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力田
屋,在这里其实是家的意思。因为有人说,老婆是屋里的。当然家的概念决不是屋,家的含义太广。
其实每个人都有两个家,一个是结婚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时的家,父母是家长;一个是结婚后夫妻组成的家。这里我说的屋就是我为家长时的家,迄今我有过五处屋,也就是说,我曾搬过次四家。
我最早的屋是单位里两间单身职工宿舍,在建立我第一个家的时候,有点像电视剧《岁月》里的主人公梁致远一样,是迫切的,甚至不择手段。
1984年的春天我准备结婚,当然首先考虑的是房子。先是跟原住在那间宿舍的同事调换,我住进那两间屋。然后请求领导把新做的家具放进去,就形成住进去的局面。再请示领导结婚暂住。领导竟同意了。其实那会儿我还不是这个单位的正式职工,是下面县城下属单位的,单位领导决定调我来,一直没批下来。结婚的时候我的户口还在县里。估计领导之所以同意,可能是因为我的媒人是上级主管部门的一把手。
和妻子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把她带到回家,去北京旅行一周,就算结婚了。就这么简单,那时我们才认识7个多月。
我们在单位的职工宿舍住了两年多,当我的女儿快两岁的时候,单位就盖了新楼,还不错,我分了一套46平方的二室一厅,我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在这新家住了两年多,我正式调进这个单位差不多五年的时候,我已经无法忍受这个单位那份死气沉沉的工作。正赶上政府机关公开面向社会招考工作人员,我告诉妻子,我要到机关工作。妻子很信任地说,随你。
1989年5月我参加了区政府的考试,竟然考上了。9月我到新单位报到。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必须搬出原单位的住房。而新单位后一时还解决不了住房。原单位不时催,不在人家那工作,还住人家的房,怎么也是说不过去的。我心里也很急。后来分管领导通过私人关系在环保局给我借了一套住房。
我第二次搬家,住进环保局的宿舍楼。
在环保局仅住了四个月,新单位就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给我解决一套住房。
我拿着钥匙,骑上自行车按图索骥一口气找到了我的新屋,文化宫西街三十三号内十五,打开门,刚刚的兴奋顿时烟消云散。就这?难怪办公室主任说,不大。
三间房还不足二十五平米,还是简易楼,大概就是北京人说的筒子楼吧。一层六户,屋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六家共用两间厕所,一个自来水龙头。这可怎么住啊?
然而没有选择,简单地用石灰水简单刷了一遍,。用妻子的话说,怎么刷的跟鸡窝一样,就不能多刷两遍。没有,不仅仅因为懒,主要是没心情。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我们一家人很快就住进去了,因为屋子太小,不得不把一些家俱处理掉。比如沙发。
小小的二十五平米堆满日常生活用品,还要摆上两个装满书的书柜,那时我正叶公好龙般地爱书。女儿正处在什么都要学的时期,小屋硬是挤下一架电子琴,桌子、柜子下面到处是女儿的玩具。
为了安慰妻子,我一遍遍地说:其实家不是房子。妻子平静地看着我,然后把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不紊。
住进去不久,我们就发现,这里不仅是房子小的问题,住在这里的大多人是最普通的市民,也就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们。我理解大概“贫民窟”就是这个样子吧。
每天下班回来,总看到一楼那个坏了一只眼的老太太,坐在马扎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你,很不舒服。
这里的治安环境很不理想,我们去了没多久,我们楼就发生过一起伤害案件,一个中年男人让一个卖猪肉的女人用刀捅死了,真让人有点胆颤心惊。
有一次妻子下班回家被歹人跟踪,进家后没锁门就上厕所,结果回来发现,钱包让人偷走了。那日妻子的包里有一万元的公款。幸好那人只拿走了装有40多元的钱包,妻子吓得一身冷汗。
还有一次,有贼撬我们家的门,幸好邻居回来,把贼吓跑了。我们看着撬坏的门锁,心里有些害怕,就去旧货市场买了一旧防盗门按上,一阵亡羊补牢,增加一些安全系数。
每天早上厕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不早一些起床,要不就耐心的等待,我时常跑到文化宫去上厕所,我安慰自己就当是晨练。
厕所和下水道时常堵塞,从我们住进去以后,差不多每次都是我们夫妻俩去通,我们专门买了一截塑料水管,一有情况就穿上雨鞋,大干一番。什么也不图,就为了能及时使用。没有人要求我们,我们认为就应该我们干;也没人感激我们,你整好了人们就心安理得地用,慢慢得就成了习惯。还有电路,也是时常烧坏保险丝,也是我们举着蜡烛换好。
那时没有暖气,也没有管道煤气。冬天取暖靠生煤炉子,那种我小时候一直用的那种上下两部分的铁炉子,应该是挺古老的。通在北边屋的大炕上。冬天,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大炕上。如果风向好,气压高,火炉会烧得红红的,可惜的是只有一间屋暖和。如果风向不好,气压低,那可就是很让人头痛的事情。炉子不仅生不着,还会冒一屋子的烟。打开窗出烟就冷,关上窗就冒烟,勉强生着了,夜里还要防着煤气中毒。
为了冬天生炉子,每年的秋天我和妻子都要到山上去拾松树篓,把自行车放在山下,等拾满两袋子,然后一人带一袋穿过大街小巷回到我们的小屋。
在冰雪到来以前还要把煤准备好。这一切就靠我们那两辆自行车。
妻子那辆红车和我的那辆黑车,是我们家很重要的交通工具。用途相当大,上下班自不必说,还要送孩子上学。换液化气。每天差不多,人在哪车在哪。开始的时候晚上扛上楼,后来就干脆放在楼下。可是时常早晨急急忙忙要上班的时候,却发现车时的气门芯被人拔去了。我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理不理解他们总是拔,没有办法我只好买一些气门芯在家里备着,还有打气筒。
夏天就更惨了,屋子是临街厢房,南北不通气,很热。晚上常常被热醒,冲洗一下接着睡,最多一夜要冲洗两次,才能迎来凉爽的黎明。
那简易楼,夏天开着窗睡,就如同睡在马路边,夜里街上行人的脚步声是那么清晰。开始的时候睡不着,后来慢慢习惯了。但还是时常被街上打架殴斗吵闹声惊醒。
大约是1992年春天的一天夜里,我感觉到地震,绝对是地震,要知道我的前一个单位就是搞地震监测的,我懂一点P波S波。当P波过后接着的S波震憾了我的心,望着熟睡中的妻子和女儿,眼泪止不住流下来,都是因为我,她们才住进这破简易楼,因为年代已久,每层都用钢筋拉着,刚刚震动过后,女儿挂在钢筋上乒乓球还在晃。我不敢睡了,我担心有余震,我做好准备随时叫醒她们母女。那一刻我是万分的内疚,我为什么要调动工作?我为什么要住这样的破房子?我自己倒没什么,我不能拖累她们母女。
女儿还小,什么都不懂。妻子呢?从大房到小房、从新房到旧房,她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没有一句怨言。既没说我无能,也没说嫁我倒霉,无怨无悔跟我一起搬煤,跟我一起上山。她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爱是奉献。所以,我不想用贤妻良母去形容她,感觉那太俗太苍白。我只是暗暗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对她好,一辈子对她好。
其实小屋也不全是恐惧、寒冷、闷热的记忆。二十五平米的确太小,无法容纳我们相亲相爱的幸福,歌声、琴声和女儿的读书声,硬是透过墙壁飞向外面的世界。我们春秋天的假日里,两辆自行车载着一家人去西炮台、去南山公园、去大海边,和妻子坐在沙滩上,看女儿快乐地奔跑,期盼着未来的大房子。应该说,二十五平米的小屋给了我决心、力量、追求和希望。
就这样,我们在那简易楼一住就是九年。一生中有几个九年啊,我们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女儿从小学到初中。那时我对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理解得最深刻。
若干年后,在外读书的女儿在一封家书里写到:“我总不由地想到文化宫那个我们住了九年的筒子楼,那条街,那间25平米的屋子,你们俩一红一黑两辆破自行车放在楼道里,和众多的自行车躺在一起,还有那只小炉子,我小时候很想有一天自己生着它,从和煤到摆木头、松树篓,盖上煤到点火。可现在不会有当日当景了,很美好的回忆,因为和你们俩在一起。”
1999年我们那破简易楼要拆掉了,我们单位也盖起了最后一批福利房,我赶上末班车,以三万三千元买下一套八十一平米两室两厅的新楼房,那年五月我们搬进我第五个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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