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

文：张力田

屋，在这里其实是家的意思。因为有人说，老婆是屋里的。当然家的概念决不是屋，家的含义太广。

其实每个人都有两个家，一个是结婚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时的家，父母是家长；一个是结婚后夫妻组成的家。这里我说的屋就是我为家长时的家，迄今我有过五处屋，也就是说，我曾搬过次四家。

我最早的屋是单位里两间单身职工宿舍，在建立我第一个家的时候，有点像电视剧《岁月》里的主人公梁致远一样，是迫切的，甚至不择手段。

1984年的春天我准备结婚，当然首先考虑的是房子。先是跟原住在那间宿舍的同事调换，我住进那两间屋。然后请求领导把新做的家具放进去，就形成住进去的局面。再请示领导结婚暂住。领导竟同意了。其实那会儿我还不是这个单位的正式职工，是下面县城下属单位的，单位领导决定调我来，一直没批下来。结婚的时候我的户口还在县里。估计领导之所以同意，可能是因为我的媒人是上级主管部门的一把手。

和妻子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把她带到回家，去北京旅行一周，就算结婚了。就这么简单，那时我们才认识7个多月。

我们在单位的职工宿舍住了两年多，当我的女儿快两岁的时候，单位就盖了新楼，还不错，我分了一套46平方的二室一厅，我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在这新家住了两年多，我正式调进这个单位差不多五年的时候，我已经无法忍受这个单位那份死气沉沉的工作。正赶上政府机关公开面向社会招考工作人员，我告诉妻子，我要到机关工作。妻子很信任地说，随你。

1989年5月我参加了区政府的考试，竟然考上了。9月我到新单位报到。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必须搬出原单位的住房。而新单位后一时还解决不了住房。原单位不时催，不在人家那工作，还住人家的房，怎么也是说不过去的。我心里也很急。后来分管领导通过私人关系在环保局给我借了一套住房。

我第二次搬家，住进环保局的宿舍楼。

在环保局仅住了四个月，新单位就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给我解决一套住房。

我拿着钥匙，骑上自行车按图索骥一口气找到了我的新屋，文化宫西街三十三号内十五，打开门，刚刚的兴奋顿时烟消云散。就这？难怪办公室主任说，不大。

三间房还不足二十五平米，还是简易楼，大概就是北京人说的筒子楼吧。一层六户，屋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六家共用两间厕所，一个自来水龙头。这可怎么住啊？

然而没有选择，简单地用石灰水简单刷了一遍，。用妻子的话说，怎么刷的跟鸡窝一样，就不能多刷两遍。没有，不仅仅因为懒，主要是没心情。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我们一家人很快就住进去了，因为屋子太小，不得不把一些家俱处理掉。比如沙发。

小小的二十五平米堆满日常生活用品，还要摆上两个装满书的书柜，那时我正叶公好龙般地爱书。女儿正处在什么都要学的时期，小屋硬是挤下一架电子琴，桌子、柜子下面到处是女儿的玩具。

为了安慰妻子，我一遍遍地说：其实家不是房子。妻子平静地看着我，然后把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不紊。

住进去不久，我们就发现，这里不仅是房子小的问题，住在这里的大多人是最普通的市民，也就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们。我理解大概“贫民窟”就是这个样子吧。

      每天下班回来，总看到一楼那个坏了一只眼的老太太，坐在马扎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你，很不舒服。

这里的治安环境很不理想，我们去了没多久，我们楼就发生过一起伤害案件，一个中年男人让一个卖猪肉的女人用刀捅死了，真让人有点胆颤心惊。

有一次妻子下班回家被歹人跟踪，进家后没锁门就上厕所，结果回来发现，钱包让人偷走了。那日妻子的包里有一万元的公款。幸好那人只拿走了装有40多元的钱包，妻子吓得一身冷汗。

还有一次，有贼撬我们家的门，幸好邻居回来，把贼吓跑了。我们看着撬坏的门锁，心里有些害怕，就去旧货市场买了一旧防盗门按上，一阵亡羊补牢，增加一些安全系数。

每天早上厕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不早一些起床，要不就耐心的等待，我时常跑到文化宫去上厕所，我安慰自己就当是晨练。

厕所和下水道时常堵塞，从我们住进去以后，差不多每次都是我们夫妻俩去通，我们专门买了一截塑料水管，一有情况就穿上雨鞋，大干一番。什么也不图，就为了能及时使用。没有人要求我们，我们认为就应该我们干；也没人感激我们，你整好了人们就心安理得地用，慢慢得就成了习惯。还有电路，也是时常烧坏保险丝，也是我们举着蜡烛换好。

那时没有暖气，也没有管道煤气。冬天取暖靠生煤炉子，那种我小时候一直用的那种上下两部分的铁炉子，应该是挺古老的。通在北边屋的大炕上。冬天，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大炕上。如果风向好，气压高，火炉会烧得红红的，可惜的是只有一间屋暖和。如果风向不好，气压低，那可就是很让人头痛的事情。炉子不仅生不着，还会冒一屋子的烟。打开窗出烟就冷，关上窗就冒烟，勉强生着了，夜里还要防着煤气中毒。

为了冬天生炉子，每年的秋天我和妻子都要到山上去拾松树篓，把自行车放在山下，等拾满两袋子，然后一人带一袋穿过大街小巷回到我们的小屋。

在冰雪到来以前还要把煤准备好。这一切就靠我们那两辆自行车。

妻子那辆红车和我的那辆黑车，是我们家很重要的交通工具。用途相当大，上下班自不必说，还要送孩子上学。换液化气。每天差不多，人在哪车在哪。开始的时候晚上扛上楼，后来就干脆放在楼下。可是时常早晨急急忙忙要上班的时候，却发现车时的气门芯被人拔去了。我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理不理解他们总是拔，没有办法我只好买一些气门芯在家里备着，还有打气筒。

夏天就更惨了，屋子是临街厢房，南北不通气，很热。晚上常常被热醒，冲洗一下接着睡，最多一夜要冲洗两次，才能迎来凉爽的黎明。

那简易楼，夏天开着窗睡，就如同睡在马路边，夜里街上行人的脚步声是那么清晰。开始的时候睡不着，后来慢慢习惯了。但还是时常被街上打架殴斗吵闹声惊醒。

大约是1992年春天的一天夜里，我感觉到地震，绝对是地震，要知道我的前一个单位就是搞地震监测的，我懂一点P波S波。当P波过后接着的S波震憾了我的心，望着熟睡中的妻子和女儿，眼泪止不住流下来，都是因为我，她们才住进这破简易楼，因为年代已久，每层都用钢筋拉着，刚刚震动过后，女儿挂在钢筋上乒乓球还在晃。我不敢睡了，我担心有余震，我做好准备随时叫醒她们母女。那一刻我是万分的内疚，我为什么要调动工作？我为什么要住这样的破房子？我自己倒没什么，我不能拖累她们母女。

女儿还小，什么都不懂。妻子呢？从大房到小房、从新房到旧房，她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没有一句怨言。既没说我无能，也没说嫁我倒霉，无怨无悔跟我一起搬煤，跟我一起上山。她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爱是奉献。所以，我不想用贤妻良母去形容她，感觉那太俗太苍白。我只是暗暗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对她好，一辈子对她好。

其实小屋也不全是恐惧、寒冷、闷热的记忆。二十五平米的确太小，无法容纳我们相亲相爱的幸福，歌声、琴声和女儿的读书声，硬是透过墙壁飞向外面的世界。我们春秋天的假日里，两辆自行车载着一家人去西炮台、去南山公园、去大海边，和妻子坐在沙滩上，看女儿快乐地奔跑，期盼着未来的大房子。应该说，二十五平米的小屋给了我决心、力量、追求和希望。

就这样，我们在那简易楼一住就是九年。一生中有几个九年啊，我们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女儿从小学到初中。那时我对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理解得最深刻。

若干年后，在外读书的女儿在一封家书里写到：“我总不由地想到文化宫那个我们住了九年的筒子楼，那条街，那间25平米的屋子，你们俩一红一黑两辆破自行车放在楼道里，和众多的自行车躺在一起，还有那只小炉子，我小时候很想有一天自己生着它，从和煤到摆木头、松树篓，盖上煤到点火。可现在不会有当日当景了，很美好的回忆，因为和你们俩在一起。”

1999年我们那破简易楼要拆掉了，我们单位也盖起了最后一批福利房，我赶上末班车，以三万三千元买下一套八十一平米两室两厅的新楼房，那年五月我们搬进我第五个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