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岸云沙
前几天母亲住院,我下楼买饭回来时遇到“大婶子”,她正往住院病房里走,我喊她一声“大婶子!”。她看到我很高兴,问我怎么啦。我告诉她母亲住院,她说晚上她要加班,正好可以来陪我母亲说说话。
我问她加到几点?她说十点。说着话便随我一起去病房看我母亲。她还是那么瘦,穿着医院打扫卫生的统一制服,头发已花白,扎着一只马尾,面色无光,笑起来也有一种苦相。每次看到她,我都会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来。不一样的时代与经历,却有着同样苦逼的艰难与无奈。
“大婶子”虽已离婚十年,我们仍延习着之前老家的叫法,不然,总不能直呼其名吧。她没再婚,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女儿在城市里打工,前一年大女儿不到二十岁便已早早结婚生子,离开了她,现在只剩下她与小女儿一起生活了。她在医院做保洁员,一个月工资1200元,去掉150元的房租费,剩下一千零五十吃饭、供小女儿上学。在城市里生活,这点钱根本不够花。
去年夏天我被车撞伤住院的时候,刚好在“大婶子”保洁的那幢楼里,大婶子说再过一年小女儿上高中就要花钱了,大女儿刚刚生了孩子,组建新家庭,也不能老伸手向她要钱,既便她要给,还要顾及她女婿与婆婆。
所以她决定等放暑假时,让小女儿来医院开电梯,挣几天钱,她回家去与”大叔”打官司,要回被”大叔卖掉的地,用来种庄稼,也能缓解一下生活的压力。她说:我们娘俩总要吃饭呀。我出院之后来嘉祥陪读,期间接到大婶子一次电话,她怯怯的说:我不是要你帮我出主意,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觉得官司能打赢吗?
我只好鼓励她:只要你有地契,应该能打赢吧?她说当初大叔把地卖给村里人了,卖一万块钱,给人家要地,人家就要钱,钱让大叔花了,再说大叔也认识法院里的人,大叔说了,官司打不赢。我不知怎么安慰她,喏喏了半天,挂了电话。挂掉电话,我松了一口气,然而又觉得心里压了块石头似的,不舒坦。
关于她小女儿上高中的事,我告诉了五姐,五姐一直有在支助亚孤儿或者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书,五姐说如果孩子能考上高中,她愿意支助,但不想让她知道,怕她难为情,央我作个中间人。
我告之大婶子此事,她很高兴,打了几次电话问我都需要什么手续,准备什么。我说到时再通知她,因为还早。孩子上学是我哥哥的朋友帮忙安排的,据朋友说孩子不学习,贪玩。每次被叫家长,大婶子都一副逆来顺受的苦相,让人觉得可气又可怜,孩子不争气,久了也就不大管了。
这一次见面,我问她孩子学习怎么样,她有点灰心地说:“如果考不上高中,上个技校也得上啊。现在她要补课,我就加班,给她挣补课费”。加班四个小时给二十块钱,说起来医院也是够黑的。补一节课一小时大合堂是六十,一对一就是一百或二百不等,要加多少班才够补一节课的呢。
年前她打电话给我哥哥借钱,借一千,哥哥给了她一千五。有道是救急不救贫,任何的救助都是有限度的。自从离婚,小女儿便再没见过父亲了,大叔再婚离婚又再婚的,实在无暇顾及这亲生的骨肉。
夏天的时侯我见过她一次,已长成亭亭玉立大的大姑娘了。穿得很讲究,与城市孩子无二,寡言少语,神情淡漠。很容易让人想到,家庭的不健全,缺少父爱,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是潜移默化的,她也会叛逆,也想与其他孩子一样过衣食无忧的生活,有一个温暖的家。她的对人的淡漠表现在她没有安全感。
这些年大婶子不容易。没什么文化,小学三年级都没有上完,找不到什么象样的工作,人又老实,挣钱不多,她所能给予孩子的只有温饱。大女儿技校毕业,早早嫁了人,小女儿大约也要步其后尘了。我们所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因为该负责任的是大叔,而不是我们。
大叔与哥哥、二哥一起长大,我亦随他们一起玩耍,感情是很深的,但是再深的感情也挡不住人事的变迁,三十年间,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世事难料,每个人生命的轨迹都在发生着变化,有些人按部就班地往前走着,有些人脱了轨,再也不同路了。
下午与二哥打电话说起大婶子的事:昨晚大婶子打电话问我在哪?我说在嘉祥陪读。她说找我有事,听到我说没在家,又说没什么事了。我想她大约是想借钱又不好意思开口。二哥说这也不是办法呀。这么多年哥哥与二哥也没少帮了大叔。人情如纸,越帮越薄。到底是心都远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谁帮谁都是情分,不帮了就没情分了。
老董说不如你劝大婶子换个挣钱多的工作,去澡堂搓澡或者去捏脚,让她打开思路,转变一下观念。大婶子长得也不丑,打扮一下还是很年轻的。夏天的时候我也劝过她,可是她说在医院做保洁一是方便照顾小女儿上学,二是离租房处近。我自己的想法是:她其实是害怕改变的,对陌生的未知的环境充满着恐惧,所以让她突破也很难。
有时觉得大婶子很坚强,有时又觉得她这种坚持太苦了。她善良而又懦弱。半辈子饱经风霜,却不知生活的出路在哪里。在城市纵横的钢筋混凝土的河流中无止休的挣扎,像一叶浮萍,找不到可落脚依靠之处。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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