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涛
图：来自网络
我们家住在村子的最东头，房子不好但也是一个四合院，大门朝东。门口是一片自留地，足有一亩。在往东便是生产队里的大田。
自留地全部种的桃树，那几年也多亏了这些桃树才养活了我们居家老小，我们家的桃树不施农药化肥，用的是柴灰粪便和豆饼掺在一起发酵后的土杂肥，结的桃子又大又甜。用豆饼代价高，母亲说，果树也通灵性，你舍得养它它才舍得养你。一连好几年桃子大丰收。
桃子熟了正好也放麦假，卖桃子是我和父亲的活。天不明，父亲就套上马车，车箱里装满桃子，带上几个豌豆面的卷子。父亲驾车把，我牵骡子，我们走街串巷，选在村子的一个路口，父亲几声吆喝，一些男男女女挎着粮食来换桃子，那是我和父亲最喜悦的时刻。桃子水性大，成熟很快，一夜之间说烂就烂。因此，刮风下雨的天也得去卖。
下雨的天气，我和父亲每人披一块白色透明的塑料布，深一脚浅一脚趟在泥水里。这样的天气桃子不好卖。尽管身上冷得发抖，我们也得坚持卖完。只是不和人讲价钱了，给钱就卖，给粮就换，不管啥粮食都要。
车箱里有几个麻袋，盛着几种粮食。有年纪的人围上来了，父亲就干脆送他一些熟透了的。人家也过意不去，回去送桃子时再拿粮食过来，或者给端两碗热乎乎的面汤让我和父亲泡馍吃。那年我十一岁。
父亲做了二十多年生产队长，没见着对我们家有什么好处，反而对自己家里人特别严厉。有一次我跟着几个孩子去地里拾麦子，拾麦子太麻烦，几个小伙伴一商量，就去大田里揪了一蓝子麦穗子，结果被看庄稼的人发现。
父亲没有惩罚那几个孩子，说是我带头损坏生产，是母亲管教不严。对干部家庭要严加惩罚，开生产大会时，罚了我们家仅有的一簸箕小麦，在大会上点了母亲的名字。我不服，和父亲哭闹，被父亲打了一个巴掌。
那是我长这么大父亲唯一的一次打我。那几年，我们家几乎年年被人家报复，不是自留地里的麦子在刚刚甩穗时被人割去了穗头，就是我们家的小狗，小鸡被人用农药药死。后来的一次，竟然给我家造成几乎毁灭性的灾难。
一个春天的早上，因为想看桃花，我起得最早。当我打开大门，一股浓厚的清香夹杂潮湿的甜味钻进我的鼻孔里。眼前是漫天的一片粉红。我被染成了粉红的小人儿。
于是，欣喜若狂，在桃花层里撒欢，我个头小，看着一朵朵娇妍的花儿，不知所措，大声地喊着我的母亲。“娘，娘，快来看花，都开了，都开开了呢。”
然而，在我一低头的刹那，我愣住了，满园子桃树的根部全被扒光了皮，一棵都没剩下，像裸露的一片白骨，白花花的凄惨。我大哭着去叫父亲，父亲看到后啥话没说，赶紧去了公社报案。
母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一年的收成啊！这可是我们居家七口人的希望，还有我和三个哥哥的学杂费，都指望着桃子的收成（那时我的大哥已经当兵在外）。就这样泡汤了。
母亲看到眼前的一幕，实在受不了残酷的事实，顿时失去理智疯了，口吐白沫，两只眼直瞪瞪射出两道寒光，她披头散发，声嘶力竭。看见谁就咬谁，而且是致命的咬。
我当时不懂，靠近母亲时，她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就咬我的胳膊，幸亏我的三哥在场。不然，我的小命就报销了也不好说。我害怕极了，只能远远的看着母亲嘤嘤地抽泣，像一只被母羊遗弃的羊羔。
父亲报案回来时，后面跟着几个骑自行车的公社干部和公安人员。桃园被戒备起来了。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几个穿制服的公安一会儿拍照，一会儿量鞋印，验鞋印，封锁村子里的每一个路口，不让任何人出村。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了十几天也没有弄出一个结果。
紧接着，父亲和三个哥哥都忙着给母亲治病，我成了没人问的流浪儿。我在门口的麦秸垛里——母亲平时烧柴掏的一个窝里睡了半个多月，等父亲腾出时间发现我时我已经高烧几天，又喘又咳。从此，落下支气管炎的病根，不能受凉，一受凉就憋的喘不过气来，夜里睡觉也只能靠着很高的棉被睡。
经过半年的治疗，母亲已经恢复正常。而我的身体越来越弱，咳喘越来越重，整夜整夜不能睡觉。憋的实在受不了，母亲就背我去大队诊所里打一只小针，打完针立刻见效，可是撑不长，等药力一过咻咻的憋得更加厉害。
那时我已经辍学。有医生告诉母亲，说气管炎不好治。父母无奈，有病乱投医，经过多家医院治疗，各有各的治疗方法。而且越治越严重。因为吃串了药，我的脸肿的像一个圆圆的气球，嗓子被烧坏了，咽东西时如撕裂一般疼痛。肠胃也坏了，排出的大便是黑色的稀水，奇臭无比。医生又按一种叫阿米巴痢疾的病治疗，很快我失音了，滴水不进。
生命垂危时，我进入弥留状态。但我心里是清醒的。母亲每天嚎啕大哭，哥哥们都以为我要死了，不去上学天天陪着我。只有父亲是沉着的，他坚持给我治疗。直到县人民医院下了逐客令父亲才面对现实。那时，我觉得我已经被判了死刑。
人之将死，到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也懂了很多事。对于死亡有了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让母亲趴在我的脸上，听我对她的一些交代。我努力地想发出声来，可是无论我用尽所有的气力都无济于事，母亲只看我的口型，似懂非懂地点头，无论我说什么母亲都是应允的。
母亲泪水大把大把地泛滥。我想告诉母亲不要把我扔在乱葬岗子里，要把我埋好，埋的结结实实的，我害怕被狗扒出来吃掉。因为我家的东北角处有一个乱葬岗子，没有长成人的小孩不能入土，夭折了都是扔在乱葬岗子的树林子里。这就是我和母亲作了最后的生死离别。然后，谁再喊我，摇晃我，我都不再睁开眼睛，就等着死神来接。
不知过了多久，我又活过来了。大概是个早上，父母亲蹲在院子里和几个人说我的病情。我听出来其中有西头表大娘的儿子敬征哥的声音。
敬征哥说：“大叔，说啥不能放弃，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去部队找老大去。”
“老大”是我的大哥，在部队医院里做干事。干事是很小的官，没有多大权利。
父亲说:“孩子刚提干，不能影响他。”
敬征哥急了，“我的大叔，都到什么时候了，咱是看病，又不是走亲戚，能影响他啥，救人当紧。”
父亲的犹豫母亲也看不下去，她说，“不行给大儿先发个电报？”那时最快的通讯方式就是电报。
父亲抽噎着说“万一死在半路上咋办？几千里路，总不能把她扔在山沟里去。”父亲的哭声撕心裂肺。
我想对他们说不要争执了，我哪里都不去，可是无论我怎样挣扎都说不出来话。
敬征哥说：“我去县城买火车票，然后再拍电报，你们准备准备。赌一把吧大叔，死马当成活马医，治好了是她命大，治不好咱对起她了。”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敬征哥买票回来了，说是下午六点半的火车。敬征哥和我的三哥赶马车送我和父亲到车站的。我迷迷糊糊的躺在马车上，不知道是怎么上的火车。
只觉得火车箱里到处都是挤满的人腿。我不能坐，父亲在座位的下面铺了一个麻袋，我就在那个麻袋上躺了一天一夜，走了几千里路。
后来，我曾给父亲开玩笑说，“如果我那时死在火车上，是不是就把我装进麻袋里扔到车窗外面去了？”
父亲说：“我就是背也得把你背回家来的。不过，你还得感谢一个人，不是他我和你娘还真没有主心骨了。”
这是父亲的心里话。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着一些让你记着并感动着的人，那他们一定是你最值得敬仰着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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