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蒙
土地是万物之母，但土地必须被耕作。
耕作者本来是土地的主人，却被土地奴役，他们的命运只能永远与土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最典型的农民。
那犁耙、锄头、镢头、镰刀、畚箕，连同操作的方式与姿态，世代相袭，几千年没有变。
我的故乡，那片不黄不黑、随着化肥农药日益浸入的薄土地，曾被一代代先祖拼命地索取。而今，它仍然在为我们无私地竭力奉献，仍是我们唯一的生命之源，仍是我们赖以生存繁衍、既不抱太多希求又寄予无限愿景的盘桓之地。
很长时间里，乡村几乎不存在户籍管理，也无须什么户籍管理。“公社化”时期，一个农民从此地迁向彼地，只需对方的生产队长点一下头，便完成了全部的批准手续。然而，正是这种没有表册的无形户籍，把出生在那里的人们牢牢地钉在黄土地上。
脸朝黄土背朝天，是一代代农民最简洁的终生生活写照。
即便是采用落后而原始的生产方式，收获世界上最低的劳动回报，他们也不得不付出艰辛的体力劳作。尤其是农忙时节，超负荷、超强度的抢耕抢插使每个下地干活的农人都处在极度疲惫的状态。
烈日之下、寒风之中的田亩劳作，是与命运的抗争。留在心头的，是永远卸不掉的沉重。
六月，骄阳似火。在滚烫的水田里插禾，人们弯着腰，不停地插着，都被疲惫折腾得像一架架随时可能失去支撑的机器。各种各样粗陋的草帽无法遮挡针芒般阳光的穿刺，农人们似乎都要把头扎进泥水的深处。每个人的手和脚都被热烫的泥水蚀得发白，皮肉松弛得起皱，有的指间开始糜烂。而汗水不停地往下淌，不等手上的污泥涮净，就得赶快揪住被汗水浸染得发白、早已散发着臭味的衣角，往脸上抹一把。
这情景，从高空俯望下去，是诗；而对泥水泡着的人来说，是恨不得即刻就解脱的痛苦。
在我们这些不懂得贫穷、不懂得辛苦的晚生看来，是诗；而在父辈们看来，是劳困。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凡是与土坷垃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认为这话带有夸张。集体化曾把过去农村的生产效率降到了最低，但庄稼人却越发不敢懈怠。
用牛羊都不啃的荆条叶子拌饭，用难以咀嚼的草根熬粥，甚至去挖菜根树叶来填塞发疯的肚子，那滋味谁都畏惧，但很多人又无法逃脱。
生产队没”分田到户“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蹲到泥水里拔扯稻秧，队上没有钟表为你计算工时，只会清数每个人身后或弯或直的秧苗把子。有时在深夜，勉强睡了个囫囵觉却又被可怕的哨子催醒，大家拖着沉重的脚步，强睁起打架的眼皮，走进待插的稻田，那会儿的泥水还没有被晒烫。
紧张的时令如同鞭子，高悬在人们的头顶，只有队干部可以穿着整齐的衬衣和干净的布鞋，到上级那里开会汇报，走他个一天半日。更多的男女劳力只好拼着命在地里劳作，长年累月，他们除了病卧不起，几乎没有逃避的机会。
经历过或目睹过那种田间劳作的人，不会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苦、更累、更漫长、更无奈的辛劳。
遗憾的是，从事这种艰辛劳作的人群却离“劳模”的光环很远。好在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些，至少在那时，他们的最高追求是养活老小，填饱肚子。
官取于民，民取于土。然而，民是活生生的人，土却是毫无知觉的泥尘。
在农耕社会的多少次兵荒马乱中，尖矛或刺刀可以帮助官家强行向百姓索取。但侍弄土地的庄稼人在收割了有限的颗粒之后，不可能再用锄镢从冻僵的泥土中敲打出一粒粮食来。
农家生活所需要的每一颗稻谷和麦粒、每一根瓜豆和葱蒜，都必须靠自己辛勤栽种得来，他们也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劳动之外的收获。
记得我入伍不久，父亲作为军属代表参加过家乡县区的一次会议。信上，除了传递他高兴的心情，还未忘告诉我，大会给每个人发了一条毛巾和一只搪瓷茶缸。对于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农具和田地的父亲来说，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没有通过劳动的意外所得了。
如今，父亲已经彻底地老了，他年轻时那张白净而帅气的脸孔，早已变得一片黝黑，嘴里换上了假牙，脸窝也一年比一年塌陷。唯一没变的是，他的身板还那么直挺。为了清静，他和母亲早已与两个弟弟分灶吃饭。因为弟弟们经常远出打工，两位老人的一切似乎又要从头开始。年复一年，从育种到收割打场，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依靠自己。最为艰难的是，父亲每年都要将二百来斤的稻捆一担担挑上高高的坡顶。
我每次劝父亲时，他总是那句淡淡的回答：“儿子们都在外头做事，又指望谁呢？”再次回家时，我带给他两千块钱，让他们用来买口粮，请求父亲不要再种地了。可他仍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你们在外面也不容易啊！”说这话时，我注意到他那双粗黑的大手有些微微颤抖。
一个七十好几的老人，还在像他年轻时那般刨土为食。
正如父亲拒绝我的理由那样，不止他一个，还有很多人，并且一点退路也没有。
是的，命运决定他们必须与泥土、与自然、与寒天酷暑进行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命运也赋予了他们最大的韧性，一旦这种韧性丧失，他们将失去一切。
庄稼人本来就是伴着苦难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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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话 题
这位已近天命之年的人，回到阔别多年热恋的故乡，他趴在幼时曾经劳作的地方，深深的凝望，他在干什么呢？（有奖竞猜，奖励前五名，公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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