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加雷
再次路过那片农田的时候，庄稼已经是一片金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躬身劳作的场景。
我从小是吃自己种的粮食长大的，对秋收的记忆可谓根深蒂固，甚或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
每年的秋收，留给我的除了丰收的喜悦，更多的则是身心的疲惫和黝黑的皮肤。那时的苏北，收割机还属于高档的奢侈品。手头拮据的农民，谁家也不舍得去花钱雇人、雇机器。于是一到农忙，几乎是“各家自扫门前雪”。
学校操场边的那棵大杨树上，当一片片叶子随风悄悄落下的时候，一年一度的“秋忙假”也就如约而至。班主任来到教室布置完最后一道“秋忙假作业”后，我们的假期也就正式开始了。
天还没亮，我们就被爷爷“沙沙”的磨镰声吵醒了，趁着早上凉快，早饭也不吃，揉着惺松的眼睛，跟着大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最不争气的就是我那双手，每年快到秋收的季节，双手就鬼使神差般地蜕起皮来，一层接着一层，往往上层皮还没蜕完，新的小白泡就开始了蠢蠢欲动，此起彼伏。直至十个手指蜕得像剥去包装皮的火腿肠（当然，那时候我们是没见过火腿肠的）。
伸开左臂，一搂；右手的镰刀向前一伸，再往后使劲一拉；镰把垫在下面，左臂趁势把麦=豆秸一抱，铺到地上。然后再上前上步，一搂、一伸、一拉、一抱，周而复始……手中的镰刀钝了再磨、磨了又钝；手套先从左手食指开始破洞，然后中指，直到最后只剩下手心和手背上的两张布片，再后来干脆就赤手空拳。
我那双“火腿肠”般的小手，直到现在也没能磨出茧子。除了血泡，就是蜕皮后潜伏在“火腿肠”里的血丝。
正午的骄阳异常火辣，从家里抬来的一桶绿豆汤很快就见底了，无法忍耐的干渴迫使我扒在水沟或小河边（真奇怪，那时的河水是清的），用散发着水草“清香“的河水把肚皮撑得鼓鼓的，然后再肚子“咣当咣当”地回到豆地里，继续挥汗如雨。
眼看着一块自留地快要割完了，我们小孩子便可以偷偷懒，顺手在豆地里拔下十几根豆稞，猫腰到地头沟边，从爷爷的上衣服口袋里搜出火柴，抱上一抱干点的豆叶。一缕缕炊烟过后，沁人心脾的豆香便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如今。大人一般是不责骂我们的，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们不要引燃了地里的庄稼，嘴脸上的黑灰当然也要洗净。
当最后的一抹晚霞从天边消失的时候，我们也该收工了。大人们装上满满一平车小山似的豆子，拖着疲惫的身躯，我大多是坐在“移动的豆垛”上，摇摇晃晃，往往还没到场里（我们那读二声cháng），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豆子一割完，紧接着就是用平车一车车地把它们拉回去，体重还不足40千克的我是拉不动平车的，只能跟在车后，蹶着屁股推车子。最远的地到场（cháng）里来回要5公里。就这样，一趟、一趟，我低着头，看不到前方，却一路向前。
辚辚车轮，碾过我的童年，又碾过我的少年……
打场（cháng）了，有人家用脱粒机，也有人家用碌磙轧。我家则是先用脱粒机脱，脱过再用路磙轧。这样粮食脱得干净，豆秸还可以喂羊。等脱粒机是要排号的，谁家也不想让到口的粮食再遭遇雨水，于是通宵达旦地脱粒便成了老家秋收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灯火通明、人影攒动，劳累了一天日人们，在作最后的挣扎。青春年少的我当时晚上特别有精神，也可能是夜晚少了白天的酷热，干起活来特别有劲。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一直抱到东方欲晓。（不知道我现在经常整夜失眠是不是那时训练出来的？）
精神恍惚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常常遇到邻居惊诧、微笑的目光。到家对镜子一照，才知道自己已变成历史课本上的“非洲黑奴”。
少则五天五夜，多则七天七夜。如果再赶上不期而遇的秋雨，整个忙季，你真的要彻夜无眠了。
当时的我家是全村人口最多的，庄稼地当然也是第一。往往人手不够，我只能辛苦那帮难兄难弟般的同学了。先果、先运、风雷、志领、陈泰、仇涛、吉斌、小花（居然忘了学名，惭愧！）……一张张亲切、熟悉、稚嫩的面孔，一个个青春、年少、强健的身姿。
斗转星移，寒来暑往，光阴荏苒。离家多年的我，无论漂泊在何地，也无法忘却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亲身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磨砺与苦难之后，我加倍地珍惜那段苦乐年华。
躺在城市鳞次栉比高大的水泥建筑物里，常常被无休无止的秋收梦魇累醒；走在山间蒿草丛生的小路上，十指不安份地抖动，总想去搂、去割、去抱眼前的那些高杆植物。那态势就像卓别林到处追赶着拧螺丝。
我的某一根神经至今仍停留在童年的贫困与少年的痛苦之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