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胶东半岛范围内，“薛家岛薛氏”（薛家岛村现在青岛西海岸）可称望族。其家族不仅在明代有封侯之赏（阳武侯薛禄），且支派众多。其中，莱阳照旺庄镇河马崖村的薛氏，就属于薛家岛薛氏的分支。
对此，民国版《莱阳县志》记载道：薛氏，贡氏（士？）焯之族，其先薛家岛人，初居三区薛村，后再迁河马崖村，崇祯末有贡士塽。
这里所说的“贡士”，指的并非会试之后、殿试之前的学子，而是“贡生”。在明清时期，“贡生”一般也称作“明经”。同样是在《莱阳县志》当中，一篇专门的传记在提到薛塽的时候，称呼就是“薛明经塽”。
贡生，虽然也已具备做官的资格，但与进士、举人还是有明显差距。因此，县志通常很少收录贡生的传记，除非他有特殊的事迹。而贡生薛塽之所以能青史留名，主要与他在莱阳“癸未邑难”中的一段感人而又惊心动魄的经历有关。
所谓“癸未邑难”，指的就是明崇祯十六年（癸未）二月莱阳县城被清军攻破而蒙难之事。此前在崇祯十五年，皇太极命阿巴泰率军入塞劫掠，北直、山东众多州县都遭受涂炭。实际上，在当年的闰十一月，清军就曾攻打过一次莱阳。由于城内军民坚守不屈，对方只能悻悻而去。但转过年之后，清军纠集重兵，卷土重来，城内力不能支，莱阳最终沦陷。
根据记载，薛塽及家族成员原本居住在乡间，崇祯十五年清军侵扰莱阳时，他们临时迁入城中躲避。本以为有城池掩护相对安全，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清军就打了进来。
当时，薛塽的兄长已经去世，他的嫂、侄则跟他一起在城中躲避。在城陷之前，其嫂见已有不支之势，就提前安排了后事。
她告诉薛塽，一旦城破，自己就将投缳守节，可放心不下只有十岁的孩子，如果薛塽有机会逃生的话，希望能带着孩子一起。
薛塽闻后，含泪答应。要知道，他的膝下也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在兵荒马乱之中，带着一个孩子脱身就已非易事，更何况两个孩子一起。换句话说，薛塽在答应带走侄子的时候，心中已经决定“舍弃自己的孩子”。而做这种决定，显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崇祯十六年二月初六，莱阳城破，薛塽之嫂随即自缢（注：县志通篇并未提及薛塽本人妻子的情况，是早逝？还是殉节？还是在外躲避？不得而知），薛塽则带着侄子踏上了逃生之路。而在离开住处之前，他的孩子曾在一旁哭泣。薛塽狠了狠心，无奈地说了一句：“没法管你了（不能携汝矣）。”然后带着已成孤儿的侄子离去。
按照常人的思路，城破之后自然要往城外跑，而要出城，自然需要经过城门。如果敌人从东门进攻，那就从其他的门出城。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城门及周边街道往往会人流涌动，成为招致敌人追击的大目标。以此方式逃生，往往难以成功。
而薛塽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反其道而行之，出门之后并没有跑向城门，而是带着侄子躲进了一座衙门（县志所谓“官司驻节所”，未必即县衙）当中。
在攻城战中，官衙、军营等机构，往往被人视为最危险的地方。但最危险的地方却也最安全，可能清军也没想到会有人“自投罗网”，因此对这座衙门的搜查并不太严格，薛塽和侄子在里面一直隐蔽到晚上，始终没有被发现。
入夜之后，劫掠一天的清军进入营帐开始休息，一方面是在获胜之后放松警惕，一方面也没有久居莱阳之意（甲申之前，清军多次入塞，主要目的是劫掠财富，消耗明朝方面的人力物力，而非直接占领土地），当夜他们在莱阳城内并没有安排严格的巡查岗哨。薛塽趁此机会带着侄子离开衙门，来到了城头。
接下来，就像很多古装剧中的情节那样，薛塽在城垛上系了一条绳索，攀援而下，以此跟侄子一起逃出生天。
待到清军退后，薛塽的经历逐渐被人知晓，人们既感动他的大义，又佩服他的机敏，因此多将其比喻为晋代“弃子救侄”的邓攸（字伯道）而称颂。县志中收录的传记，就是由明末清初莱阳著名文士宋琏亲自执笔。
在传记的末尾，宋琏感叹：“人传其事，咸谓伯道再世。顾伯道终无儿，天不可问；而塽复多子，人又以信天也。”
就以上记载来看，薛塽在后来又生了好几个儿子，可谓“好人有好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