,饿死了不少人。四弟年纪小,吃多了拉不出屎,母亲就用小棍天天给他掏,小屁股滴着鲜血。
记得有天晚上,当乡长的父亲在外乡悄悄带回十几斤半米半谷的粮食,奶奶和姑姑赶紧连夜煮给我们吃。家里不敢点灯,怕邻居发现。夜色里,我们一大家子狼吞虎咽,连谷壳也舍不得吐。那时,牲口要比人吃得好,因为饲料是国家保证的,牛要耕田,农村离不开它。队里人常用大磨碾饲料。我和二弟每次都耐心等待碾磨的快些走开,然后我俩掀开磨盘,小心翼翼地从石缝中扫出来二两白面烤耙吃。真香啊!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来能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
为了活命,我亲眼看见父亲在油灯下召集家族中的老人们密谋,然后由大祖父带上几个人去“偷”他乡的牛。夜幕中,将牛杀了,每家分上一块肉,人们垂涎三尺。为此,我父亲还被“留党察看”过。
我的童年是在暗淡的桐油灯下熬过的,也是在乡民们讲鬼的故事中成长的,我不知受过多少惊吓。我怕鬼怕到不敢见死人,不敢路过新坟,不敢一人在家,不敢独自睡觉。小时候,姑姑总是先诓我睡着,然后她才去拧麻线,打草席。姑姑大我8岁,我是她带大的,对姑姑最亲。
绥阳县城就一所中学,全县几千名毕业生只能录取一百多人。为了能让我考上中学,父亲和老师交朋友,六年级后半学期让我住校,与老师朝夕相处,这在乡下的学校是少见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争口气。记得中考那天,我交了个头卷。接到《绥阳中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激动得跑向村外,跪在村头那棵“风水树”下哭了。因为我深知,这中学来之不易。
中学时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期,我读书也非常用功。但由于家境贫寒,生活仍很苦。我住校,享受国家的“人民助学金”,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回到家,我身上长满了虱子,母亲每一次都能帮我从毛衣缝中捉出几十只。星期天返校时,奶奶给我装上一大瓶辣椒,这便是我一周的“下饭菜”。
我的学费、生活费基本上是靠我和二弟打草席挣钱。二弟小我两岁,家中的重活全靠我们哥弟俩。星期六回来,我们一起挑水挑粪,一起打柴,一起送粮,一起下地干活。两天下来,我单薄的双肩总会磨起血泡再返校。
我们家人多劳力少,一大家子,平时全靠当大队妇女主任的母亲挣工分。父亲一周回来一次。姑姑出嫁在异乡。奶奶在家带小孩、煮饭。每年队里分粮食时,我常能听到家族中有个别人这样说:“只有张嘴吃饭的,没有下地干活的”。那些年我们家不但分不了红,反而年年欠生产队的口粮钱。
童年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苦熬过来的。我今天虽然身居京城,但,可怜的童年我从未忘记,相反,它却成了我不断进取的动力。
作者简介:杜兴成:汉族,著名作曲家、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1969年应征入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代表作品:《战友之歌》《游子吟》《贵州放歌》《迎客松》等。为影视剧(片)《马贼的妻子》《东方巨响》等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散文》《诗刊》《人民日报》等。曾获“全国第一届音乐作品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国散文精英奖(一等奖)”、“中国时代杰出艺术成就奖”和“天下贵州人榜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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