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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界，崔道怡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先是被誉为文学界“四大名编”，后来又升级为“天下第一编辑”。他身形伟岸，瘦骨临风。他慧眼识珠，又具有伯乐精神。1956年，22岁的崔道怡刚进编辑部，就从来稿中，发现了一个叫李国文的作者，他写信叫李国文来了，李国文当时写了6篇小说，崔道怡建议他先改《改选》。1957年7月，李国文的小说《改选》发在《人民文学》的头条，从此，文学界升起了一颗新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一封来自内蒙古的来稿引起了崔道怡的兴趣，作者叫玛拉沁夫，崔道怡觉得小说的生活气息浓郁，但艺术上还欠火候，就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他能修改。后来玛拉沁夫在崔道怡的帮助下，很快就修改好小说《腾格里日出》，刊登在一九六四年第十期《人民文学》的头条。
“文革”后期，崔道怡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崔道怡从《天津文学》杂志发现有个叫蒋子龙的人写东西不错，就写信约他到出版社见面。蒋子龙高高兴兴来到出版社，崔道怡得知他是天津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就建议他写点最熟悉的工厂生活。受到鼓舞的蒋子龙一鼓作气写出了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描写一个工厂的中层干部大胆抓生产的事。崔道怡鼎力相助，这篇小说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刊登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那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帽子棒子满天飞，在黑白混淆的日子里，这篇小说遭到批判，说是应合了右倾翻案风。作为小说组副组长和责任编辑的崔道怡挺身而出，替蒋子龙抵挡风雨。粉碎“四人帮”后，蒋子龙欢欣鼓舞，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批重量级的小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
崔道怡广泛浏览各地的文学报刊，一个叫刘心武的新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刘心武的文章中有一种特立独行的东西，便写信向他约稿。刘心武当时是北京十三中学的老师，接到《人民文学》编辑的来信很受鼓舞，他把自己写的小说《班主任》寄给崔道怡。崔道怡看后非常激动，立刻给刘心武回信说:“稿子写得很好，我已提交给主编审阅。”
刘心武接到崔道怡的信心潮起伏，因为稿子才寄走一个礼拜就收到了编辑肯定的来信！但没想到小说在编辑部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这篇作品太危险，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正式否定“文革”，这篇小说会不会捅娄子?崔道怡据理力争，在主编与几位同行的支持下，《班主任》于一九七七年夏天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立刻在全国掀起巨大反响。那时候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行量达一百八十万份，在读者中有很高的威望。
这些作家的成长都与崔道怡的写信有关。
在我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尽管我未在《人民文学》上过稿件，但《人民文学》给我的信件却是最多的。长达40封，其中，光是崔道怡先生的就有25封。认识先生40多年了。第一次见面是1977年的2月3号。那时《人民文学》刚复刊不久，道怡先生来安徽组稿，我们《文艺作品》毕竟也办了四五年了，拥有一批作者队伍。他在我们那个十分简陋的编辑部开了个座谈会。这年10月间，《人民文学》小说组长涂光群写信向我约稿，于是我写了一篇小说，然后到京城修改，这样与道怡先生更熟悉了。然后便书来信往。
道怡先生给我的信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我在工厂的妻子居然写起小说来，而且一炮就在《人民文学》打响！而且后来居然在《人民文学》又上了一篇小说！那时我们常常期待着道怡先生的来信。另一个内容是，我横插上一杠，把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春风秋雨》要请先生看一遍。我知道他极忙。他来信说：
首先向你们道歉！6月间你们给我的信及全家福照片，早已收见，很高兴。只是尚未作复，我就病倒了。是在办公室正看稿子时发作的。当即被送到医院急诊，谁料一入院竟住了两个多月。这一回被扣上了5顶帽子：冠心病、心绞痛、右束之完全性传导阻滞，心神紊乱、频发窦性早搏。真个是“人到中年”，好在还没有“心肌梗死”。在医院中曾想到要给你复信，让我爱人找你那封来信以便接上话头，她却没有找见——因我的大孩子这时也患胸膜炎住院，家里乱得一塌糊涂……再次拖延了复信，让你久等，很为不安，特此申述，还望鉴谅。
这一次，就接这封信的话头来说吧。……从它成书过程和江流同志的评价看来，《春风秋雨》定然卓有份量。不要说我们之间作为朋友，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编辑，也是渴望能早日读见有特色的作品的。何况，我们之间不是普通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作为同志同行加朋友的关系，我对它的问世更是有义不容辞之责。请不要说什么“审阅”之类的话，我愿先睹为快，并当尽力设法使之早日付排。关于作品本身，我完全信赖江流同志的的估计……这里不谈了，只说如何谋求早日出版之事吧。我所设想的情况是：
最好它能先在刊物上发表。现在大型刊物这么多，总可以找到发表园地的。安徽之《清明》不知持何态度？我这里只认识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的人，北京出版社之《十月》，知道他们编辑之名，如张守仁、章仲锷等，但不熟识。因此，如你有两份底稿，其一可给我，转《当代》，请他们早日定夺；另一份，你可同时与《清明》《十月》联系，以免延误时机。
如果《当代》看中，或虽不发却相当肯定，则不妨与赵水金打交道，争取能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在人文出书，社会影响总要大一些。我也认识水金，可从旁促成一下。
至于上海，比较出得来一些，他们不像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老大，“萌芽”丛书搞得也活，而且他们对安徽关系较深。如有陈登科同志举荐，想来问题不大。如果你手头稿子有副本，不妨多路进行。反正是转托一个熟人，也算不得一稿两投，谁那里先决策就先给谁好了。
假使你只有一份稿子，则要考虑如何安排一下顺序了。我的意见是先难后易，即《当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十月》——北京出版社——上海“萌芽”丛书。
不知你的情况和想法怎样？手边有两份稿件，见信后即可将其中一份寄给我。我当尽快拜读。然后咱们信中联系，再看你何时来京为宜。手边只有一份原稿，则寄不寄来我有些把握不定。因为，我读后的观感即使你愿听取，却与出版无关，这样只怕延误了稿件能早日到达主管编辑手中的时间。不是我客气，推托，实是切望它能早日出版。在这个意义上，我早看晚看无所谓的。你以为然否，究竟如何，盼再来信。
……
我现在不厌其烦地抄录道怡先生的这段信，首先是感动，然后是汗颜，惭愧！
先生是倒在岗位上的啊！5种病啊！你还来烦他！先生还考虑得那么细致，那么周详！
后来我还是把稿子寄给他了，先生在百忙中又写了14页纸的信来！
我的所谓书稿与他的工作简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
我时常想，像我这样在《人民文学》上不了一个字的作者，都要烦先生写这么多的信，那么全国那么多的作家和作者，先生一年要写多少信啊！
收到先生最后一信，是在1996年的年初。20岁的儿子从外地寄一篇小说，我们先请鲁彥周先生看了，先生说好，说超过你们了。我们又寄给道怡先生看，他便写了信来说：
温泉的小说《无风的秋季》已收阅，总的感觉，相当不错。看来他汲取了你们两口子的艺术基因，且有新的发展。我准备将这一篇转给小说编辑室有关同志看看。
玲蒙虽闯海南，并还想写东西，令人钦敬；兄的爱好偏于书画，也让人羡慕；想来你们全家全能各有成就。相比之下，我这个编辑当得无甚意趣。在《人民文学》40年了，已算尽心尽力。帷望退休，得些自由。
后来便再无联系。
2016年的全国作家代表会上，道怡先生是我极想见的一个人。那天果然也同时和叶文玲一起见着了。我问了先生的地址和电话，只想每年给他寄去一份我自己的年历，表达我对先生的一份感念之情。
但也不知道先生收到了没有。
2019年9月16日，文苑
作者简介：温跃渊，1941年生于安徽肥东，195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64年从事文艺工作，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4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曾任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五、六、七届理事，安徽省报告文学协会会长。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20余部问世。举办过两次书画展，有《跃渊书画》出版。是撰写“小岗红手印、凤阳大包干、沈浩好村官”的中国作家第一人。著有《小岗纪事》《小岗风云录》《人民村官沈浩》《怀念沈浩》《沈浩故事》《沈浩与小岗》《见证小岗》等。2008年被小岗村授予001号荣誉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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