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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十多天了。
这一个多月来，从父亲弥留之际的寸步不离和默默祈祷，到父亲刚离世时的痛彻心扉和手足无措，再到操办丧事中的应接不暇和纷繁忙乱。随后，按照关中丧葬习俗，连续三个晚上到陵园“打怕怕”，回谢一些重要的亲朋。生活慢慢恢复正常的时候，父亲的“五七”祭日也已经过去了。
这个时候，才真正有时间去念想和难过。
有时候多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醒来却发现人去楼空，音容不在。
坐在父亲曾经长年坐过躺过的长沙发上，看着门上的挽联、墙上的“七单”，以及喷绘有我专门写给父亲的祭文和父亲生前照片的展板，这时候才真正意识到，我的那个少言寡语无事无非的老父亲，那个忍受病痛折磨却从不声张呻吟的老父亲，那个挚爱秦腔一辈子、经常坐在院子里拉板胡的老父亲，那个为我们姐弟四人辛苦操劳一生的老父亲，真的与我们阴阳相隔，去了遥远的西天。
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便不由自主地袭来，任凭思绪阵阵回溯，在无尽的悲伤中，泪水便模糊了我的双眼。
父亲走得很安详，安详得如同没有得病一样。
父亲走的前十来天，他平时顿顿要吃的降压药和排毒药，已经基本停止了。给他喂饭、服侍他休息的时候，尽管他已经无力到吐不出哪怕一个字，但还是会轻轻点点头、摇摇头，或者摆摆手。再后来，意识逐渐模糊，除了偶尔睁开眼和微弱的呼吸外，汤水已经无法下咽。舅爷趴在父亲的耳边，大声呼喊父亲名字时，父亲已没有了任何知觉。
父亲临走前的下午，妻子拉着父亲骨瘦如柴的手，流泪满面地坐在父亲的床前。妻子对父亲许诺，“我会全力把你的两个孙女孙子培养好，爸你就放心吧！”那一瞬间，父亲突然流泪了。这或许就是父亲给我最后的交待吧。
十多年前，有一段时间，父亲晚上总是睡不着，失眠得厉害。大家想了许多办法，也曾多方寻药，均没有多大效果。后来，父亲看电视广告上宣传褪黑素，据说能够有效提高睡眠质量。姐姐说，父亲当时买了很多褪黑素，睡眠是好了，可是副作用也很明显，对肝肾功能造成极大损害。这为后来父亲长期遭受肾病折磨埋下了祸根。
十年前，父亲有一次突然跌倒在厨房，当时他口角歪斜、四肢麻木，多亏及时送到铁二十局医院才算化危为安，一查得知是患上了脑梗。从那以后，每年父亲都会两三次到医院做保养。头几年，尚且有效果，住几天医院，人就恢复差不多了。但后来病情一年重于一年，严重时流口水、讲话不清，甚至正在吃饭时，他就会突然大笑不止，过一会儿又会恢复正常。从那以后，父亲去医院的次数多了，话变少了。伴随着高血压和脑梗，他又患上了肾衰竭。
前年年底，我在南方出差期间，父亲不幸摔倒，导致右胳膊骨折。我是出差回家时才知道的。父亲不让姐姐告诉我，怕我过于牵挂而影响工作。回家后，看到父亲因瘀血而发黑的大半截右胳膊，看到他在床上痛得只冒虚汗、无法翻身时，我心如刀绞，马不停蹄地寻医找药。六大（父亲的六弟，我们称为大大）听说后，带着我专门跑到兴平，在名气很大的张氏骨科那儿，抓了一大包专治跌打损伤的药。后来，我又带着父亲，到富平朱老二骨伤医院看病。从那时起，每天三顿，父亲都不得不喝一大把的胶囊、药片及叫不出名字的汤药和中药。
父亲一生好强，不愿意给我们子女添麻烦。伤筋动骨一百天。躺时间长了，他就想起身，有时候我和姐姐们刚想伸手，父亲就板起脸来阻止，可是自己又无法动，只好无奈地睁大眼睛看着，让我们扶他起来。右臂不能动，父亲竟然学着用左手吃饭，有时候勺子就在嘴巴边上，但就是送不进嘴里。给父亲喂饭，父亲又不肯。最终，倔强的父亲还是学会了用左手吃饭。
到了前年，肾衰竭成了父亲最主要的病。由于父亲年事已高，且病情复杂，加之自身排毒困难，时不时会出现脸脚浮肿的状况，住院就成了隔三差五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今年春节期间，疫情肆虐，在陕中附院住院时，父亲的肾病已恶化成尿毒症，血肌酐高得吓人。当肾病科李小会主任专门把我们姐弟召集一起、下达父亲病危通知单的时候，我错愕不已，而姐姐们在楼道里早已难过得泪流满面。
再次出院时，已是五月，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看到父亲恢复得不错，胃口也挺好，我们都相信奇迹一定能发生。可是，人是扛不过命的。多年的病症，导致父亲每况愈下，记忆中的那个虎背熊腰、力大如牛的父亲，那个轻而易举就能扛起一大麻袋粮食的父亲，体重已经减到了可怜的八十来斤。
“人不受罪了”、“你爸走了就解脱了。”父亲离世后，亲戚或者乡党们安慰我时，我呆呆地听着。理智地说，人终有一去，无论我们接受不接受、愿意不愿意。情感却告诉我，这个生我养我最疼我的人，如同我深爱着他一样，将永远地存活在我们身边。
直到父亲去世后，在前来吊唁的亲朋和前来帮忙的乡邻口中，我才知道了许多未曾听说的关于父亲的事情。
父亲的一生，如同中国千千万万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是经历中国社会历史巨变的一生。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这段历史其实无法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作为庄稼人，靠天吃饭，靠命存活，他们挑起了生活的担子，闹饥荒、定成分、搞运动，全让父亲这一辈人赶上了，他们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煎熬，最终也在晚年享受了天伦之乐。
父亲出生于抗日战争后期的1944年，童年时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初期。新中国成立后，他有幸接受了文化教育，于1954年至1963年上小学和初中，于1963年至1966年在咸阳市第三中学读高中。听与父亲同辈且一块上过学的英武爷说，父亲记性好，脑子活，老师课堂上往往只讲一遍，他就能完全掌握。
父亲生前曾经不止一次给我们提到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从1959年至1961年，因干旱导致的粮食减产，带来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那时，父亲仅仅只有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春夏秋三季还好对付，主粮不够吃，还可以吃红薯、地瓜等杂粮，各种野菜也被人们抢挖一空。再差点的，红薯蔓、嫩玉米芯，甚至树皮也可以凑合着吃。最愁人的是冬天，地面空无一物，万物凋敝，人们就到处挖老鼠洞找粮吃。父亲说，1960年过春节的时候，家里没有粮食，没有办法，只得与爷爷奶奶四处借，最终靠半斗粗粮，算是过了个年。
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年代，对父亲和他的同辈来说，是生不逢时的。高中毕业后，文化大革命正席卷全国，高考已被取消，父亲只好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成为一名农业合作社社员。此后1971年，由于农村知识青年身份，加之工作表现突出，父亲被生产队指派做出纳工作直至改革开放。
我还清楚地记得，80年代每天白天收工后，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准备睡觉时，父亲依然点着煤油灯，坐在桌边，在生产队的账本上，一笔一划地写着记着，直到很晚很晚。对公家的事，父亲向来很负责任，也极其细心，小时候我曾经翻看过父亲写的账本，字迹工整清秀，甚至找不到一处涂抹的地方。
后来，我从部队转业进入财政部门工作。有一次，父亲回忆自己一生，感慨地说，自己无论是在生产队当出纳，还是帮乡邻婚丧嫁娶分管礼房账单，几十年间从未出现丝毫差错，更没有拿过公家的一分一文。父亲告诫我说，“农民娃能端上公家的饭碗不容易，咱千万要心正行端，洁身自好呀！”
父亲一生长在农村，整天与黄土打交道，作为农民，他是勤劳、本分而又称职的。他对农时节气、耕种时机、土地肥力的把握，总让我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也改变了农民没文化的偏见。尤其是每到龙口夺食的麦收时节，父亲总会停下一切与夏收无关的事务，提前磨镰、光场、买草帽。因为家里有7亩多地，爷爷年事已高，母亲身体不好，三个姐姐本身力单，而我当时又太小，所以，对我家来说，夏收真正考验的只有父亲一人，但父亲从来不会抱怨什么。开镰时，天地间热如蒸笼，父亲总是第一个走进麦田开始收割。等割完麦子，又连夜用架子车拉回麦场，再开始充分晾晒，待几天后麦秆干透，又昼夜不停地用脱粒机打麦子，再利用晴好天气晾晒脱壳的麦子。等麦子收完、玉米种进地里，整整一个月的夏收才告一段落。而这时，丰收的喜悦总会出现在父亲晒得黝黑的脸庞上。
父亲去世后，几位上年纪的长辈说，父亲人聪明，脑子活，大家都说他“点点稠”，就有了“灵娃”的外号。但父亲脾气不好，也不太喜欢这个外号，也就没有人敢当面说。但父亲的好学肯钻，我是感同身受的，更是心里暗暗佩服的。父亲虽然只是中学文化，也从来没有学过基建，但改革开放后，因经常到工地打些零工，他硬是靠自己的刻苦钻研，掌握了工程建设方面的技术，也开始承包一些小工程，使我家早早成为全村有名的“万元户”。虽然没有专门学过木工，但因经常看爷爷干木工活，硬是将砍、刨、凿、锯等木工的十八般武艺全部掌握。1987年家里盖二层楼时，从结实大气的门窗，到美观实用的书柜等家具，全是父亲凭一己之力打造的。
父亲一生经历无数次挫折，但他始终是坚强的。作为家中独子，父亲无兄无弟，无姐无妹。父亲32岁时，祖母离世；55岁时，我们的母亲因突发先天性心脏病含笑九泉。面对生活的重担和困难，父亲孤独无依，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但他始终百折不摧，达观待世，更是从来没有在我们子女面前流过眼泪。
为了家庭，他常年风里来雨里去，起五更睡半夜，胼手胝足，辛苦劳作。改革开放后，为了早日致富，父亲还学过手艺，上过工地，没日没夜，流血流汗。他对生活的那份热爱，他超然大度的人生态度，他虽然一生受尽苦难和不幸，却为人正直、公道无私，生性淡泊、谨言慎行，恪守本分、无事无非。他的美德一直并将永远教育并影响着我们。
父亲爱秦腔爱了一辈子。
父亲去世后，两寺渡剧团刘淑英、冯慧珍两位阿姨前来吊唁时，见到我们姐弟，一把抱住我们，失声痛哭地说：“我冯老师不在了！”“我冯老师不在了！”她们满含热泪地回忆着过去，诉说着父亲给她们教戏的一幕幕。年轻时，她们都曾是父亲手把手指导的徒弟，如今也已满头白发。
父亲安葬前的两个晚上，由父亲参与创办的两寺渡剧团以及姐姐们专门请来的兴平县剧团，连续两个晚上在灵前为给他唱戏。“满营中三军齐挂孝，旌旗招展雪花飘。白人白马白旗号，银弓玉箭白翎毛……”一曲《唐王祭灵》唱得悲悲切切，寄托着我们无尽的哀思。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那把陪伴父亲几十年、似乎仍然保留父亲体温的板胡静静地立在墙角。抽屉里，有父亲常听的秦腔名家的唱腔碟片，有父亲曾认真研习、介绍板胡演奏技法的书籍、曲谱，还有父亲调试板胡所剩的琴弦。我曾看过他一笔一笔工工整整抄写的曲谱，虽然不太懂，但总觉得，那是倾注了父亲心血，是穿透纸背而永远闪耀他的风采的。
关中人对于秦腔的热爱，与陕北人对于信天游的热爱一样，是人们对生命、对人生、对历史的思索和情感表达，更是内心深处情感交集时释放和宣泄的最有力的呐喊。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没有电视、网络和手机，绝大部分的人爱听戏，是天然形成的。一辈又一辈的关中人就是在这样激昂悲壮的戏曲中，渡过苦难和煎熬，一路呼喊着走向前。
我始终没有爱上秦腔，但耳濡目染，也从父亲常听的戏曲磁带和碟片上，从下雨天挤满屋子的学戏人的口里，从父亲那些有关秦腔的书中，知道了西安易俗社和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知道了如雷贯耳、妇孺皆知的任哲中、马友仙、肖玉玲、雷开元、郭明霞、李爱琴等秦腔名家，知道了一些经典剧目，武戏如《辕门斩子》《长坂坡》《白蛇传》《下河东》等；文戏如《三滴血》《周仁回府》《铡美案》《五典坡》《三娘教子》等，还有折子戏如丁良生的《打镇台》、齐爱云的《打神告庙》、孙存碟的《拾黄金》、李小峰的《华亭相会》等。有些唱词，比如《三滴血》中“虎口缘”一段贾莲香的唱词：“空山寂静少人过，虎豹豺狼常出没，除过你来就是我，二老爹娘无下落，你不救我谁救我？你若走脱我奈何？常言说救人出水火，胜似焚香念弥陀……”；《周仁回府》中“夜逃”一段周仁的唱词：“夫妻们分生死人世至痛，一月来把悲情积压在胸中。今夜晚月朦胧四野寂静，冷凄凄荒郊外哭妻几声……”还有“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王朝传来马汉秉，他言说公主到府中……”等都是我念念难忘的。
父亲故去后，我从冯强文校长（我小学时的校长、老师，两寺渡村村史撰稿人）编纂的《两寺渡剧团回忆录》中，找到了一篇父亲所写的自己与秦腔结缘一生的回忆。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村很久就有习武和唱戏的传统。父亲说，他上小学时，村里就成立了剧团，每天都在学戏、练戏、排戏。父亲艺术天分极好，很早就喜欢上了二胡。上咸阳三中时，父亲学会了识谱，学会视唱，能熟练地看谱唱歌，还学会了拉风琴，二胡、板胡拉得更是熟练，成为学校文工团、宣传队乐器组的主力之一。据父亲说，从那时起，他爱上了秦腔，并且无论什么歌舞都会伴奏，学会了以谱定调、以调定弦，板胡、二胡也能变调伴奏了。
高中毕业后，进入人民公社时代，父亲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和二爷、建文爷到大队剧团为演员伴奏。时间不长，不到20岁的父亲，便因为功底好、会识谱，成为大队剧团的“头把弦”。父亲坚持改变以前的老套路伴奏，为统一按谱伴奏，使整个剧团伴奏耳目一新，演唱水平大为改观。他曾参加了所有出演剧目的音乐设计和曲谱整理工作，参加过秦腔《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白毛女》等8大样板戏和《梁秋燕》《三世仇》《一家人》等现代戏的演出，为大队剧团走出当时的公社和咸阳市立下了汗马功劳，曾多次在兴平、武功等地巡回演出，并在陕西省文艺调演中赫赫有名。
特别是为了排演音乐伴奏变动较大的革命现代戏《三世仇》，从西安五一剧团索回曲调后，父亲就将曲谱用毛笔抄写在大纸上，让乐器组一句句口读心背，硬是将全本戏按谱练熟。公开排演时，两千平方米的戏场挤得严严实实，十里八乡看戏者围得水泄不通。在村农历十月初一古会上演出后，群众好评如潮。咸阳十中的领导闻讯后专程邀请到学校再演，公社党委又让剧团在全公社巡演。当时，我们联盟公社南寺村过庙会，原本请的是市大众剧团的《三世仇》，公社党委书记最终动员大众剧团放弃这场演出，而改让两寺渡剧团演自己编排的《三世仇》，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专业剧团观摩业余剧团演出的盛况奇闻。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两寺渡剧团一时声名大震，并被当时咸阳领导点名在市工人文化宫演出一周。后来，还专程赴省城演出，唱红了西安。
板胡声声，是父亲喜怒哀乐最生动、最直接的倾诉。我的记忆里，一年四季、冬来暑往，父亲常常在家里练习板胡，一拉就是几个小时。父亲不仅会拉板胡，还会调试板胡，板胡如同他珍爱的孩子，是不轻易让我们乱动的。正是他孜孜不倦对板胡的热爱，和坚持不懈的毅力，使他的板胡演奏炉火纯青。他的板胡演奏抑扬有度、刚柔相济、潇洒稳健、音韵纯正，右手运弓松弛、自由、大方。毫不夸张地说，父亲虽然不是专业出身，但他的板胡技艺却远远在一些专业人士之上。我印象最深、听过最多的是《秦腔牌子曲》，父亲演奏得悠扬婉转又热烈奔放，或缓或急，或轻或重，或抑或扬，或顿或畅。拉板胡时，父亲左手抚弦、右手持弓，头或仰或颔，面部的表情时而轻松愉悦，时而沧桑悲凉，时而又豁然明快……身子随旋律的高低轻微晃动，那陶醉的神情让我永远无法忘怀。
父亲爱秦腔，也热衷于培养青年才俊，乐于为十里八乡的戏迷搭板拉弦作指点。我能记住的，那时我们村上有许多人在学唱戏，其中就有二姐、知了、富荣等好多姑娘。每当雨雪天气，干不了什么农活，大家就纷纷走进我家。母亲自然会热情地迎进屋端茶倒水，父亲却很严肃，显得一本正经的样子。唱得好的，父亲拉板胡就很投入，甚至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他从不会当面表扬，顶多会露出欣慰而不易察觉的神情。而对那些五音不全、出口跑调的，父亲却不会客气，会突然停下板胡，板起面孔说“快包唱了，你这是唱的啥嘛。”个别脸皮薄、年纪轻的女孩子经父亲这么一训斥，脸上挂不住，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唱也不是不唱也不是。事实上，如果只求亮亮嗓、解解乏、过过瘾，完全可以在田野里、在自己家里乱吼乱叫，唱得再不地道，也没有人笑话。但父亲俨然是把秦腔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既然练习就要规规矩矩，严格要求。即便这样，那些挨过训的戏迷，也不会太在意，下来会加紧练习，下次还是会成群结队地来到家里，认真地听父亲的讲解分析，一丝不拘地练习演唱。时间长了，对角色的认识理解加深了，对演唱情绪和唱腔把握更准了，演唱水平也就自然提高了。
“我在农村，为秦腔劳心、劳力、劳神一生，这是我一生的快乐。”父亲是土生土长的民间艺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演奏家。他服务的对象就是渭河岸边的乡里乡亲。大队剧团解散后，割舍不下对秦腔的情感，父亲又和剧团的艺人们，自发组建了自乐班，经常到广场、公园联欢伴奏，以一己之力守护着这一古老的剧种。后来，有了电视，陕西电视台每周《秦之声》栏目，以及连续多年的电视秦腔大奖赛和“戏迷大叫板”比赛，更成为父亲的最爱。
这些年，父亲疾病缠身，前年摔伤后，再没有机会拉拉他心爱的板胡。有一次我用轮椅推着父亲去公园散心，刚好村里“自乐班”在联欢。大家大老远就看见父亲来了，纷纷走上前来，有的问“冯老师，好久不见你，这是咋了”，有的说“冯老师，快快好起来，咱还得好好耍几年呢！”父亲勉强地应付着，眼神里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奈。或许父亲早就明白了，板胡和秦腔，这一生最大的爱好，离自己真的是渐行渐远了。
作为儿子，我始终是心怀惭愧的。
我年幼时，父亲脾气很暴躁，经常因一些小事向母亲发火。母亲除了流泪，只能默默忍着。为此，我曾刻意疏远父亲。成人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父亲产生过很深的成见和误解。
父亲学生时代，曾经有两次跳出农门的机会。有一年，上面来招考飞行员，当时父亲体检、政审和文化考试都已通过，但爷爷奶奶听到后不愿意，父亲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后来，咸阳组织各校文艺演唱比赛，由咸阳市人民剧团名师担任裁判。演唱会后，父亲崭露头角，受到市人民剧团的青睐，专门来人和父亲谈话，想调父亲进剧团。爷爷奶奶又劝父亲专心读书，父亲理解他们的苦衷，也就再次放弃了。多少年后，当我埋怨父亲可惜这么好的两次机会时，父亲却动情地说：“你爷你婆就我这一个孩子，我不能远走高飞，撒手不管他们呀！”他又很坦然地告诉我：“那时候整天吃不饱，城里工人工资很低，下班后还到村子到处找吃的，当农民至少吃穿不愁呀！”
后来，我长期在外求学，大学毕业后又远赴祁连山下的军营工作，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除了平日里一些非说不可的话，算起来，很少与父亲有深入的交流，有时真的如同有人总结的“既亲近又陌生，既神似又敌对。”
随后，父亲又患了脑梗，大脑萎缩严重，他越发沉默寡言了。这两年，父亲病情加重，我们的交流有时候简洁到了一两个字的程度。每次看到父亲迟钝而无奈的表情，我不得不欲言又止。我心里暗暗流泪，不为外人所知，愧疚感愈发强烈，我是真的错过了走进父亲的机会。
在传统思想较为严重的农村，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父亲生前是最疼爱我的。记得儿童时代，村里每年农历十月初一过古会唱大戏，台下人山人海。父亲在台上拉板胡伴奏，休息时他会从母亲怀中接过我，让我坐在舞台上观看。我年幼时身体不好，经常发高烧，父亲会心急火燎地骑着28加重自行车，在正午太阳最毒的时候，托着我去乡卫生院看病。再后来，父亲会突然教我认识简谱，还曾专门问我想不想学板胡，想传艺于我。我不喜欢闹腾，当然对秦腔这种大吼大叫的戏曲没有兴趣，也就拒绝了父亲的好意。
父亲虽然脾气不好，但一生中他从来没有向我们姐弟发过火，甚至连一句批评指责的重话都没有。记得我小时候很是淘气，一年夏天，曾经把别人地里的一棵玉米掰下来，不想人家就在地里蹲着，一下子抓了个现行。而这家人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在村口大吵大闹，引得全村人围观看笑话。我自知理亏，躲在人后不敢声张。从来不肯求人的父亲，在众目睽睽之下，硬是厚着脸皮向人家笑脸求情，叔长叔短地央求着。就是这样，尊严受到严重打击的父亲，事后也没有说过我。如今，每想到那个场景，我就不由得心如刀绞，我曾经让父亲受了多大的委屈，那时哪怕他打我一顿，或许现在我心里也会好受许多。
我初中毕业时，考上了高中。但当时面临着上农村高中和城市高中的选择，我当然不想上农村高中，就告诉了父亲。过了不久，父亲突然高兴地告诉我，“你上厂矿高中的事已经办好了，也没有太费事。”那段时间，我像个无事人一样，整天无忧无虑地与几个好朋友闲玩。而父亲整天骑着自行车跑出跑进，岂不知当时为了我上学的事，他费了多少口舌。
爷爷在世时，曾经无数次埋怨父亲，让我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去外地上学、去外省工作。但面对爷爷指责的时候，父亲总是沉默的。那年我考上大学、终于跳出农门时，父亲很是欣慰，依我理解，或许更多地源于我圆了他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想。
父亲后事处完后，我整理书箱时，发现了好几封我从军时父亲写的信。其中有一封的内容，今天读来，尤为令我感动。那应该是我刚到部队、负责部队新闻宣传工作不久，训练抓得很紧，自己有点吃不消，曾多少向父亲透露过一些情况。父亲回信说“得知你最近训练很累很忙，这是很正常的，作为解放军中的一员，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锻炼，才能具备军人的素质，笔下才能写出真正反映部队生活的好作品。著名作家柳青在长安县黄甫村锻炼，一干就是几年，他每天和社员一起，按时上工，什么脏、重、累活都干，终于写出名著《创业史》。所以，你要理解正视目前的训练，不能有畏难情绪，再有一个月左右训练即将结束，好好再坚持一下。”
为了支持我的进步，交往圈子并不广的父亲，竟然找了好几个在军区工作的亲戚或熟人的联系方式，在信中让我经常联系。可我竟然没有放在心上，均不了了之。可是每当我汇报自己工作取得成绩、立功受奖的时候，父亲总会欣慰不已，亲自把奖状贴在墙上。
后来，我成了家，也有了孩子。平时父亲总是按时接送孙女，耐心地给她辅导作业。每次妻子和孩子到部队探亲，父亲也总是亲自把他们以及沉重的行李送上车。儿子出生时，父亲抱孙子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他高兴地合不拢嘴，一生节俭、从不乱花钱的父亲亲自买来瓜子、喜糖和啤酒，发给前来贺喜的乡党们……
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他深爱的人间和他的亲人。如今，父母都离开了我们，我在45岁这个人生中年时期，真正成了一个再没有人疼爱的孩子。
父母子女一场，或许真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别离。但我知道，有些深情，需要一生回味；有些过往，将深藏心底。那熟悉的板胡声，将永远回荡在我每个无眠的夜里……
而我只愿，天堂里再无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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