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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有一个比较文雅的大名，叫张秀英。但我们娄庄的人，一般都叫她大妮子。这小名可能与母亲的身体有关系，她长得五大三粗，椭圆脸，大眼睛，高鼻梁，我二舅跟她最像。
母亲十九岁嫁给我父亲，是我爷和奶用破马车从沙河北面的殷屯拉回家的。那是1943年，河南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老百姓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家穷啊，三间破草房七窟窿八透气，一家人吃糠咽菜。听母亲讲，她和我父亲的新婚之夜，睡在麦秸窝里，那头还躺着我小叔（他当时也就七八岁，因为没有多余的床和被子）。母亲嫁到我家的当天，就洗衣做饭，伺候公婆，抱哄我小姑（她当时才两岁）。哪像现在的新媳妇，年儿半载没做过一顿饭。
母亲41岁生下我，前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我大姐十一二岁时，上前街喊去理发的爷爷吃午饭，中途下麻脸坑洗澡淹死了。我因为年纪小，一点儿也不记得母亲是如何因痛失爱女而伤心欲绝，又是怎样渐渐挺过来的。我长到好几岁的时候，只记得夏天的屋后，母亲和我大娘、花神坐在我家屋后大柳树下的凉阴里缝被子，相互说说笑笑，渴了让我拿小桶到当街水井里打水喝。
我父亲患有严重的气管炎，一干重活就喘不上气儿，只能当饲养员，一天6个工分，不及一个女劳力。我爷在我出生的前一个月里就去世了，我奶、父母加上我们姊妹5个，一家8口子人，主要靠母亲挣工分。为了多挣两分，母亲总是干重活儿、脏活儿，单独一个人拉土坯、拉牲口粪。分单干后，哥中专毕业后分到偏远的杨店工作，姐已经嫁人，我和两个妹妹都在上学，二十多亩地基本上都是母亲一个人干。她自己学着犁耙耩种、撵磙扬场，一个人一趟子一趟子地锄地、割收。她前半辈子所受的苦累、流的血汗，不知有多少。我现在想起这些，就禁不住地鼻子发酸、泪水滚落。
父亲干不动活儿，脾气却很大，动不动就打骂母亲。奶奶活着时，她一跟他告状，父亲就随手掂起鞭杆、树棍，嘴里粗鲁地骂着，手里劈头盖脸地打母亲。母亲从不还手，只是委屈地痛哭。我那时很想不明白，母亲人高马大，父亲又是个病秧子，她为啥就不还手哩？如今想想，可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女人，受三从四德影响重原因吧。但细想想，还是母亲太善良太宽厚，不是那种黑心烂肺的、死口八烈的、歪搅胡缠的泼妇。另外她比父亲大一岁，处处让着他，哄着他，疼着他。
说到善良宽厚，母亲像我小姑和二妗子一样，凡事想着吃亏。做好吃的了，比如包饺子、煮花生了，总要给左邻右舍有老人的人家端一碗，让他们尝尝鲜。小孩儿闹气打架，她总是怪我们，吵我们，一点也不护短。借人家米面，还的时候总是往多的满的还，生怕人家吃了亏。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家里的生活逐渐富裕了，不缺吃不缺穿，还翻盖了新房。嫂子给母亲生了个孙子，她高兴得见天合不拢嘴，一天四五顿变着花样做好吃的。那是三伏天呀，做饭后嫌热，她就用压井的凉水冲洗。一年以后，患了高血压、脑溢血，连住几次医院，就留下后遗症，左半身子不灵活，走路拄着拐杖。我和哥叫她和父亲一块到城里住，她总是住几天就嚷着在高楼大厦里住不习惯，便搭班车回家了。父亲自她得了病以后，对她好百倍，再也不打骂她了。然而意想不到，幸福日子才刚刚开始，她就突然离我们而去了。那天傍晚，一头猪拱院子，她慌着去撵，一头跌倒在地上，一根烟的功夫，便停止了呼吸。根据她当时手抓胸口的情况，我猜想她并不是死于脑溢血，可能是死于心肌梗死。可怜她走得那么急、那么匆忙，竟没留下半句遗言！
母亲去世已经34年之久，她仅仅活了59岁。她在世的时候，没坐过火车，没吃过山珍海味，没穿过绫罗绸缎，甚至没照过一张哪怕是黑白的相片。她有的多是受苦、受累、受气！她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擦屎把尿地拉扯大五个儿女，供我们读书，其中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学。母亲的一生是短暂的，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她作为一个母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辛勤付出，让我们无法报答，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我只能常常回忆她的音容笑貌，感念她的温爱慈善、忍辱负重和勤劳简朴。我只有牢记母亲“要厚实、心眼好”的告诫，活得忠诚老实、勤恳耐劳和光明磊落，才能让她——我受苦受累没享过几天福的母亲，在九泉之下安息！
作者简介：曹进勇，男，50岁，现在河南省确山县刘店镇初中执教。河南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确山县作家协会会员，曾发表过新闻稿件、文学作品300多篇，其中《挡嫁》获《小说选刊》第二届全国小说笔会中篇小说一等奖，《小毛的时来运转》获《当代华文文学》优秀作品评选短篇小说一等奖，《同桌的你》获《天中晚报》同题优秀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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