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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七月，燥热而潮湿，但这并不影响这座美丽城市所展现出的迷人风韵和独特魅力。西子湖畔，和风吹拂，杨柳依依，依然是一片游人如织的景象。
美丽的浙大校园玉泉校区坐落在西子湖畔的老和山下。校园内，绿草如茵，树荫如盖，一栋栋古色典雅的教学楼掩映在花草与树木之中。正值毕业季，即将离校的学生三五成群，穿着庄重的博士服、学士服，在校园主要景点旁拍照留念，用镜头记下特殊的深刻，定格美好的瞬间。
徜徉于校园，我的心充满了好奇与崇敬，这不仅是因为眼前这所高等学府所释放的一种特有的学术氛围和人文气质，还源于对一首歌的聆听、学唱和理解，这就是浙大校歌。
这是一首特殊的校歌，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传唱已近百年之久，歌名为《大不自多》,歌词出自一代国学大师马一浮之手，而促成它成为浙大校歌的，是当年浙大校长竺可桢教授。
浙大前身是“求是”书院，创办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实行近代科学教育的高等学府之一。学校历经沧桑，校名几经变易，1928年正式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1936年4月，一位身穿长衫，戴着深度眼镜，身材略显清瘦的中年男子来到学校，走向一片嘈杂之声的学校礼堂讲台。他就是竺可桢，一位声望卓著的地质学家。就在几天前，学校前任校长郭任远因镇压学生运动被赶走，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为稳定局势，缓和人心，接受了心腹陈布雷的建议，任命他为浙大校长。
竺可桢的到来，浙大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出生于1890年的竺可桢从小接受的基本上是新式教育，曾经留美8年，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从事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研究。确切地说，对突然降临的大学校长这一职位，他并没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没有经验，有的只是肩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脚下是一个无形的起点，他要从这里出发，带领一座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大学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高谈阔论，竺可桢把肩上的责任化成无声的行动，招聘名师，扩充院系，建设校舍，订立规章，整肃校风……上任伊始，他用知识分子特有的执着去诠释担负的使命。骚动的校园渐渐安静下来，教学、研讨、科研等都逐渐步入正轨。
然而，就在竺可桢雄心勃勃，决心建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大学之际，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山雨欲来，偌大的杭州城已经难以安放一张平静的课桌。为了保全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更为了让刚见起色的学校能够薪火相传，浙大被迫迁移。
1937年9月26日，星期天。这是竺可桢难以忘怀的日子，他要去杭州郊外天目山，为学校寻找一处安宁的教学之所。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行仅仅是一个开始，在随后的10年间，他不得不带领师生赴江西，走建德，过吉安，上宜山，抵遵义，先后五易校址，行程5000多公里，过起“流亡大学”的生活。后人感叹称之为中国教育史上的“文军长征”。
战火纷飞，大江南北满目疮痍。然而，罪恶的战争却始终没有扼杀掉这朵在风雨中顽强生长的高校之花。迁徙虽然历尽千难万险，却没有阻挡竺可桢办学的信心。每到一地，他首先做的是两件事，其一是寻找可以作为教室和师生宿舍的房舍，解决师生学习和生活所需，不耽误开课教学；其二是招聘人才，扩充师资。在竺可桢的努力下，马一浮、陈建功、苏步青、王金昌、谈家桢、贝时璋等一批年轻有为、品学兼优的教师汇聚到他的麾下，成为学校教师骨干力量，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血雨腥风，学校如风浪中一艘航船，艰难前行；颠沛流离，浙大竟奇迹般地日益壮大。学校从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抗战结束后，一跃成为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等7个学院31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教授、副教授增加了3倍，学生增加了4倍。学校不仅陆续培养出1300多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还涌现出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学子。“流亡大学”不但经受住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反而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大学，跻身当时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
一个人改变了一所学校的命运，甚至影响一个时代的学风，而支撑这个人的内在力量除了他的精神和品格，还在于他坚守的办学理念。浙大在战火中得以生存、扩展，与竺可桢秉持和倡导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身为校长，他始终不忘开放、开明，民主、自由的办学宗旨，积极践行浙大所持有的“求是”学风。
1938年11月，浙大迁移到广西宜山。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远离战火，民风淳朴，学校得以有暂时的安定之所。在这里，竺可桢正式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同时决定请人谱写一首校歌，进一步凝练浙大精神，弘扬浙大学风。
为慎重起见，他决定邀请他曾经“三顾茅庐”聘请的本校教授、著名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来担当作词重任。
马一浮，浙江绍兴人，曾经留学美国、日本，精通文史哲，有“儒学三圣人之一”之称。
接到邀请后，这位孤傲的国学大师没有辜负同乡校长的信任，夜以继日进行创作，很快就将歌词交于竺可桢手中。
歌词用文言文写成，共有149个字，18句，四字联句，共分三段。第一段就以不凡的气势道出了大学应有的精神，阐明为学世界观：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
惟学无际，际于天地；
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
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
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
第二段和第三段分别说明了浙大“求是”校训的真谛和浙大的使命。
马老先生对自己所作的校歌歌词是比较满意的，送交歌词后，又有些担忧，歌词中多处用典，典故又多出自《易经》，《礼记》《庄子》等先秦古文经典，如果不了解出处，仅从字面理解，也许有人难以领悟其真正的含义。于是在提交歌词的同时，他又附上一篇长达两千多字的文字，对歌词各个段落以及词中所用典故的含义和用意，一一作了说明。
马一浮先生在说明中首先提出了对校歌歌词的理解：
学校歌诗唯用于开学毕业，或因特故开会时，其义不同于古。所用歌辞，乃当述立教之意，师弟子相勖勉诰诫之言，义与箴诗为近。
在说明中，他特意对“求是”作了进一步解读：
以求是书院为前身，闻已取求是二字为校训。今人人皆知科学所以求真理，其实先儒所谓事物当然之则，即是真理。事物是现象，真理即本体。理散在万事万物，无乎不寓……故谓求是乃为求真之启示，当于理之谓是，理即是真，无别有真。
在说明中，他直言不讳道出了心中的担忧：
歌辞中用语多出于经，初学不曾读经者，或不知来历，即不明其意义。
149个字的歌词，写了两千多字的说明，足见一代国学大师对创作浙大校歌的慎重态度。
竺可桢接到歌词，十分欣赏。歌词含义深远，从传统国学的角度，不仅对大学的精神、使命进行了解读，更重要的是，对国立大学校训“求是”进行了准确定义和精辟论述。“昔言求是，实启尔求新；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已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所谓“求是”，实际上是启发你追求真理，为学要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努力，才能成为天下经纶之才；别认为已很正确，不要认为已经找到真理，而要不断地去追求，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不正是自己所想表达的思想和办学理念吗？他也担忧，歌词虽然含义深远，但歌词文字过于艰深，有人恐怕一时难以理解。于是，思虑再三，他决定召开校委会，将歌词提交会议讨论。
校务会上，马一浮先生的歌词果然引起一些人的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这首歌词用的是文言文，用典太多，艰涩难懂；其二，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歌词中没有涉及抗日救亡内容。
竺可桢校长经过反复斟酌后认为，这首词虽然文理艰深，但含义深远，体现了浙大所追求的精神；同时，作为大学的校歌不应拘于时事。于是，他耐心说服了校务会上持不同意见的人，又聘请著名作曲家、时任国立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应尚能先生为歌词谱曲。浙大校歌由此诞生。
那天，冒雨去浙大紫荆港校区校史展览馆参观，我终于见到了照片中的马一浮教授。老先生戴着深度眼镜，八字胡，不苟言笑，一副典型国学大师的派头。他的照片下方，是那首排列整齐的浙大校歌歌词。一旁，一部老式留声机正循环播放着校歌优美的旋律。
在浙大校园如茵的草坪上，我久久凝视着竺可桢校长的铜像。
这是一尊近两米高的全身铜像，竺可桢校长手持一根拐杖，目光炯炯注视着远方。铜像背后是一排古典式建筑群，那里有浙大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室；铜像前摆放着几束鲜花。鲜花不知何人摆放，枝叶虽然有些干枯，却依然散发出丝丝幽香。
在浙大历任校长中，竺可桢是校园内唯一一位塑立铜像的校长。斯人已去，一尊铜像寄托着浙大学子对老校长的一份怀念，更寄托着对这位以“求是”立学的一代宗师无限的敬仰。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声，从老和山下，到西子湖畔，袅绕在美丽的浙大校园上空，铜像塑造的竺可桢校长似乎也在侧耳倾听。
校歌不只是一组歌词，一串音符，一段旋律，更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一种追求和文化之魂的浓缩和呈现。
秉承“求是”精神，感受校歌熏陶，一代代浙大人在歌声中成长，在秉承“求是”学风中学有所成。他们从这里起步出发，奔向各地，成为栋梁之才。
今天，无论吟唱还是聆听，我都深深感受到，浙大校歌不仅凝聚着国学深厚的传统思想精髓，充满着厚重的中国古典美学气息与哲学思想精华，更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现代办学思想和理念。正因为如此，浙大校歌拔群迥异，传唱百年而不衰，为一代代浙大人所钟爱。
作者简介：姚中华，现为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安徽省作协会员，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常务理事，淮北矿区作协主席。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清明》《诗歌月刊》《散文百家》《经典美文》《阳光》《安徽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200余篇。著有散文集《凝望与行走》,长篇人物传记《桓谭传》,曾获孙犁散文奖、第五届长征文艺奖、安徽省金穗文学奖，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提名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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