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岸云沙
前几天母亲住院，我下楼买饭回来时遇到“大婶子”，她正往住院病房里走，我喊她一声“大婶子！”。她看到我很高兴，问我怎么啦。我告诉她母亲住院，她说晚上她要加班，正好可以来陪我母亲说说话。
我问她加到几点？她说十点。说着话便随我一起去病房看我母亲。她还是那么瘦，穿着医院打扫卫生的统一制服，头发已花白，扎着一只马尾，面色无光，笑起来也有一种苦相。每次看到她，我都会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来。不一样的时代与经历，却有着同样苦逼的艰难与无奈。
“大婶子”虽已离婚十年，我们仍延习着之前老家的叫法，不然，总不能直呼其名吧。她没再婚，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女儿在城市里打工，前一年大女儿不到二十岁便已早早结婚生子，离开了她，现在只剩下她与小女儿一起生活了。她在医院做保洁员，一个月工资1200元，去掉150元的房租费，剩下一千零五十吃饭、供小女儿上学。在城市里生活，这点钱根本不够花。
去年夏天我被车撞伤住院的时候，刚好在“大婶子”保洁的那幢楼里，大婶子说再过一年小女儿上高中就要花钱了，大女儿刚刚生了孩子，组建新家庭，也不能老伸手向她要钱，既便她要给，还要顾及她女婿与婆婆。
所以她决定等放暑假时，让小女儿来医院开电梯，挣几天钱，她回家去与”大叔”打官司，要回被”大叔卖掉的地，用来种庄稼，也能缓解一下生活的压力。她说：我们娘俩总要吃饭呀。我出院之后来嘉祥陪读，期间接到大婶子一次电话，她怯怯的说：我不是要你帮我出主意，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觉得官司能打赢吗？
我只好鼓励她：只要你有地契，应该能打赢吧？她说当初大叔把地卖给村里人了，卖一万块钱，给人家要地，人家就要钱，钱让大叔花了，再说大叔也认识法院里的人，大叔说了，官司打不赢。我不知怎么安慰她，喏喏了半天，挂了电话。挂掉电话，我松了一口气，然而又觉得心里压了块石头似的，不舒坦。
关于她小女儿上高中的事，我告诉了五姐，五姐一直有在支助亚孤儿或者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书，五姐说如果孩子能考上高中，她愿意支助，但不想让她知道，怕她难为情，央我作个中间人。
我告之大婶子此事，她很高兴，打了几次电话问我都需要什么手续，准备什么。我说到时再通知她，因为还早。孩子上学是我哥哥的朋友帮忙安排的，据朋友说孩子不学习，贪玩。每次被叫家长，大婶子都一副逆来顺受的苦相，让人觉得可气又可怜，孩子不争气，久了也就不大管了。
这一次见面，我问她孩子学习怎么样，她有点灰心地说：“如果考不上高中，上个技校也得上啊。现在她要补课，我就加班，给她挣补课费”。加班四个小时给二十块钱，说起来医院也是够黑的。补一节课一小时大合堂是六十，一对一就是一百或二百不等，要加多少班才够补一节课的呢。
年前她打电话给我哥哥借钱，借一千，哥哥给了她一千五。有道是救急不救贫，任何的救助都是有限度的。自从离婚，小女儿便再没见过父亲了，大叔再婚离婚又再婚的，实在无暇顾及这亲生的骨肉。
夏天的时侯我见过她一次，已长成亭亭玉立大的大姑娘了。穿得很讲究，与城市孩子无二，寡言少语，神情淡漠。很容易让人想到，家庭的不健全，缺少父爱，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是潜移默化的，她也会叛逆，也想与其他孩子一样过衣食无忧的生活，有一个温暖的家。她的对人的淡漠表现在她没有安全感。
这些年大婶子不容易。没什么文化，小学三年级都没有上完，找不到什么象样的工作，人又老实，挣钱不多，她所能给予孩子的只有温饱。大女儿技校毕业，早早嫁了人，小女儿大约也要步其后尘了。我们所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因为该负责任的是大叔，而不是我们。
大叔与哥哥、二哥一起长大，我亦随他们一起玩耍，感情是很深的，但是再深的感情也挡不住人事的变迁，三十年间，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世事难料，每个人生命的轨迹都在发生着变化，有些人按部就班地往前走着，有些人脱了轨，再也不同路了。
下午与二哥打电话说起大婶子的事：昨晚大婶子打电话问我在哪？我说在嘉祥陪读。她说找我有事，听到我说没在家，又说没什么事了。我想她大约是想借钱又不好意思开口。二哥说这也不是办法呀。这么多年哥哥与二哥也没少帮了大叔。人情如纸，越帮越薄。到底是心都远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谁帮谁都是情分，不帮了就没情分了。
老董说不如你劝大婶子换个挣钱多的工作，去澡堂搓澡或者去捏脚，让她打开思路，转变一下观念。大婶子长得也不丑，打扮一下还是很年轻的。夏天的时候我也劝过她，可是她说在医院做保洁一是方便照顾小女儿上学，二是离租房处近。我自己的想法是：她其实是害怕改变的，对陌生的未知的环境充满着恐惧，所以让她突破也很难。
有时觉得大婶子很坚强，有时又觉得她这种坚持太苦了。她善良而又懦弱。半辈子饱经风霜，却不知生活的出路在哪里。在城市纵横的钢筋混凝土的河流中无止休的挣扎，像一叶浮萍，找不到可落脚依靠之处。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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